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陆诒介绍，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曾经多次直接向他布置采访任务，并教他如何采访。其中一次是陆诒到曾家岩50号找周恩来，他说：“最近时局沉闷，新闻线索较少。有的报道枯燥乏味，读者也不要看。”周恩来对他说：“这是因为你没有深入群众，不了解读者的愿望和要求。我建议你除了必要地采访一些上层活动外，可以着眼于群众。譬如说，访问几个从战区流浪到重庆的擦皮鞋的难童，或者访问嘉陵江上几个渡口的船夫，或者访问重庆市内的公共汽车售票员，谈谈他们的生活和愿望。这种别开生面的新闻报道，也许会得到读者的欢迎，你不妨试一试。”周恩来还说，“你实在没有新闻线索，不妨到茶馆里去坐坐，听听群众在谈些什么。”听了周恩来的话，陆诒深受启发。后来他采访了一些售票员、船夫和擦皮鞋的难童，写了一些访问记和特写，深受读者的欢迎。
3.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
新闻工作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竞争的工作，所以要想成为名记者，必须具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和竞争创新意识。
一篇好的新闻作品要经过千辛万苦的锤炼。艾丰说过：“如果有一个记者总想成名，而任何有风险的题目都不去做，那他恐怕是很难成功的。”许多中外名记者都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长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地采访工作，往来奔波于各抗日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他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了《卢沟桥畔》、《血泊平津》、《西线风云》等大量战地通讯，宣传抗日，鼓舞民心。1938年范长江联合徐迈进、恽逸群等人在汉口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建立分会。“青记”成立后，范长江和其他记者们一道，毅然奔赴抗日战事最激烈的津浦路前线采访，写出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大量反映战局形势和前线战况的新闻通讯，编印成通讯专集《徐州突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突发，胡乔木当时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参与并领导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的名字“胡鼎新”也因此上了北平市警察局的黑名单。经组织同意，胡乔木离开北平，回家乡盐城隐蔽。20世纪30年代初的盐城，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惶惑的热血青年们，时刻企盼着能够了解时局的发展和外面的世界。众望之中，一本以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文艺刊物——《海霞》面世，此刊物即刻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进步青年的喜爱。《海霞》的策划人、创办人和实际主编便是胡乔木。《海霞》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为避免损失，加之经费不济，出完第三期后，胡乔木等人果断决定立即停刊，改出《文艺青年》报，仍由胡乔木主编。1933年9月，党内叛徒供出了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盐城地下党党员名单。胡乔木幸运地躲过敌人抓捕，悄然南下。1935年5月，胡乔木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胡乔木等人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缺少党中央方针政策指导的情况下，仍能够正确地把握斗争形势，艰难地领导着上海的地下文艺革命斗争。
浦熙修采写新闻时，“不畏强权，不惧恶势”，表现出常人没有的硬气，与她的纤纤弱女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面对苛刻的新闻管制，浦熙修绝不妥协，竭力抗争。1941年，香港飞往重庆的最后一次航班，由于机票紧张，许多民主人士不能成行，而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却在这次航班上带了大批箱笼和七八条洋狗。此事经浦熙修报道，引起一片哗然。1943年3月，孔家大小姐飞往美国结婚，随带的大量嫁衣不慎被水浸渍，又让财政部拨款重做。浦熙修动用春秋笔法，一面报道此事，一面在同一版面刊发新闻：女公务员们因生活困难向孔祥熙请愿要求增发平价米，遭到拒绝。当碰到新闻管制时，浦熙修便采用“开天窗”的方式，做无声的反抗。一次，她短短一篇《中国需要民主》的消息，竟然开了3个“天窗”。
孟子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些优良品质在邹韬奋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1932年，《生活》站在人民立场上宣传抗日，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发行量每期达15.5万份，创造了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而国民党政府却以其“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先是下令禁止在全国邮寄，最终于1933年12月以“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为借口密令查封，邹韬奋被迫第一次流亡。1935年11月，他在上海创办出版《大众生活》周刊，“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的立场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发行量很快达到20万份，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莫大恐惧。1935年底，蒋介石多次派人找邹韬奋谈话，或许以高官厚禄，或进行威胁恐吓，企图迫使邹韬奋屈服，均遭到邹韬奋的断然拒绝。1936年3月初被迫第二次逃亡，前往香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与柳湜等人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筹备，于1937年6月7日在贫民窟中创办《生活日报》（同时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后改名《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日报星期刊》），尽力推动民族解放运动。