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国知识分子通过办报参与政治
进入民国后，尽管军人的影响力增强，但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打破专制制度，争取新闻自由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民元后出现的几百家报纸，几十家学术和政论性杂志，以及几十万所大中小学，不仅使知识分子在数量上猛增，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更为独立的职业（如记者等）、社会地位和更大的社会流动性环境。留学生运动在辛亥革命后有了较大发展，它既直接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规模和质量，同时也直接规定了知识界的分化趋势。留学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在素质、观念、行为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国别性。其中留法、留英美以及留日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较大，“总的来说，中国留日知识分子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受到更多的军事、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而留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受18、19世纪法国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思想所支配。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常常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痕迹。”留学英伦或美国的知识分子则对社会问题持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这种差异在许多“论争”中反映出来。如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引出的东西文化之争，之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等，都可见这其中的思想差异。但通过媒介或通过办报来参与政治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共性。
民国知识分子中引人注目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创办媒介或组党直接参与到制度设计中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参政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个人身份进入官方政治系统成为职业官僚。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初衷是跻身官方系统，使政府中的“好人”逐渐增多，借以推动官方政治朝“好人政府”的方向转变。如学界人物翁文灏、蒋廷黻，报界人物陈布雷、吴鼎昌等；第二种是坚持以本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留在民间，与官方系统和党派政治保持距离，而通过“文人论政”的方式批评官方政治和党派政治、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宪政。如傅斯年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民国时期出现的《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世界日报》等民间报纸就是知识分子投身报业的最好注脚。第三种模式是联合组党，试图以独立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强行打入政治系统。通过这三种方式，尤其是创办报纸或通过报纸针砭时弊，知识分子在推动民国社会进步、消解极权制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继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集体亮相政治舞台是在抗战胜利后。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高涨。第一个渠道是组党参政。据统计，截止到1946年，在民间组党狂潮中，至少有近百个政党在国内外宣布组党并公开活动。第二个渠道则是采取民间办报的手段，通过宣传民主与宪政意识，竭力从舆论和立法层面促进时局朝着有利于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据统计，仅1946年，在国民政府辖区之内正式登记注册的报刊就猛增至984家，加上原有的民间报刊，其总数高达1832家，而新登记注册的大多为自由知识分子主办的时政类报刊。储安平的《观察》是这类时政刊物的代表，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对新闻自由、民主政治的呼吁与争取，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当时的媒介生态。
三、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媒介参与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在社会参与中的影响力下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被视为异端，在反右运动中遭到错误打压。知识分子在媒介制度变迁中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除了完全执行党的新闻政策外，难以通过创办媒介或通过媒介向社会独立发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前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极左政策的结束，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得到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媒介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中，知识分子又一次站在前沿，通过创办媒介或运用媒介来表达思想，凝聚共识，议论时政，将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影响力重新发挥出来。90年代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分化，影响力有所减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社会矛盾的出现，知识分子在社会问题包括媒介问题上的发言又一次响起。90年代以后的任何一个公共事件中，我们多少都能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在被称为“公民维权年”的2003年，知识分子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写道：“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孙大午、孙志刚、刘涌、黄静、李思怡案件发生后，在‘乙肝歧视’事件、《南方都市报》负责人被捕事件之后，在许多大城市准备出台法规禁止乞丐在市内繁华地段乞讨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表态带动了舆论，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方向、深度与广度，效果不等地使各类案件、事件的解决转向法制的方向。”这之后，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的发言从未停止，借助于大众传媒，知识分子将对社会正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问题上的立场充分传达到普通民众，表现出鲜明的公共参与意识。这种公共参与显然能够对中国媒介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四节新闻界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一、知识分子与新闻界的关系
