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策划环节中的传者内因
任何一种传播媒介要想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其基本前提就是了解受众接受传播信息的基本行为反应，并据此调整和改进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对于传者来说，行之有效地掌握受众反馈信息，对于电视节目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少儿电视节目传播也离不开对受众反馈信息的了解。
反馈是控制论的一个概念，指控制系统把信息输出之后，又将信息所产生的结果回收到系统，并对系统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在这中间，信息的输出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重要的是获取信息发生作用的结果，将其回收并同原来规定的目标作对照，看有什么偏差，以便及时纠正偏差，调整输出控制，达成既定目标。儿童受众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什么时候需要，需要多少等，都是少儿电视节目传者所需要的反馈信息。从理论上说，反馈是受众参与传播活动的主要方式，凸现了受众的主动性的一面。在反馈环节，受众由信宿变为信源，将对信息的反应（包括对信息内容、形式、价值、传播者行为等的看法）回传给传播者，实现与传者的对话，并影响后续传播。从传播实践来看，“反馈是连接传受双方的桥梁，传播者需要反馈信息来了解受众；反馈信息也是传播者调节后续传播活动的主要依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受众反馈都是传播过程中非常必要的。
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曾提及电视传播在讯息到达方面需要与未成年人心理应对，否则将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节目播出规律与未成年人收视习惯不吻合；其二，播出内容与未成年人收视偏好相错位。在实际收视情境中，上述的问题现象较为显见。传者在策划环节对未成年受众反馈信息的了解，将是传者了解未成年人的收视习惯、收视偏好的良好途径。因而，在笔者的访谈与观察中，考察了传者在策划环节对未成年受众的信息反馈的重视程度；并认为如果传者在策划环节对未成年受众的信息反馈没有或者缺乏重视，则没有很好地扮演其所应有的职业角色，其结果将造成少儿电视节目传播出现讯息到达问题，而传者也将对出现的讯息到达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
1．传者在策划时前馈信息的缺失
所谓前馈也是一个控制论的术语，原意是指尽可能在系统发生偏差之前，根据预测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威尔伯·施拉姆最早在传播学中使用“前馈”概念，他认为，前馈就是在进行大众传播之前，事先对受众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其构成、需要、行为等，可以使传者更客观、细致地把握目标受众群的总体状况，减少节目生产时的盲目性和主观臆测性，降低节目产品盲目摸索阶段的运作成本，以改进传播、增强针对性、提高传播效果，他指出反馈是重要的，而“前馈更具有独创性”。
那么，少儿节目传者在实践中是如何对待前馈信息的呢？图12-1是笔者的访谈中一位学龄前儿童电视节目传者对节目前馈信息的了解过程。尽管因前馈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电视传播中较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但是由图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制片人不仅在策划之初就很少关注受众的需求，而且在改版时也往往囿于向少数专家咨询的形式，忽略了与更多儿童受众的沟通，从而造成受众的前馈信息进一步缺失。
2．传者对受众来信的漠视
少儿节目组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观众来信、电话、电子邮件及短信，这些受众反馈如果能有专人进行分门别类，完成常规的整理分析，那么，经过常规分析后，这些反馈信息就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其中包括来信总量、来信观众成分（年龄、家长的职业、性别等）比例、来信地区比例、集中反映的问题等。
外国一些成功的少儿电视节目会较多地关注与儿童的信件沟通。在2005年10月举行的北京亚太青少年电视节上，外国的儿童电视节目制作人举例说明了他们与儿童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沟通情况。比如，一期儿童竞赛节目从制作到播出可能要10个月的间隔，1月做，10月播，那么在这期间他们要不断地和孩子沟通，给孩子回信，对落选的孩子还要写信安慰参照笔者2005年11月13日参加北京亚太青少年电视节的录音记录。。外国成功节目的做法进一步证实，如果能够很好地发挥受众来信的作用，会对儿童身心发展起到更有益的作用，也更有利于节目创新。
