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埋伏》中“牡丹坊的三分钟舞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几乎所有的画面都在最大限度地表现美：女主角华美的服饰、灵巧飘逸的舞蹈动作、精美的道具和富丽堂皇的场所。画面中见不到一丝一毫的汗水和污垢。影片只是一味地用美丽的画面大肆美化主人公，而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场景对人物情感发展起着什么作用，影片却避而不谈。
尽管《十面埋伏》在整体上破绽百出、故事空洞、人物单薄、情节简单，但就各个具体部分而言，却很难找出摄制人员工作上的失误或不足，将每个单独的片段加以检验，其工艺和技巧都是精湛和高超的。电影业不停地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神话，使我们被动而不自知地沉迷其中。
电影的制作者们将观众假想成了一群没有主见的木偶，他们操纵着那根看不见的绳索——资本运作，来牢牢掌控观众的去向。他们倾其所有制作奢华的大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炒作手段广而告之，然后将大片像魔弹一般投向毫无反抗力的观众。观众一次又一次地经不起引诱走入电影院，一次又一次无奈地消费豪华电影产品。这从近期几部中国大片出人意料的票房数字就可以看出，他们真的控制住了观众。
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也发现：“形成群体的大众容易接受暗示，他们的理性急剧衰退而更多地坠入形象思维；大众无暇分析矛盾、辨明疑虑，他们更乐于注目夸张的、极端的感情，关心种种神奇的事件；严谨的论证对于大众无济于事，重复简单的词句和意象是说服大众卓有成效的方式。”电影的制作者们像是总设计师，他们针对沉默而标准化的受众，生产越来越像工业产品的电影产品。从相差无几的预制零件到熟能生巧的装配工程、营销策略，电影产品的生产与生产一辆汽车相仿。用霍克海默的话说，“文化工业中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观众成为被算计的对象，而电影制作者成为导演大众的实际领袖：制片人、导演、演员、编辑、摄影、美工、音响，所有电影参与者都拥有一份超额的权力。只有他们是说明世界真相的使者，只有他们是构筑影像世界的主体。
难道电影观众是彻底的被动者吗？
按照常理，厂商对产品消费者进行分析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工作。但是早期好莱坞和其他电影制片厂对电影观众研究却是很忽视、很反感的。正如电影研究人员莱奥·汉德尔所说：“1942年时，只有少数人不完全排斥观众研究。多数人在未经任何尝试的情况下，对观众研究大加谴责。”今天的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中国电影业对观众的研究也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虽然电影界也有观众反馈系统、观众联谊活动、观众评奖体系，但它们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最多侧重一些影评工作，并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受众研究。电影业之所以对观众缺乏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电影太得宠了，在那持久的黄金时代，观众成群结队地涌进电影院，电影业得意非凡，哪顾得上“观众为什么看电影”这样低级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以为电影观众面对资本运作是没有反抗力的，他们应该积极响应电影产品的召唤，人数会越来越多，至少是稳定的。
历史证明他们的乐观预测是缺乏远见的。在广播、电视、网络的相继问世和深入渗透大众生活时，丰富多元的大众文化开始分解电影文化。电影观众圈遭受摧毁。观众越来越少，看电影的频率越来越低，看电影的口味也越来越琢磨不透。电影业终于能够严肃对待那些并不再沉默的观众，开始寻找留住观众的方式。
第二节 大众文化催生出来的受众
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介产生和渗透的步伐不断加快，不断分解着电影观众。电视电影、网络电影、DVD影碟甚至手机电影都在细分和分化电影观众。传统意义上的影院观众越来越少。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的发展也在逐渐削弱形成大众受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遥控器、录像机、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以及各种新的录制存储技术，到今天遍及全球的高速电子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传统的受众角色——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消费者将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搜寻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等诸多角色中的一个。受众中群体的特征逐渐淡化，而个体受众开始受到重视。
我们知道，电影传播的接受对象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受众集体。个体是真实存在的，而集体作为一种概念并不具有客观实在性。那么要研究受众，个体鲜活的特质、具体的指向是不能忽视的。而个体的愿望、性格、文化背景和所处时代都构成了受众的复杂性。
章柏青、张卫在《电影观众学》一书中把观众的先在结构概括为：本能愿望、个性心理、经验图式、文化因素和时代影响。这些因素潜移默化、交叉重叠、综合渗透，对电影接受产生影响。首先观众对电影需求的潜在欲望是不同的，有的是在电影中宣泄情绪，有的以电影来躲避痛苦和孤独，还有的是寻求快乐和满足。除了本能愿望之外，观众对电影作品的兴趣指向的差异与欣赏者个体的心理气质有密切的关系。个体观众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差异很大，所以出现了几十种类型片以飨观众。另外每一时代都有自己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思潮、倾向、价值观念、审美时尚和兴趣热点，时代潮流对各种类型的观众都会产生影响。观众在选择、感受、欣赏、评判一部电影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特色。比如同样一部文学名著在不同的时代里多次被搬上银幕，历史上《卡门》被改编电影多达20次，《哈姆雷特》被16次被改编成电影，《悲惨世界》被13次改编成电影，还有《射雕英雄传》被多次翻拍。每一次改编都呈现出不同面貌。
