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提到法治，总觉得它是在国家的某些机关推动下而形成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法治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的民众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的普遍规则，自觉遵守是法治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法治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好的法律，另一个就是法律要得到普遍的遵守。”这个见地是很深刻的，不仅在当时有效，在今天也有效。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仅仅有一大堆法律但却根本得不到遵守，那怎么能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呢？其实这正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我们的法律规定很多，可以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并不是法治的充分必要条件，法治的实现必须依靠人们对于法律的遵守。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绝对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们的自觉，而不是依靠国家的推进，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依靠国家的力量而让法律得以实现的比例也是相当微不足道的。所以在法治进程中，国家的作用在于培育人们的自觉意识，从而使人们去主动遵守法律的规定，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法治的时候不要将目光仅仅局限在国家和政府的身上。即使要局限在政府身上，那也是要看政府是否遵守规则，而不是看政府如何去管理别人。
法治的关键在于人们的自觉，在于人们是否有着强烈的规则意识。而人们的规则意识却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育成熟的，是在与国家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就要求国家机关首先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的国家机关即使老百姓天天与其打交道，也培养不起来规则意识，相反，它们还会破坏人们的规则意识。
法院是与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贴近的，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与司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赞扬清官，将清官看做是他们的救星，而这些清官“救星”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在司法活动中树立起来的。包拯、海瑞，他们主要是作为一个法官的形象留在了人们的心目中，其他的人比如王安石，他是一个公正的改革家，却难以像包拯那样存在普遍的社会认同。可以说，司法造就了老百姓对法律的印象。普通百姓不会去大量地阅读法律著作，不会去理性地培育法治观念，他们只能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地培育自身的法律意识，而这个培育过程往往取决于司法机关本身的运作状态。一个运作正常，能够按照法律进行审判的司法能帮助人们培育法治所需要的规则意识，进而使得人们在生活中积极主动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将对法律的遵守看做是自己日常生活的根本需要。一旦认识到遵守法律是生活的需要的时候，人们的法治观念也就得到了落实，从而不再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
司法认同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国家所必需的。只有司法取得认同，一个良好的法治秩序才可能形成，人们才能主动地遵守法律。我们在努力追求法治的过程中，应该有三个基本路向来克服我们这个社会法治的不足，一个是市民社会，一个是人的观念和意识，一个是国家的行为。司法认同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既然国家已经下定决心要推动法治建设，那么就应该首先从完善自己的机关行为入手，不要首先对老百姓提要求，只有首先自己做到法治所要求的标准，然后才有资格去要求老百姓。中国古人讲得好：“其身正，则不令而行。”中国人历来都有一种“看上”的习惯性倾向，如果上司真的做到了符合法治的标准，破坏法治的下司和老百姓一定会减少。
司法所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它必须做到表率，然后才能对老百姓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法治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上行下效”，而这或许是形成良好的法治状态的中国式基石。完善自我恐怕是目前中国司法审判机关的当务之急。
二、如何取得司法认同
司法能否取得认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判决的公正、说理的严密性、是否符合社会已有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了对人的尊重等等。
但在这众多的因素中公正应该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只有公正的司法判决才能使司法取得民众的认同，如果司法判决不公正，它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认同。司法的公正就是要做到两个方面的保证：首先，一个案件要得到公正的判决，需要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准确无误，如果事实错误，审判就不可能公正。事实认定错误必然意味着法律的适用错误，在事实错误认定的情况下，司法公正永远不可能实现。其次，一个公正的判决还需要适用法律正确，如果事实认定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那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判决。法律的适用是个解释与论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有一些简单的法律次序的规则要求，更重要的是解释与论证，只有这样作出的司法判决才是有说服力的。如果司法判决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么司法难以取得认同。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司法的绝对正义与公平是很难达到的，司法的公正总是要打折扣。尽管任何一次不公平对当事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但它却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认识能力的不足将可能导致法官对事实的把握和认定达不到完全的客观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司法能够实现完全的正义。但是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司法不公平仍然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而故意的司法不公，以及大量选拔低素质法官所可能导致的司法不公却是人们难以忍受的。中国的司法在一定范围内腐败现象是很严重的，和法官关系好的人、与某位领导是亲戚的人在司法审判中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或者逃脱该判的死刑。这种司法腐败是人们难以忍受的，它是破坏司法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的罪魁祸首。另外，中国法官的素质让人不能乐观，以至于在司法审判中笑话百出。有些法官将不该被判处死刑的人判了死刑，甚至将一个根本无罪的人判了死刑，在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有时，法官的判决还受到权力的左右，使得人们很难真切地感受到法律所具有的严肃性。我们必须寻求司法公正的路径，从而使得司法审判能够在百姓的心目中具有良好的权威，进而取得百姓的认同。