那么，少儿节目传者在实践中是如何对待前馈信息的呢？尽管因前馈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电视传播中较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但是在实际的策划环节中，策划人往往凭借自我或者创作群体对儿童的认知，想象儿童可能的需求，并以想象中的受众需求来确定目标定位；而且在改版时也往往囿于向少数专家咨询的形式，忽略了与更多儿童受众的沟通，从而造成受众的前馈信息进一步缺失。少儿电视节目栏目组所收到的信件是获得受众反馈信息的良好途径，而在实际传播流程中，能够看受众来信的传者并不多见。尽管也有主持人选看儿童受众的来信，并回信给小观众，但毕竟不能从前馈信息获取的角度来获得更多的儿童受众需求信息，以为节目的策划与改版做前期准备工作为目的的。有些栏目会从观众来信或者短信互动的参与者中抽取幸运者，并颁发奖品，但是也仅是在做些形式上的“文章”来体现节目的互动性，缺少对观众来信、短信等反馈信息的整理。少儿电视节目传者对受众来信的漠视是节目与未成年受众心理发展需求错位的原因之一。
3．传者缺少获得有效反馈信息的渠道
少儿频道传播者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通过来自同事或者朋友的交流得到对节目的反馈信息，而不是来自儿童受众的有效反馈信息；能够得到的有限的受众反馈信息，也或许仅仅是参与节目嘉宾的反馈信息，嘉宾参与节目录制，对节目的评价可能不仅是指节目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另外，即使获得了评价，一般能够获得的也多是正面的评价。受众对传者尤其是主持人往往会产生“晕轮效应”，传者被捧得高高在上，失去了获得有效反馈信息的机会，更难以得到对节目发展有益的信息。正是少儿电视节目传者在策划以及改版过程中对受众反馈信息的不重视以及反馈途径的欠缺，使得传者对儿童受众的收视习惯、收视喜好以及家长对儿童的收视需求往往会盲目认知，以至形成传播中的讯息到达障碍。尽管传者也试图得到更有效的受众反馈信息，但是却由于缺少渠道而难以实现。
三、制作环节中的传者内因
本书第三部分中考察了少儿电视节目在表达方式上与未成年人心理的应对，反之，则将出现一定的问题，表现在：主持人脸谱化；参与嘉宾小众化；节目形式模式化；节目内容陈旧化；教育与娱乐结合死板化等方面，如果在节目的制作环节中没有与未成年人心理相应对，则很容易出现在表达方式上与未成年人心理发展需求之间产生上述的问题。那么，从传者的角度看，在表达方式上产生错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传者实践中依循节目本位
由“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化被传播学者称为中国大众传播业第一次“平民化革命”。传者对传播内容的取舍上由“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转为突出和强调“受众喜欢什么”、“受众想知道什么”，从而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标准上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转移。所谓受众本位，是与传播者本位相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活动中以受众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需要。未成年受众和成人受众都是传媒信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少儿节目传播也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同样在向“儿童本位”方向转移。那么，少儿电视节目传播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儿童本位”呢？
1.出于节目本位选择出镜儿童
（1）制作环节的最大难题：出镜儿童的选择
少儿电视节目中，除成人主持人外，节目中一般会有儿童主持人、儿童嘉宾、儿童现场观众。出镜儿童的选择是决定节目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与演播室文案相比，儿童嘉宾配合与发挥得好坏对一期节目的成功与否尤为重要。
在笔者的访谈中，制片人、编导、主持人将节目不好看的原因归因于“孩子”，遇到“小孩不配合”或者“一个不说话”的孩子，是少儿节目制作环节最大的难题。因此，传者往往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在对出镜儿童的选择上。
（2）选择什么样的出镜儿童
传者更倾向于选择熟悉电视的儿童，其中同事的孩子获得了较高的上镜率；传者以选择电视台所在城市的儿童为主，外地儿童成为嘉宾的可能性会很小；对儿童自身接受媒体的能力，受传者极为关注，“上镜”的儿童往往出镜的机会最多，传者会有意识地选择能“接受媒体”并善于表达的儿童，以保证顺利地完成播出任务。传者认为受学校教育、家庭环境的影响，有些现实生活中的“好孩子”难以满足电视声画同步、视听合一的特性需求，而在实践中不得不去选择能配合电视媒体的儿童。儿童接受媒体的能力、地域的接近性以及关系的亲缘性等标准是传者选择出境儿童的标准，儿童被视为传者完成节目任务的“工具”，在选择的过程中，儿童需要去“接受媒体”。传者依循节目本位所导致的出镜儿童选择机制是少儿电视节目嘉宾选取与未成年受众参与动机相背离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更多的儿童难以亲自参与到节目中来，这种儿童嘉宾缺乏广泛性以及拍摄地点的局限性也降低了少儿节目内容与更多儿童受众产生接近感的可能，从而影响到少儿电视节目的讯息到达。