同一观众在不同的年代里对同一部作品的感受是不同的，因为不同时期影视作品的文化立场、处理的意识形态角度、弘扬的价值观念属于一定时代。而观众随着时代的变迁，他自身的价值观念、道德倾向、精神思想也不断发生着迁移，因此观众的兴趣也是变化的。
由此看出电影受众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能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媒介文本，并建构意义。
当下到了一个大众文化时期，在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的浸淫下，大众、受众和电影也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大众文化在中国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扩张和繁荣的，它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在这一发展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变革互相缠绕、互相渗透，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
虽然中国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和发达，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当然，媒介工业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印刷纸媒、广告、影视等都传播着各种符号商品。人们由此获得一种普遍的认同，于是汽车、房子等成为消费的品位和身份的确认。消费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当下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我们无法对大众文化再缄默下去。轮番上演的电视造星运动、巨无霸式的购物商场、铺天盖地的时尚娱乐杂志、忽冷忽热的国内外大片的轰炸、流行音乐排行榜、眼花缭乱的时装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广告秀等，这些不仅构成大众文化的主要成分，而且成为只有在买和卖的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文化价值的普通商品。西方学者对大众文化的定义为：“大众文化是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生产的工业技术生产出来的，是为了获利而向大批消费公众销售的。它是商业文化，是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它的成长意味着：任何不能赚钱的、不能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文化，都很少有地位，如艺术和民间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这一特定的文化现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学者产生了新的挑战。一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至此，文化的涵义已经转化为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与学识中，还存在于制度与日常行为中。”不管你是站在精英立场上把大众文化指斥为“垃圾”，还是希望能够热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显位。”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生》、《快乐男生》掀起了大众造星的热潮，大众第一次有了主动权，他们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视的按键来决定选手的胜负和去留。媒体上的娱乐新闻、娱乐事件的主体逐渐由大众来承担主角。一部电影《英雄》引发了大众关于国家、和平、历史以及关于明星、张艺谋的无数话题。《武林外传》、《大话西游》中的无厘头、滑稽和搞笑一度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指标，大众文化如此登堂入室并扮演着重要而极度复杂的角色。
虽然大众文化属于一种被支配的弱势者的文化，它始终带有权力关系的踪迹，它有被控制性和臣服性。但同时，大众对这些控制力量也进行着抵抗或逃避。他们在逐渐寻找自己的发言渠道。有两种文化现象正在试图发出大众的声音，一种是采取怀疑、拒绝态度的“犬儒主义”，另一种是借助于网络等新兴媒体，采取消解、颠覆、戏拟话语价值体系为手段的“大话文化”。文化学者徐贲对“犬儒主义”的解释是：“‘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而伴随“犬儒主义”出现的“大话文化”，则是：“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叛逆、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大众反抗和抵制的声音隐匿在各种流行文化的文本中，也彰显在自由的网络世界中。
美国研究大众文化的著名学者约翰·菲斯克对于这种抵抗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年青人身穿的破牛仔裤。他说：“倘若今日的牛仔裤想要表达对抗的涵义，甚至想要流露出一种社会抵抗的姿态，那么，它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损毁才行——譬如扎染花色、不规则漂白或者故意搞破。如果说完好无损的牛仔裤所包含的是当代美国共享的意义，那么，将之损毁、变形，便成为使自己与那些价值观念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牛仔裤中既包含了资本权力的控制，资本、商业生产、广告销售等权力关系控制着消费者的消费愿望，大众是顺从的、臣服的。但同时，大众也是主动的，他可以破损牛仔裤来表达他的自由个性和反抗意识。菲斯克由此得出结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大众文化乃是一门艺术，它权且应付着体制所提供的东西。的确，体制只提供文化或物质意义上的商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消费这些商品的过程，就尽可差强人意地被描述成大众只能听凭工业巨头的摆布、被商品化为同质化之群众的过程。大众能够而且的确在撕破他们的牛仔裤。”美国的大众在撕破牛仔裤，我们的大众则在网络上解构大片、解构主流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