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10月《中国贸易报》搬上互联网以来，我国内地媒体网站从无到有。2000年11月28日，《拉萨晚报》以独立域名上网，至此，我国内地所有省、自治区均已设有新闻媒体网站。拒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4月，我国内地已有273种报纸上网，其中116种报纸有独立域名。在网上建立站点的电台（包括系列台）共有68个，以电台栏目单独建立的网站14个，跨媒体网站2个。上网电视台128家，其中110家申请了独立域名。18家电视台在不同网站上设有主页，另有3家电视台只有IP地址而尚未申请域名。拥有独立域名的电视台中，42个拥有国际顶级域名，68个拥有国家级域名。
目前国内的媒体普遍提出“报网互动”、“台网互动”等策略来实现媒介融合，网络在其中不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将越来越明显。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建设、运用、管理，互联网将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因而对互联网的研究，不能脱离媒介研究的基本范式，也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发展背景。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媒介的研究重点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政治、经济与文化。
许多评论家都强调随着信息社会潮流而逐渐增强的“社会互动关联”。根据纽曼（Neuman：1991）的说法，这是隐藏于一连串新技术背后的逻辑。他说：“新电子媒介的典型特征是它们彼此互有联系。我们正在目睹一种革命：一种广泛的、相互联结的声音、影像与电子文本网络，使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公共传播与私人传播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最终的结果……将会是知识的多元注意以及个人化的传播控制。”（1991：12）
第三，互联网为性别研究与女性发展打开了新空间。
在女性的声音受到压制这一问题上，克莱玛瑞吸纳了人类学家埃德温.阿登纳（Edwin Ardener）和雪莉.阿登纳（Shirley Ardener）有关被噤声群体（muted group）的理论。诚然，女性确实具有自身的表达形式。她们创造出一些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一些独立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体系之外的东西。这些方式包括书信、日记、增强女性意识的群体活动和另类的艺术形式。互联网无疑具有更为优势的发声空间的系列特性。不过，技术对人类社会中性别关系的影响也不可理想化地去预期。例如，互联网就复制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首先，从不利的方面看，相关数据显示，妇女在媒介资源接近与利用方面，处于劣势。
全球媒介监测项目1995年1月18日公布的监测结果显示，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视和报纸的新闻人物中，女性只占17％，男性占83％。2000年2月1日公布的监测结果显示，全球的新闻中，女性占18％，男性占82％。2006年2月16日公布的第三次研究结果显示，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的12893条新闻、39944个新闻人物——包括新闻来源（25671人）、新闻播报者和记者（14273人），女性的比例为21％，仍然仅占五分之一。而中国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新闻人物中，女性只占19％，男性占81％。比全球的平均数还要低两个百分点。
在有关新媒介与性别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争议。尽管从工作的信息化上来看，女性似乎在雇佣上获得普遍性的好处，但也有人认为计算机是一种具有男性偏见的产物。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例如Angand Hermes，1991）就抗拒任何关于男性和女性在适应计算机技术上具有根本差异的观念。然而，根据特寇（Turkle，1988）的看法，问题并不在于计算机具有男性的偏向，而是计算机被社会建构成男性器物。要验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还需要时间，而且这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普遍性。
此外，谈话也是体现性别权力的主要领域之一。克莱玛瑞指出，男性会运用各种方式来控制谈话。他们会主导整个谈话，经常打断女性的发言，极少对女性的发言作出反应。男性通常会控制感情，不愿透露个人信息，这会让他们进一步在谈话中占据主导地位。上述模式在实际的谈话中和网上“聊天”中都会出现。
其次，从积极的方面看，网络的发展为妇女对媒介的接近与利用提供了更多支持与便利。
“新的技术媒介却使得新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它改变或消解了旧的互动形式，为行为和互动创造了新的焦点和场所，因而也就重新建构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现存的社会关系，以及体制和机构。”
一项对首都大学生媒介使用与性别观的调查显示：在各类大众媒介中，大学生接触网络的时间最多。13.93％的人每天有5小时以上的时间来上网，大部分人使用网络的时间在半小时到5小时之间，只有1.54％的人几乎不上网。获取最新发生的信息时，大学生更信任网络。75.27％的大学生在获取最新信息时首选网络，远远高于其他各种媒介。其中，男女大学生的选择具有趋同性，女大学生在获取最新信息时，72.0％的人首选网络，选择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网络媒体。
在对专业学习最有帮助的媒介方面，84.89％的大学生选择“上网搜索有关信息”，11.20％的大学生选择“收看电视台的相关节目”，2.93％的大学生选择“收听电台的相关节目”，还有0.98％的大学生选择“其他”。可见，在校园这样相对封闭的特殊环境中，网络的影响占到最大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问到“如果大众传媒对您的专业学习有所帮助，这种帮助的最主要形式是什么”时，83.5％的男生和85.9％的女生都选择了“上网搜索有关信息”，女生比男生高出2.4个百分点。和收看电视节目以及收听电台节目相比，大学女生在利用网络进行专业学习方面，比男生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性。