2.出于节目本位让儿童配合节目
第一，传者与儿童沟通的目的往往是让儿童“配合“节目录制。传者在节目录制过程中需要与儿童做好沟通，如果沟通得好，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会很顺利，后期编辑也比较顺畅，节目也好看。比如，领着孩子在录制节目之前，做折纸游戏或者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让孩子熟悉、放开了之后，再开始录制。但是，也有的编导、主持人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做了一定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儿童对节目录制的认知需求，但是这种沟通并不是以儿童为本位的，还是从“节目本位”出发的一种应急策略，其目的是保证节目的顺利录制。比如，拍摄一个孩子学骑车的节目，为了进展顺利，编导可能会在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根据出境儿童的选择标准来衡量儿童是否能上镜，如果条件符合，就转向和儿童家长沟通，向家长介绍节目形式，而没有与儿童做进一步交流。在录制前，编导会与家长再次进行沟通，让家长熟悉节目录制过程，目的是让家长在现场带好孩子。尽管家长在了解节目意图之后，会与孩子做些必要的沟通，让孩子了解一些与节目有关的信息，但是并没有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为真正的主体。在录制开始前的几分钟，传者为了能进行拍摄，和儿童做些简单的交流，有时，虽然可以完成拍摄，但是在沟通过程中，孩子还是被作为节目的“道具”，短暂的沟通也是为了完成节目。儿童在录制过程中的需求在短时间的沟通中是难以体现出来的。正是由于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儿童实际上是在“配合”传者录制节目，按照主持人的意图完成任务，使得录制现场儿童很少有自己发挥的机会，仅有极少数的孩子可以在节目中发挥得很好，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编导的意图去做。
第二，在采访、录制节目的过程中是让儿童去适应电视手段，而不是从儿童能接受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特征去满足儿童的需求。作为节目嘉宾或现场观众的儿童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往往被动地接受采访、按照节目的模式去协助传者制作节目。传者让儿童去适应电视手段一个比较明显的做法的就是“摆拍”。“摆拍”是儿童按照编导意图去完成某些动作、作出某些表情或者说出某些话。“摆拍”的结果往往使最真实的节目信息受到损坏，儿童在节目中本来自然表现出来的表情、笑容变成为了节目而有意做出来的。本书第三部分少儿电视节目形式避免模式化一节中，学龄前儿童家长曾提到的“编导让笑还得傻笑”，就是由于“摆拍”造成的。尽管传者也认识到要让儿童“发自内心地笑”节目才好看，但是却仍然没有走出“摆拍”的误区。
3.传者对节目本位的自我归因
在笔者对少儿电视节目传者的访谈中，传者自我对实践中以完成节目播出为主要目的，而对儿童有所忽视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三个方面：
第一，儿童与成人的差异。传者认为儿童受众与成人受众的差异过大使得传者与儿童之间缺少共同的“点”，造成沟通困境，从而形成儿童配合传者完成节目的局面。由于流行文化在儿童头脑中、生活里不断地变化，传者很难与儿童找到可以交流的共同的“点”，缺乏共同点，就没法去沟通。一位少儿节目制片人在访谈中说：
3岁和8岁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我们做节目初一和初三的差别非常大，高一的学生和初一的根本没法沟通，现在的代沟已经是三五年一个代沟，孩子们会说不带他玩，没有共同语言，关注的重点都不一样。现在一年一年的流行歌曲太多了，他会问你知不知道《头文字D》，你说不知道，他说这你都不知道啊。飙车的这么一个影片，飙车的。他们接受的是最新的东西，你很难跟上。时尚的东西变化太大了，你要不知道，他觉得你不了解他，问中学生你们喜欢F4中的谁啊，学生们说老土啊，还喜欢F4？我们的编导说，那你们喜欢谁啊？麻吉弟弟。编导说麻吉弟弟是什么东西？孩子们全都愤怒了，说你是什么东西？连麻吉弟弟都不知道？麻吉弟弟不是东西，是个歌手。我们的记者回来跟我说，我一直是做娱乐的，可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们有没有上网查一下。果然，他的CD脱销，就外面流行成这样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和孩子之间没有“点”，没有共同的“点”。没法去沟通。我们现在做节目其实也就是孩子在配合我们完成这个节目。
儿童与成人的差异造成传者与其难以有共同的话语空间，二者沟通上出现障碍的结果是儿童在拍摄过程中费事费力有时也难以拍摄成功。于是，传者在实际拍摄中难免会选择好拍的对象或者去有意地在节目中“塑造”儿童，使其按照传者的意图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