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三例平常事件的报道中，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民命”、“治本”、“活路”等重大社会问题。这些报道用来说明作为新闻界战士的邵飘萍具有政治思想家的远见，也是适当的。
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他大力宣扬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目中，他就明确地提出：“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在第四期“论说”《争百姓自己的事业》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民众不晓得这国家两个字，到底是怎样解说，往往把国家当做皇帝的产业，随便什么事都不去管理，可皇帝本来是我们大家捧他的；倘使他一旦弄了弊，我们便撵他去，把一切权收回来，再换一个公公正正的人办事。”到了1904年2月16日，他又在第七期“论说”栏目中发表《国民的意见》，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用白话办报，是中国办报史上的一次革命，同时也是林白水民本主义思想在办报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报纸因采用白话文而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公共言论机关”，更好地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替老百姓说话。
（三）公共机关，自由主义，客观公正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新闻业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旋即因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军阀的摧残，落入了低潮。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首当其冲遭受厄运的就是报纸。为躲避和生存，为争权和夺利，报纸或噤口结舌，或参与党派。人们对于新闻的需求，则因局势动荡而愈加迫切，可是报纸的总体状况却令人失望和担忧。有人做过如下的概括：一是“议论与事实不相分离，好逞不衷事实不着边际之空论，复不知注意新闻之采访”；二是“一方面虽受政府之压迫钳制，而不能得言论之自由，一方面却具有无上之威权，可以任意污蔑人之名誉”；三是“主观之议论多，客观之议论少，又常以主观之主张，武断客观之舆论，以主观之见解，混淆客观之事实”；四是“因经济鲜能独立，不得不与某一方面，发生某种关系”，于是以“少数人之利益”，“抹杀多数人甚至一般之利益”，“丧失主张公道之勇气”。这种概括，重点抨击了那些政治性报纸。实际上，当时还有一类报纸属于戈公振所称的“自好者流”，如不喜党派、以求经济之独立的商业化报纸，他们唯利是图，连报纸的基本职业精神都不能守持——捏造专电、传假新闻，等而下之者更是内容低下，诲淫诲盗，恰如有人对当时北京报纸所做的概括：剪刀、糨糊、红墨，成为报纸的“新闻胆”或“报之素”，剪剪贴贴，“三者之妙用神，斯办报之能事毕矣”，“十而八九者，形式与精神均不成为一种报纸”。如果以此再来审视邵飘萍、徐宝璜的办报观，比如以传播新闻为天职、社会的公共机关、要具高尚的品性等，就全然明白其矛头之所向了。
邵飘萍认为办报要有指导性。他痛感当时小报的弊病，从而锐意改革，刷新版面。他反对所谓“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主张凡属花柳猥亵一类的品评纪事、淫秽小说以及不堪入目的广告、文章等应彻底清除，即使暂时牺牲报纸之发行量，也决不同“黄报”同流合污，决不以“桃色新闻”招徕读者。他“宁可牺牲一部分之销路，决将此类稿件一扫而空”的坚决态度，在当时金钱至上，且自费办报的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
邵飘萍还十分注重采访艺术，重视调查研究，主张新闻要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每次采访都能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张季鸾称赞邵飘萍的采访艺术为“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特派记者，在担任《申报》特派记者驻北京期间，两年内就写了251篇总计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同行们的称赞。担任《京报》社长后，他继续采写“五卅”惨案、“三.一八”事件等重要新闻，连夜赶写消息、评论，力争在最短时间里提供“事实不欺阅者”的真实新闻。
邵飘萍论及报纸的“公共性”，更多地是与言论独立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许与他自《汉民日报》正式踏入新闻界，期间不断受到大小军阀的压制、迫害，对于言论自由有切肤之痛有关。他认为，“夫新闻社为社会公共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国家任何机关，皆属平等……不承认言论机关独立平等之地位，为新闻界所当抗议。”另一方面，报纸应发表社会各方面不同的思想言论，以使读者扩充其思想和眼界，得到各种参考依据。言论甚至不必与报纸自身意见完全一致，即便遭到同行攻讦，也不必马上“以牙还牙”，这不仅是因为“恶声相加”，争论无法平息，更在于它有损报纸公共机关之形象，“报馆或通信社乃社会的公共机关，非私人争骂之武器”。
他在论著和课堂讲学时多次强调：记者“以品性为第一要素”，要把自己培养成“铁肩”、“道义”一身两任的社会活动家，“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他告诫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恪守人格、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不乱其志”。他以切身的经验、强烈的事业心感染学生，并组织学生去报社实习，练笔投稿，培养了一代报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平民大学报学系的张季鸾、左笑鸿、徐凌影等后来都成为了办报的骨干。
林白水认定报社是“公共言论机关”，“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在他看来，报馆要坚决捍卫民国法律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坚守独立不羁的新闻立场，决不攀附任何势力集团，也决不顺从某个铁腕人物的意志。