在互联网方面，一直以来，男性参与的比例都高于女性。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男性网民的比例都高于女性网民。又如有研究表明“大学男生的上网比例高于女生，而男生中以‘网虫’自诩者的比例也高于女生”。“虽然与高中生相比，男女大学生中建立个人主页者的比例均有所增加，但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这一比例在男生中均高于女生。”并且，和男性相比，女性的上网活动更容易被归为被动的、有人文色彩的活动，这从众多的女性网站被时尚、情感、育儿等软信息充斥中可以看出。如此看来，本次调查中，女生利用网络从事专业学习活动的比例虽然仅仅高出男生2.4个百分点，这仍然传达出了让人振奋的信号。这说明，女性在利用网络，寻求有用信息，发展自我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以上的问题与进展，国际社会呼吁利用互联网等传媒手段促进女性发展。
网络传播一方面复制和复杂化了原本既存的社会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中打下了技术的烙印；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技术成效及其合法化形态又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这说明以媒介形式出现的信息传播技术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形式上和结构上给社会传播提供了技术保证，使知识和观念的辐射成为现实，并通过对主体的培育和塑造和社会本身产生互动关系。
在《“北京加十”全球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在第49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上的报告》中，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指出，建立地方、国家和国际妇女新闻网络有助于妇女参与媒体工作。此外，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能够对知识分享、建立网络和电子商务活动作出贡献。
互联网的特征之一是信息沟通采用匿名方式，这种陌生化的互动方式并不意味着网民本身也是虚拟的，相反，它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力量。事实上，在个体化的网民背后浮现的往往是有着特定利益、特定品位和特定共同追求的广泛、真实的社会群体与阶层，通过互联网这个虚拟平台，实在和多元的群体态度与利益关切得以实践。
在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与电脑的普及，博客发展迅速。《参考消息》在2006年刊登出一则《女权主义抢搭博客快车》的信息，将互联网时代的博客空间作为继杂志、书刊等之后最新一轮有效传播女权思想和观念的手段。报道指出，无论是针对各种性别议题的讨论，还是故事、评论等各种形式的呈现，都是“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在线’”的具体实现方式，甚至可称为“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
二、国外网络与性别研究的新议题
1.信息时代的性别鸿沟
Agnetha Broos和Keith Roe在《信息时代的边缘：性别鸿沟真的消失了吗？》一文中指出，从传统上看，女性被认为比男性对新媒介有更多的消极态度。而她们的研究却证明，尽管性别是一个有意义的区分要素，但计算机经验是决定对计算机焦虑和态度最重要的指标。
Agnetha Broos和Keith Roe的调查发现，使用电脑的受访者一般比未使用者年轻，且受教育水平更高，有更高的学位。65％的未使用电脑的受访者、60.4％的未使用网络的受访者和60.3％未使用电子邮件的受访者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是，性别差异在网络的使用和对网络的态度方面有所不同。Morahan-Martin（2000）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适应和控制网络环境。男性比女性通常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网络上，而且不同的性别使用网络的目的并不相同（Odell et al，2000）。
最近，美国的研究表明，性别鸿沟可能会快速缩减。更多的女性使用计算机，而且在使用网络时表现得更主动（Odell et al，2000；Sherman et al，2000；Werser，2000）。然而，女性对电脑或网络的使用处于低层次，而且在对新技术的使用上，男女所花费的时间差异显著。即，当女性使用网络来查找信息或通邮件时，男性往往在跟踪新闻，访问新闻集团，收听和下载音乐，或玩电脑游戏，或访问色情网站（Odell et al，2000；Sherman et al，2000）。Werser认为，男性使用网络更主要是为了休闲，而女性更多是为了个人间的交流。
诸多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在工作中接近和使用新媒体，男女有着显著区别，在家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使用电脑的时间长度上、使用电脑的功能类型上，男女也是有差别的。因此，需要探讨的问题是，男女对新传播技术的态度是否有所不同？
调查显示，女性对电脑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更负面的态度。对于电脑感到焦虑的主要原因是电脑经验的多寡。其次的影响因素是受教育程度。而在受众对电脑的态度方面，电脑经验和年龄这两个指标往往有最大的影响力。一般是缺少电脑使用经验的、老年的和未受到很高教育的人，对电脑保持消极的态度。
Agnetha Broos和Keith Roe调查的目的是考察在欧洲范围内性别鸿沟是否还存在。结果显示，在新媒体使用方面，至少在接受问卷调查的这个地区，性别鸿沟依然明显。男性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家中，对电脑有更多的接近机会，使用率也更加频繁，对电脑的态度更为积极，更少焦虑。而在手机的使用方面，尚未显示出典型的性别差异。
总而言之，对电脑的态度和焦虑感的评估，电脑经验的多寡是最重要的指标。因而，提高女性的电脑使用经验是首要之路。
2.妇女与网络相联系的史学研究与问题研究
Anne Scott，Lesley Semmens和Lynette Willoughby分别是软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和操作工程师，三人撰写了《妇女与网络：一项研究报告的自然的历史》一文，试图解析传统女性对信息和传播技术（ICTs）不断提升的接近途径，并试图找出之前所做的那些提升妇女ICT接近的效果并不理想的原因所在。这三位学者都是女性主义者，且共同参与一个致力于提升妇女对科技的接近、教育以及社会权力的研究项目。
她们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共识的基础上，即事实（fact）充满了理论（theory），理论充满了价值判断（value），而价值判断又充满了故事（story）。因此，如果不去考察故事，则事实不具有任何意义。《妇女与网络：一项研究报告的自然的历史》一文，正是描述和解构一个带有政治性和科学性的“故事”——这个“故事”被他们称为“妇女和网络”，并带入到这项研究项目中来了。这个“故事”有一个固定的开头，有争议的中心和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她们认为，缺乏坚固有力的结论，好过开创一个为“故事”不着边际的建构所付出努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