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新闻人才成才规律研究
这一代新闻工作者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越战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重要的政治时期，都经受了政治炉火的千锤百炼。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也抓住了机遇。
一、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职业理想
1951年3月，纪希晨作为新闻界代表参加赴朝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在漫天战火和遍地废墟中，见证了中朝军队团结战斗的英勇事迹。5月6日，他在金刚山参加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战斗英雄大会，大批敌机突然袭来，轮番轰炸四五个小时，美丽的山野变成火海，与他日夜相处的老红军、慰问团副团长廖亨禄同志，当场同朝鲜人民军战友牺牲在一起。他抖掉了身上的沙石，从地上拾起一颗敌机扫射后留下的机关炮弹壳，这颗仇恨的弹片他至今还保存着。回国后，他根据东线、中线的采访见闻，写出歌颂中朝人民友谊和战士们英雄气概的报道《战斗的春天》。纪希晨说：“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一些记者，在前线上流血牺牲了，在我们的红旗上，也染有新闻记者的鲜血，这是新闻战线的光荣。”
从事新闻工作要有勇气。新闻现场有交通不便、生活困难、危险重重的边远山区，有水、火、风、震、疫等自然灾害地区，有炮火连天、出生入死的战争前线等等，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敢到这样的现场去的。不愿深入到生活实际中，而只等着会议稿或是改写工作简报，这样的记者是不可能成名的。纪希晨指出：“我们作为记者，是参加历史斗争的战士，是创造新生活的战士，是参与现实斗争的尖兵。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记者都是党的忠诚的战士、人民的公仆。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新闻战士，就应当很好完成党给予自己的任务。记者应当生活在第一线，奔驰在第一线，生活在群众中间；他应当是党和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和耳目；他应当是真理的信徒，真正按照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来进行工作。他始终应当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紧迫感，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做好自己的工作。既然是战士，他就应当在这个战斗的集体里，在党的事业里，贡献自己的一点光和热。”
1960年5月25日，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新华社四川分社派出了当时的青年记者郭超人随中国登山队进行跟踪报道。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为世界第一高峰，有“世界屋脊”之称。当时的登山队驻扎在海拔5100多米的高山上，郭超人不是登山队员，但是为了完成报道任务，他也要和登山队员生活在一起，还要坚持采写稿件。据科学分析，在海拔3000米处，空气中的含氧量约减少1/3；海拔5000米处，空气中的含氧量约减少1/2。当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空气中含氧量的30％左右，毫无疑问，这必然会使人呼吸极度困难。专业登山运动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每前进一步都得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战胜缺氧带来的重重困难，郭超人更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高山反应，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全身肿胀，手脚被冻伤，在写《英雄登上地球之巅》这篇通讯时，眼睛肿得看不清字，只能用一只手把眼皮扒开，另一只手去写稿子。郭超人说：“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记者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坚毅的革命意志。”
许多青年人问穆青记者成才的“诀窍”在哪里，穆青总是中肯地告诉他们：“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最根本的东西，是如何做人！”“我认为，年轻记者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成才是第二位的。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成才！即使成了‘才’，也是‘歪才’。”我国新闻记者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能为了私利而胡作非为，要做一个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名人民信得过的新闻记者。此外，要有坚定的信仰，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任何风浪面前都不动摇，这是一个人前进过程中最重要的方向盘，不管在大海上经历多少风雨雷电，只要紧握方向盘，就不会迷失方向。穆青等一批新闻记者在“文革”时期，没有因为挫折而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过怀疑，总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这只是在考验自己，自己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回报党和人民，为社会作贡献。也正是因为他们坚强的信念才使他们一直没有偏离目标。穆青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人把作品获奖当做最高荣誉，其实，人民的信赖才是对记者的最高奖赏。”穆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一切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
范敬宜强调，做记者，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面、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考虑它的导向作用。在他当总编辑的时候，对年轻记者总是强调不能只看到一点现象就写，记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了解国情、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在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期间，2005年，该院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回山西太原老家的机会，8天内对3个村4个乡和2个县的农村现状进行了调查，以札记的方式写成了4万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范敬宜读后非常激动，将这份报告寄给了温家宝总理。2005年4月28日，温总理亲笔给范敬宜复信，对李强同学的农村调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范敬宜认为新闻从业者最重要的就是责任感，这也是学校教育最基本的目标。