严格来说，近代以来，媒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从业人员与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是有着相同气质与抱负的行动主体。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商人摇身变成了媒介人，它们作为“媒介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追求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中国历来就存在的“政治家办报”使一部分追求政治利益的“政治家”成了媒介的主导者或参与者。可见媒介从业人员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
在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上西方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与传媒保持距离，对传媒进行批判。这一观点以米尔斯（C.Wright Mills）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代传媒剥夺了传统知识分子“有效交际的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和政治后果，“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少数仅存的有能力抵制和打击现成旧框框的人。旧框框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新的见解如今需要有揭露和打破陈规陋见的能力，现代传媒正在把我们淹毙于理念和知识陈规陋见之中。”知识分子对传媒的另一种看法则是，媒体工作者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记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脉，记者本身就可以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戈汉（Nicholas Garnham）就此写道：“特别在与政治的关系上，（记者）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合法性来自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记者的作用）取决于批判知识分子在公众领域中的角色。这一角色的光荣来自自由媒体的形象，来自作为人民论坛和政治权力监督的新闻事业。”徐贲认为：“一个媒介工作者能否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看的不是学历，也不是单纯的‘专业水准’，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还是图像，而是他的社会关怀和价值立场。”从中国的媒介演化历史来看，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和报人是同一个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家办报”代替了“文人报办”，媒介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开始被“政治家”取代，然而知识分子型的媒介人从来没有完全丧失身份意识。1978年以后，媒介人的身份开始分化，一部人可以视为“政治人”，一部分人是“商人”，但更多的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道义责任的知识精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当下的记者也好，编辑也好，主体而言，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也正是因这一点，媒体很容易和知识分子达成“共识”。
二、新闻界参与媒介制度变迁的方式
新闻界如何通过自身的行动或通过媒介来参与媒介制度变迁呢？可以是直接的参与政治决策，也可以间接通过影响行动集团的观念进而影响制度变迁。具体地说，有这么几条途径：一是作为利益集团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二是通过媒介营造社会舆论，以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三是通过提高公众意识增加公众的集体行动能力进而推动制度变迁；四是整合社会共识，节省集体行动的成本以推动制度参与和制度变迁；五是输送意识形态改变社会共识，通过改变其他行动主体的偏好与信念推动媒介制度变迁。新闻界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在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总是通过营造舆论，输出观念，改变共识等间接作用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体制总与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因而，媒介要改变自身的制度安排总是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安排来实现的。
三、晚清及民国新闻界对媒介制度变迁的推动
新闻和学校历来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活跃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为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与他们专业有关的工作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接触公众（读者或学生）的机会。公共知识分子以前可以主导教育和新闻，因为他们往往就是办学校，办报纸的人。在不同国家里，知识分子在这两个体制中的作用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罗森（J.Rosen）1994年在《大众传播批判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让事情更公众：论传媒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一文，罗森强调，作为公众生活中的两大力量，记者和教授可以也应该汇合到一起，重新做一件杜威一直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能做的事，那就是“社会事务的知识化。”在近代的媒介制度变迁中，由于办报的主体都大多是知识分子，所以这时的媒介所表达的，大多是知识分子的呼声。以近代中国报律的出现与废除为例，媒介及知识分子在抵制新闻管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最终推动了媒介制度的改变。而民国时期中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更是从未停止过，在反抗新闻专制，推动媒介制度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民国以来新闻工作者团体是争取新闻自由的主要力量，从结果来看，有力地打破了新闻封锁，修改和删除了许多了不合理的媒介管制制度。为了使行动更有力量，新闻界通常会结成联盟如“新闻团体”和“报业促进会”等组织进行集体行动。我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上海日报公社成立于1909年，之后先后成立了地方性的新闻工作者团体，名称有报界公会、报界联合会、报界同志会等；1910年9月，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的新闻工作者团体全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191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年会，1912年在上海举行特别大会，改名称为“中华民国报界俱进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加入国际新闻协会案”、“不承认政府报律案”、“设立新闻学校案”等7项提案。
1919年4月15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20年代后期，各地新闻界还建立了一些新闻学术团体，如1927的“北京新闻学会”，“天津新闻学研究会”、“南昌市新闻业协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等组织。这些组织都是新闻界的自发联盟，并无官方背景，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活动中，新闻界的联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博弈力量，通过这种组织，媒介的制度及媒介的意识形态也更为迅速地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