在徐宝璜看来，报纸要成为不依靠一人一派的社会公共机关。然而，民国后一些报纸的“商业化”带来的却是卑劣低下、唯利是图的庸俗化。像邵飘萍的《京报》那样坚守品性的报纸，实在是凤毛麟角。徐宝璜对此头脑清醒，把防止报纸堕落的希望寄托在“公共性”上，希望用“公共性”来制约它，在道德上予以正面引导：报纸系“私人独立经营或集资经营之物，而非社会之公有，自亦不能无私之一面”。但报纸毕竟是社会之公器，理应以社会之利益为利益，因而必须考虑“如何方能公私兼顾，复不能以私而害公也”。徐宝璜则再三告诫：“夙昔执新闻业者，辄以新闻纸为其个人私产，此殊失当。夫吾侪献身于社会时，即当视此身为社会所有，遑论其所执业”，“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唯有如此，记者“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完全”，“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平等发表的机会”，记者自己的议论，“亦必诚矣”。不仅如此，徐宝璜还以为，“公共化”是报纸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报纸进步的征兆。如何让私有的报馆公有化，戈公振提出了自己的措施：先由团体报来取代私人办报，然后达到报纸的公有化，以此“将报纸由私人的机关，变为公共的机关，实行报纸的公有化”。
报纸既然是社会的“耳目”，当然就不属于个人或团体，而是社会的公共机关。任白涛把“公共性”视为报业的第一特质，以及报业与其他事业的根本区别。“彼营利的或名誉的事业，只计及少数人之利害荣辱。而新闻事业，则以大多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报纸是与公众福利有关的事业，“绝对当以公众为本位”。否则，就是“造成一种社会的罪恶者”，是“新闻事业的叛徒”。
从任白涛的以公众为本位，到徐宝璜的公共性，到邵飘萍的言论平等和独立，说法不一，内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却基本一致：报纸是社会的工具，公众的工具。用戈公振的话来概括，就是全社会“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具有一定资格。戈公振说：“医生、药剂师，因为人命关系，所以要受科学的训练，就是兽医也有如此的规定。但是新闻记者，若是并不曾证明他的知识已经成熟，就交付他一个更宝贵的生命——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的生命，这是极不合理的。”邵飘萍也认为，记者“决非仅恃天才者所能胜任而愉快，是其资格之养成，必经种种繁复之准备”。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就是经过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教育。对于一个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报纸而言，此举尤显必要和重要。戈公振明确指出：我们对于新闻记者的大学教育，不仅以为“可以”就够了，且应该以为“必要”。设若我们将报纸当做一个团体利益的代表来看待，或是政党，或是教会，如此，新闻记者只需熟悉此一个团体的情形和流畅的文笔就够了，大学教育可以不必要。但是我们若认为报纸是代表公众的利益，那就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闻记者才能胜此重任。就是在这样的新闻职业化思想推动下，中国的大学新闻教育终于启动，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也因之显露端倪并初结成果。
（四）出国求学，视野开阔，知识渊博
近代中国，外受列强凌辱刀俎，内有军阀割据纷争，政治动荡，山河破碎。特别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难以承受的割地和赔款条约。华夏莘莘学子，痛恨本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落后，决心发愤图强，于是离开故土，远涉重洋，负笈东洋、西欧和北美，寻求强国富民的新知识和良方。“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吴玉章的诗，表达了中国知识界出国留学的壮志豪情。
与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相似，众多活跃在民国初年舞台上的著名报人，大都有着出国留学的背景，“探求真理、学习科学、爱国救亡、振兴中华”的主线贯穿着他们的一生，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完备的知识结构，更是以先进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进步。
1913年《汉民日报》因揭露袁世凯而遭到查封，邵飘萍也被捕入狱，后来，他被夫人汤修慧营救获释。为探求真理，他东渡扶桑，攻读于日本政法学校。到日本后，他除了做大阪《朝日新闻》的特约记者外，还用大部分精力研究各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着重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这次留学经历，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以后的办报实践深深地刻下了共产主义的烙印。1920年7月，邵飘萍回国，同年9月17日《京报》复活。在头版显要位置，他为自己在日本撰写的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作了广告。这两本专著，前者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作了详细介绍；后者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这两本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风行全国。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5周年，《京报》专门发行了纪念特刊。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它大量报道了列宁的后事，并出版《列宁特刊》一张，大量刊登有关列宁的新闻、通讯及图片，向国人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