取得司法认同除了理论上要求法官做到公正外，还要求法官能够在司法判决中作出严密的说理性论证。论证是保证司法公正、保证司法认同的重要前提，一个有着严密论证的判决实际上是以说理的方式向世人表达了对于正义的渴望。论证与说理是认同型司法所必需的表达方式，司法必须在说理当中表现对正义的追求。
一个人要想说服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否则就只能依靠强力使他人服从自己。司法审判活动也是如此，它是一个说理的过程，不能动辄告诉民众：“我们是用法律说话”。用法律说话，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威严。其实真正优良的法律必然是与一定的价值相关联的，而这些价值就构成了法律的合理性基础。合理的法律是符合情理的，说理的司法也必然是与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价值世界以及生活本身的规则性要求相契合的。法律的合理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自身的合理性，即法律在形式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是外部合理性，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与外部世界的规则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逐步自然生成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单纯的创制。司法行为的合理性一方面要求法官遵守法律的规则，另一方面要求法官从逻辑、价值、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论证。这样的司法行为才能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尽管在司法审判活动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权力印记，但从本质上来说司法不能依靠权力让人服从或信服，而必须依靠司法说理的本性。动辄以武力的威胁而让人屈从于法律的行为，与现代法治的说服力价值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司法是法律论证的中心环节，也是与老百姓最相关的环节，只有深切地把握这样的司法特性，我们才可能在实践当中把握司法运行的本质特征，才能去自觉地推动法律的进步和发展。
司法要想取得认同不仅要反映正义，把握说理与论证的本性，而且要在说理与论证的过程中依赖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认同的价值尺度和价值信念，否则很难取得说服与认同的效果。在传统中国，从整体上讲，社会民众对司法审判活动是认同的。即使人们对司法行为有某种不满，也不是对司法行为模式和司法性质本身的不满，而是对司法腐败的怨恨。就传统中国社会司法行为的本质特性而言，它是说理的司法，它不仅能够通过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的查询方式侦破案件、获得真相，还能够使司法判决深深地植根于儒家价值系统之中，并且能够满足人们心理情感的期待。在传统司法审判中，法官自觉地符合了逻辑的规则，并且积极主动地从价值、心理与情感等多方面对司法判决的结果进行论证，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司法行为合理化的过程。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司法行为论证和说理的因素明显匮乏，一个判决书往往是案件事实的简单叙述和法律条文的对接，缺乏深刻的合理性阐述。这样的现象不利于司法认同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使当代中国的司法走向说理和论证。而在这一走向论证型司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让司法行为所论证的价值理念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价值往往具有深刻的语境性特征，不能将西方的观念人为地嫁接过来，而必须把握价值与中国具体实践的对接，否则根本难以切实地让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老百姓认同。
每一个得到民众强烈关注并要求公开审判的案件往往是因为那个案件所涉及的内容在道德上侵犯了老百姓的感情，我们可以看看这方面的案例。湖南有个黄静案，对这个案件民众反应很强烈，有网友说：“还没枪毙那个畜生啊？我看大家（网友）一人出一块钱就有上千万了，请个杀手剁了他是一样的！嘎嘎！”又有人说：“可以看出当地的公安明显地腐败，这么明显的案件连死亡时间都没有查出来，这是明显的团伙作案，这里肯定有背景，而且来头不小，如中央不派出专案组前去调查，恐怕这案就会成一大冤案，可怜的黄静在九泉之下怎能瞑目。”网友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不作评论，但这些大量言论明显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法律、司法的关注，他们总是想对司法行为表明自己的某种态度和立场。
中国人对司法总有一种期望，那就是希望司法总能表现出道德的价值，而老百姓也倾向于认同这样的司法判决。河南漯河舞阳籍保姆蔡敏敏在广东珠海市惨遭雇主魏鹃5年殴打并被毁容的不幸遭遇，经广东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热切关注。网民们对雇主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激愤，希望通过司法予以严厉的制裁。有人说：“这种女人，应该判处死刑！”有人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愿是死刑！”有人说：“我看不要判她死刑，应该去慢慢地折磨这个变态的女人！”也有学法律的网民说：“我是学法律专业的在校学生，今年就要毕业了。学这专业虽然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坏人，但我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令人发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看了敏敏的报道，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敏敏为什么不能学会自我保护呢？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法律意识淡薄，不会保护自己。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在这里，我衷心祝愿敏敏可以坚强起来，世上终是好人多，要相信好人必有好报，坏人总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从法律角度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我认为魏鹃的行为已经达到判处死刑的量刑程度，我们相信法律可以给我们，给敏敏，给所有的好心人一个公正的判决！！！”这就是老百姓对法律和司法的期待，这种期待的满足自然能够有效地提高民众对于司法的认同。
同时，司法说理所依托的理念必须体现出对人的尊重，论证本身就是对人的尊重的体现，在论证的具体过程中这种对人的尊重必须获得实现，否则就难以在根本上具有明确的价值。司法说理对人的尊重就是要从论证的严密性、严谨性等方面下工夫，无论是无罪判决还是有罪判决都要以严谨的逻辑性和析理性为特征，这种慎重的论证态度恰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