8月1日邹韬奋接受中共南方局的建议和全国各地读者的要求，宣布《生活日报》迁上海出版，后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百般阻挠而未能复刊。同年回到上海筹备《生活日报》复刊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群众团体“救国会”的活动。11月22日发生“七君子案”，邹韬奋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坚持斗争，坚定地表示要做“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1937年7月，爱国“七君子”获释，邹韬奋立即投入办报活动，于8月19日在上海主编出版了《抗战》三日刊，同时编印六天一期的《抗战画报》。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抗战》迁往汉口出版，1938年7月他又与李公朴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并改名为《全民抗战》，由邹韬奋与柳湜共同主编，一出版就深受读者欢迎，销量很快达到30万份。10月武汉沦陷，《全民抗战》迁重庆出版，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1941年2月22日出至第157期被国民党封禁。皖南事变后，邹韬奋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愤然辞去“国民参议员”的职务，面对反动派的疯狂迫害，他被迫第三次流亡，于1941年3月5日抵达香港，5月17日就复刊了《大众生活》周刊（他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致力于抗战宣传，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大众生活》终刊。此后，邹韬奋再也没有办报的机会。但是他锲而不舍地办报、宣传抗战进步思想的实际行动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成舍我的《世界晚报》创办初期，报馆无印刷设备，报纸由私人印刷局代印，人事简单（成舍我社长，采访记者兼总编辑龚德柏，经理吴范寰，兼职编辑张恨水）。晚报确立的四项宗旨是：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精确。成舍我要把它办成“自我的喉舌”和“社会大众的喉舌”。
晚报创刊不满一年，销量达一万余份。在报业的激烈竞争中，成舍我特别重视社论和时评，亲自撰述，敢于报道别家报纸不敢刊载的消息，批评别家报纸不敢触及的时政。其次，强调新闻的新鲜与及时，不炒日报的冷饭，当天中午发生的要闻，下午即可见报。再次，注重抓“独家新闻”，利用龚德柏与日、英、法等国使馆的密切关系，探询各地领事馆的电讯，如军阀之间权力消长的消息，做到“消息明确”，别家报纸所不具有。另外，精心办好副刊，加强副刊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以适应市民读者的情趣。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在副刊上连载，雅俗共赏，轰动京城。以上做法使晚报在竞争中声誉益隆。为维护其报纸的优势地位，成舍我甚至亲自到街头、公园去读晚报，借以了解读者的意见。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浦熙修敢于突破常规，另辟蹊径。她在当时一年一度的“国民参议会”报道中，完全没有冗长的提案和发言，倒有许多现场的生动描述，是在“像流水而过”的议题中，捉到“微漪”。她记录各界代表对国务院院长宋子文“阵势雄厚”的质询，记录“昏昏欲睡”之中忽然发起的对政府施政方针的质疑，镜头往往“颇有意味”，为表现中国政坛民主风气，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她这种会议新闻写作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会议报道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
4.注意培养精益求精的写作技巧和准确生动的语言艺术
名记者都很注意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胡乔木在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格外注意文章的构思布局，不厌其烦地请他人提建议，由此他的写作水平也与日俱增，他还认识到新闻语言对于新闻写作的重要作用，注意锤炼语言，字斟句酌。他的文章既准确严谨，又生动活泼，富于个性，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5.交际面广，具备社会活动家的本领
记者的职业是从事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采访又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只有广交朋友，才能耳听八方，及时掌握新闻线索，迅速摸清事实真相，成为一个“高产”记者。
范长江与各阶层人士都有广泛往来，上自党政首脑、将军大员、王公贵族，下至工友店员、商人小贩、黎民百姓，都能深入交谈，因而他的信息灵敏，渠道畅通，能够较准确地分析形势，掌握动向。
邵飘萍的采访之所以能屡屡成功，常常能采访到别人得不到的内幕消息，也是得益于他高超的社交本领。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也想参战，又恐民众反对。为了防止泄露秘密，在正式决定出台之前，段祺瑞下令国务院及下属机关全都“停止会客三天”。北平的新闻记者四处打探消息，均无所获。邵也因为这条消息多次碰壁。最后，他干脆借来一辆挂有总统府牌照的汽车，径直开进国务院的大门。下车后，他掏出“《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门卫禀报一声。门卫说：“段总理有令，这几天不会客。”这时，邵拿出1000元，先递给他500元，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你给禀报一声，这500元就归你了。万一总理接见了我，再送你500元。”这时，门卫动了心，拿着名片进去了。不一会儿，就笑嘻嘻地出来说：“段总理同意见你。”邵飘萍见到了段祺瑞，但段祺瑞闭口不谈参战的事情。邵飘萍向段祺瑞保证，三天之内如在北平走漏风声，自己甘愿受罚，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抵押。段祺瑞这才将中国决定参战的消息告诉了邵飘萍。邵得到确切消息后，就离开了总统府。临出门时，还没有忘记将剩下的500元给那位门卫。一出门，就直奔电报局，用密码将此消息拍到上海。上海报馆马上将此消息发表出来，还印了十几万份“号外”。当时津浦铁路尚未通车，上海的报纸都用轮船运到北京，要4天才能到达。所以，当北平市民看到刊有“中国参战”消息的报纸时，已是4天之后。段祺瑞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