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栏目开始集中制作“讲故事”的专题纪实类节目。节目完全采用了新的包装形式，同时也不再注重特定的主题，只要是新奇和有一定意义的故事，就能够进入选题的范围。这种节目形式在内容上一般会设置三到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完成故事的一个大的悬念点，在每个悬念点之下，还有很多反复的悬念制造过程。其很多特征都与原来的大谈话完全相反：
（1）精致的节目包装。其中包括节奏更快的片头，迅速提出“故事”悬念的导视，节目中渲染气氛的音乐和音效的使用，甚至是画面之间的转场特效。
（2）以“故事”为核心。《当代工人》大谈话的节目形式，是一种糅合了纪录片元素的谈话节目。真实再现谈话现场，以及无法预料的一些插曲，都增加了节目的真实可信度。早期的一些专题形式的节目与后期的专题节目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新的节目注重“虚拟性”。这种虚拟性并不是说节目所立足的基本内容是虚构的，而是指这种节目由于其特定的内容以及包装形式，越来越接近于电视剧式的虚构类节目。
虽然节目使用了一种更“平民化”的视角，用一种“演绎”的方式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百态人生，“宣教”的意味更加淡化。但同时，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看到的也许是一个好的故事，他们参与其中并能够看到与自己类似的心声的表露。因此，基于特定人群——工人群体的特征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些与这个特定群体无关的“戏剧演出”。
从纪实性谈话转变为“纪实故事”，再到栏目剧以及娱乐节目，电视作为一种社会观察者的权威性质逐步丧失，换取的是在一种媒介整体环境下预期“可能”出现的高收视率。这种基于节目基调的整体修辞方式的转变，反映出传播者自身权威性的下降，以及客观上，观众——工人作为一个群体特征的弱化。在这一关系中，栏目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主体的特征更加明显，而原先设定的传播目标，也由关注社会变革深层问题的行动者和思考者，变为每天在电视机旁等待一个个“好故事”的无聊看客。他们是“陷于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并不想去创造历史”的一群人。（Gamson，1992）
二、脚本结构——故事线索
艾扬格（Iyengar）提出了两类新闻框架：插曲框架和专题框架。插曲框架（episodic news frames）目前是电视新闻中突出的新闻框架，这种框架着重于分散的事件，例如夜间犯罪报道，涉及具体人物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发生的行为。而主题框架(thematic news frame)则通过报道事件的大环境和事件的结果及其影响将公共议题置入更广阔的语境之下，例如对贫困问题的报道。研究者们发现使用不同的框架会影响受众对事件责任人的理解和认识。艾扬格认为插曲式框架使人们“将责任归于个体，而很少考虑社会因素。而专题式框架则正好相反”。(Iyengar，1991)
对于《当代工人》而言，片段式的节目本身就是故事性的，故事的素材涉及一个连贯的事件，有一个或者一组主要人物。而主题式框架，往往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线索，而是对某一议题的讨论，也没有核心人物，故事和人物都是以议题的逻辑线索而不是故事的线索进行组织的。
但是制作节目的编导并非职业的社会运动家，基于新闻传播规律之上的职业自主意识也在增长。很多研究者发现，记者所关注的，并非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观点”，更多的是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并非每一个节目内容都具有统一的可辨认的框架（这里指主题而不是结构方式）。
《当代工人》从开播，到后来被“另眼相看”，成为逃脱商业压力下末位淘汰制直接约束的“政策保护性”栏目，无不与“工人”的特殊地位相关。但是从十年的节目发展过程来看，从“事件”到“话题”然后再回归“事件”的再现方式的变化，恰恰体现出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
以话题为核心的节目，叙述特征可以表示为：
按照节目常规，任何有品质的节目被认为都需要通过鲜活生动的故事来说明道理，有品质和有深度的节目，也应当是有社会关注度的节目。但是在这个时期，《当代工人》却偏向另外一种极端，即对故事线索的极度强调。而主题，或者说命题，只是为了完成叙事。虽然说任何节目背后总包含一定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一时期，整个节目所体现的主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以及对“工人”的塑造，在制作者那里，更直接地说，在编导那里是模糊的。每一个环节的设置，完成的作用已经不是对节目隐含的价值判断——主题的论证，而是为了能够为故事营造更多的悬念。因此，故事和命题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倒置了过来。
“故事”优先而不是“主题”优先，使《当代工人》的节目变得更加多样化，定位也更加模糊。为了保证《当代工人》的意识形态或者政策特色，部门负责人以及栏目负责人往往会在节目制作的最后一道关口——审查环节，要求编导对内部细节进行调整，比如在解说词中加入有关“工人”的字样，或者把主人公的“工人”职业背景做一个简要的交代，在节目最后的“拔高”部分，“提炼”故事主旨。应该说，一个真正的好故事，应该是主题立意和故事叙述俱佳的作品，但是一方面限于选题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限于编导能力的强弱，这种完美的统一是很难达到的。负责节目审查的负责人对此一般也都表示理解，并且在操作上也更强调故事的好看。至于对主题的“提炼”，与其说是对节目品质的要求，毋宁说是为了完成一种基于中国电视和政治传统的“仪式”。
三、主题结构——话题分布
《当代工人》创办于1997年，2005年被列为央视一套政策保护性栏目。节目的创办，是同十五大之后加快进行的国企改革特别是所有制改革和下岗分流问题紧密相关的。被列为政策保护性栏目，则是为了能够让这“唯一”的一个面向工人的节目不会因为收视率的冲击而消失。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代工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为维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的最佳证明。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也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工人阶级始终是被定义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最具有组织纪律性、掌握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我们国家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没有变、也不能变……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始终是我们党不可动摇的方针，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必须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提高广大职工的整体素质，把他们锻炼成一支真正具有先进阶级理想、社会主义道德、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严格组织纪律的强大阶级队伍。”（曾，2003）