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立场决定着记者报道事件时的态度。政治立场不坚定、不正确的记者，很难写出主题健康、事实准确、具有强烈社会效果的新闻作品。许多著名的记者都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崇高的职业理想。
纪希晨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看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坚持党性，坚持党报记者的高尚情操。“四人帮”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时，他坚持真理，在席卷全国的批邓浊流中，顶住了那股歪风，对批邓没有写过一个字。纪希晨说：“我一个字不写批邓，是因为我思想深处反对批邓。我了解邓小平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伟大功绩，我坚信他主持中央工作时的方针路线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内心尊敬邓小平同志。”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纪希晨仍能在采访实践中，坚持正确的立场和保持崇高的理想。他所采写的《第七十二个战士》，通过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的事迹，反映老干部的革命功绩。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行为的抗议。
1975年，“四人帮”活动猖獗，全国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新闻界更是如此。穆青看不下去了，他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精神促使他必须有所行动，要向党组织、国家领导“告状”，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于是，朱穆之、穆青、李琴联名上书状告江青。后来在姚文元的指使下，新华社核心小组开始讨论这三人的“诬告信”问题，从1976年4月开始，他们受到了检查，遭到了迫害，这就是震动全国新闻界的“朱穆李事件”。直到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们才得以昭雪。
邓拓主张新闻记者要当杂家，他认为记者的知识就是要杂七杂八，只要有马列主义的根底，就不怕杂，不怕乱。这既是这位著名记者的经验之谈，又是他对后人的热切期望。他在《记者怎么提高得更快些》一文中说，记者工作的优劣、高低，最终决定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鉴别事物就没有标准；分析问题没有武器，坚持正确意见就缺乏胆识。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最精辟的一句是：“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对新闻舆论工作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
范敬宜总结了新闻工作者把握好舆论导向要注意的三条事项：一是要导之有责，就是在思想上应当要把正确舆论导向作为第一责任；二是要导之有方，引导不是机械地照搬，也不是刻板地说教，而是要遵循正确的方针、方法，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三是要导之有术，这个“术”，指的是宣传艺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群众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生活情趣的提高，以及西方和境外传媒的进入，我们的宣传方式需要努力适应各种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要讲求宣传的艺术性。
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纪希晨说：“我采访的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的，我从来不写道听途说的东西，我写的新闻通讯，都经过我亲身采访，亲自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亲自掂过它们的分量之后才发出。因此，它的真实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既是我长期新闻实践的体会，也是一个记者具备的起码条件。”《一场伟大的斗争》就是他经过多次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而写成的优秀通讯，让我们了解到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宝成铁路采访时，他深入工地，访问了很多工人，在《从宝鸡到成都》的七篇连载通讯中，热情地歌颂了筑路工人的英雄事迹。
范敬宜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他的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1979年5月13日发表于《辽宁日报》）就是实事求是写作态度的成果。当时正值“倒春寒”逼人之时，“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造成严重干扰。他凭着十年基层生活及对我国基本国情的了解，很自然地认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人民日报》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范敬宜还以自己的一次教训为例教导年轻的记者。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业余文艺会演，演出的第三天，省委宣传部要求报社增加报道瓦房店纺织厂歌咏队的经验。当时到现场采访来不及了，范敬宜就去找歌咏队的队长进行间接采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于是范敬宜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有水分：第一，记者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让唱歌，那是违反劳动纪律的。当时范敬宜刚刚被报社评为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他说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
穆青同志说：“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功、我们的好传统。而且是我们新闻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整个新闻队伍建设的生命线。如果离开了调查研究，背弃了我们的好传统，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就有偏离正确方向的危险。离开了调查研究，我们的新闻就失去了光彩，就没有了生命，指导性、思想性、战斗性就全丧失了。”这一切都要求记者要养成调查研究的职业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