三、西方媒体报道的相对客观
汶川大地震报道的开放性不仅受到了国人的好评，也赢得了西方媒体的尊重。西方人的价值观崇尚人道和博爱，中国人讲究“仁”、“义”。在这种价值认知中，有着相同点。这也就形成了在灾难面前，在生命受到严重侵害的大事件面前，西方人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尊重，对营救生命的人的尊重。
这次地震采访报道的开放的结果是，100多家境外媒体的300多名记者涌进灾区。《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马克·麦格尼尔一听到消息便赶往北京机场，登上去四川的飞机，从重庆到成都再到重灾区都江堰，花了8个小时，在5月13日便发回第一篇稿件。“没有阻挠”，马克说，只要道路能通，记者就可以进去。路透社记者葛艾玛到映秀镇采访，过去24小时中她只吃过饼干和花生，采访时灾民送给她一碗热面，使她“满心不安但充满感激”。[3]
尽管由于中西方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原因，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但是在地震报道中，大部分国外媒体进行了公正和及时的报道，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号召力、对中国人民的临危不惧给予了客观评价。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13日刊登了《中国的地震报道出奇地透明》一文。文中说：“这一次中国对大地震的反应让外界相当地吃惊，因为她的反应速度之快让外界非常地吃惊，透明程度也让外界非常地吃惊。”“中国的每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全程地跟踪到这次地震灾难的每一个画面，比如说小女孩在瓦砾中被救起，救援人员的部署和政府下一步的决策等等。”
即使是一直对中国不太友好的《华盛顿邮报》在5月14日的报道中也说：“在中国的网络社区和聊天室里，随处可见对政府应急反应的赞美之声。”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对温家宝总理在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安慰被掩埋在废墟下的群众都作了详细报道。
开放的报道政策，让一贯喜欢用自己的双眼发现新闻的西方记者通过自身感受写出报道，传达受众。而西方媒体的受众也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报道方式。试想如果没有报道的开放性，西方记者只能绕开政府，通过各种途经寻找新闻的突破口，虽然也能做出文章，但是在客观性和可信度上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受到阻挠的西方记者这时很可能会做出恶意推断，而在恶意推断下的报道其结果可想而知。
与西藏“3·14”事件时的报道相比，这一次的开放和透明，不但让“中国媒体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4]。
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媒体进入灾区自由采访的过程，也是一种与中国媒体交流的过程。通过这一次经历，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在今后的合作交流中，如何在一些普世价值原则比如人道主义原则上相互借鉴，在国家形象的树立过程中为我所用。
四、突发事件报道机制的形成
灾难面前，每一家媒体都以最快的速度争取主动。但是，仅仅靠快是不够的，因为灾区范围广大，如果一个记者到达灾区后，没有后方指挥调度，只能像一粒沙子随处飘扬，写出来或拍摄出来的东西虽然有新闻点，但很可能没有系统性。所以说，在大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面前，一个良好的机制十分关键。
有了良好的机制，前方采访的记者才有目的性，才能有的放矢；有了良好的机制，报道效果才能实现“良性到达”，媒体和受众方能满意。通过这次的地震报道，突发事件报道的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编采融合与报网融合两方面。
在这样开放性的报道采访中，一家媒体如果想做到“独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求策划的独家。新闻报道策划需要制订报道的指导思想、报道思路，然后深度分析、广泛采访、形成合力。尽管事件是“突发”，但一样可以逐步策划。如央视滚动播出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一方面派记者奔赴灾区，另一方面联系四川灾区各省市电视台记者，征集信息，并根据信息制订下一步报道计划。从挽救被压在废墟里的群众，到灾后安置重建；从灾民自救到官兵、全国人民救助，一个个选题自然切换，形成良好的报道效果。
由此可见，在以“开放”为前提的报道过程中，前方记者采访固然重要，但后方编辑因为人员众多，集思广益，可以形成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如在资料的准备方面，可以为记者提供背景材料，对当前的事态发展和舆论动向进行判断并加以指挥。当然这种编辑和记者的配合也离不开一些必要的保障措施。这次地震过程中，一些地区通信中断，而有的媒体因为有卫星移动电话，就可以保证采访的顺利进行。总之，只有编采融合，做出来的报道才是有连贯性、有竞争力的，而不是无序的、随意的。
报网融合再一次证明了不可逆的趋势。由于先天的优势，网络在与网民互动方面担负了重要角色。人民网“强国论坛”和“强国博客”分别设置了地震专区，推出“众志成城，网友心系灾区”、“我流泪，我记录——地震中那些最让我感动的人和事”、“为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孩子重建一个家”等专题，从不同角度引导网民讨论。
人民网在此次地震报道中与《人民日报》记者的合作堪称深入。他们在互动合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通过报纸记者向网络记者的转变、记者报道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使报纸和网络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5]
无论从技术的发展，还是从新闻报道的创新途径看，报网融合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有相互融合、相互借鉴，才能发挥各自优势，才能实现报道效果的最优化。“对于传媒而言，基于不同终端载体的介质和特点，进行一体化的内容框架设计，并且使其相互之间建立联系，既能使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又实现了内容产品的差异性和优势互补，可以有效地架构产品链，形成‘长尾’效应，对于扩大媒介的市场份额、增强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社会而言，内容重整实际上是以更强大的内容生产平台完成了新闻采集的‘融合’，同时又以多种终端载体实现了内容产品的‘分流’，为受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信息与服务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媒介的重复生产与资源浪费。”[6]
汶川大地震报道的“开放性”给中国的新闻传播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产，但这只是开始，未来这种“开放性”的影响仍将继续。
〔鲍丹禾：《北京青年报》编辑，中国传媒大学2008级博士生〕
[1]李本乾、张国良：《中国受众与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2]张研农：《大灾大考中的舆论引导》，《新闻战线》2008年第7期。
[3]http：//www.nxtv.cn/class/blog/2008-5/26/n112151517.htm
[4]李春冀：《成熟·自信·忠诚——从汶川地震报道看中国媒体的变与不变》，《新闻战线》2008年第9期。
[5]陈智霞、周贺、高云虹：《从人民网“5·12”抗震救灾报道看网络媒体主流化》，《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
[6]蔡雯：《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新闻战线》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