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所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普通产业“工人”的地位正在下降。在中宣部所提出的25个群众关心的理论问题中，有关工人地位的问题被排在第九：“面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这些变化，难免会有人对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产生疑问和困惑。有的问：‘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工人阶级还是先进的阶级吗？’有的讲：‘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了，主人翁地位怎么体现？’还有人说：‘劳动力进入市场了，企业改制了，董事会、老板说了算，工人还是不是主人了？’等等。”（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003）如果说在以前，工人被称为“老大哥”，在政治和经济上享受着相对于其他阶层更高的待遇的话，那么工人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则是经济地位上的直接变化。因此，维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一意识形态命题，一系列的象征性标志就必须继续保留，《当代工人》正是这一系列标志之一。
从1997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当代工人》制作的节目在主题上可以明确辨认的有以下几类：
（1）建设。突出的是工人群体，特别是产业工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力军的特征，包括重点工程的建设、艰苦条件下的创业，以及工人如何爱岗敬业的主题。
（2）改制。囊括了十五大所提出的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的诸多方面，在具体内容上，则有内部搞活、机制转换、所有制调整等。强调的重点是市场和效率。
（3）凝聚力。涉及民主化管理、劳资双方的和谐关系、党建以及职工培养等内容，强调的是一种“归属感”和“凝聚力”。
（4）职工观念转变。特别指下岗职工如何转变观念二次就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下岗职工观念转变之后创业成功的故事。
（5）保障。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再就业工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政府、工会对下岗职工的关心和帮助。
（6）维权。主要是职工合法权益受损和维护的主题，从实际发生的矛盾入手，落脚点在法律和制度的维护上，其中也包括农民工利益受损问题。
（7）农民工生存。关注农民工生存状况，重点在于呼吁一种身份上的平等，最终达成“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维权类主题不在此列。
除了这七个方面具有比较明确的主题之外，还有一大类节目不具有明确的可辨认的主题，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类：
（8）与工作有关的主题。表现各种特殊性质的工作特点，或者是工人绝技绝活的展示，这类内容分布很广，大多不从属于传统的产业工人范畴内。例如有关精神病医院护士的节目、狱警和犯人之间关系的节目，以及新闻线人、沉船打捞等内容的节目。从制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节目由于人物身份和节目内容具有特殊性和新奇性，显得更加轻松和多样化，区别于传统的有关工人的严肃话题，因此更容易吸引观众。
（9）与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主题。表现主人公个人生活的节目，主人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节目的主要表现对象之一。这类节目在内容上更加庞杂，比如有关“毛孩”的节目，收养弃婴的环卫工人的节目，以及游客抢救受伤大熊猫的节目等。
主题1～7具有明确的可辨认的特征，话题集中，不管是表现工人奉献精神和建设成就的主题，还是表现社会制度变迁的主题，工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是得到集中表现的。而主题8、主题9，同工人形象的塑造、工作对工人所产生的影响等无明显关系。这两类主题的核心是“故事”而非“问题”，并不牵涉工人的身份认同及其转换，是对“工人”符号的一种游离。
将主题1～7归为“身份认同主题”，而将主题8和主题9归为“离散主题”，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类主题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明显（卡方=79.979，概值=0.000）。从总体趋势来看，身份认同主题在1997～2005年间一直高于离散主题。节目围绕“工人”组织节目生产的特征明显。节目开播的第一年时间里，身份认同主题曾经有过下降的趋势，离散主题相应上升，这时候，栏目的定位和选题方向也不是特别明确。但从1998年开始，身份认同主题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在2000年的时候甚至占据了全部份额。这也正是节目采用大谈话形式，紧扣社会热点制作节目的时期。
但是从2001年开始这种比例关系开始逆转。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有关企业改制、下岗再就业的话题迅速降温；另一方面，电视市场竞争的加剧，收视率指标的引入使得栏目在制作非严肃性话题和特异性选题的动力上升。但是由于栏目本身的政策属性，以及节目制作传统，身份认同主题仍然占据主导位置。2004和2005年间，由于长期处于被淘汰的边缘，栏目制作离散主题的比例迅速上升。2005到2006年间，虽然栏目已经被定位为“政策保护性”栏目，但是收视率依然是栏目内部考评，以及制片人和工作人员是否能够“保住饭碗”的重要指标（栏目连续两个季度收视率表现低于前一年，栏目制片人就要撤换，栏目的改组也可能导致原有编导的离职），所以寻找特异性选题的速度加快了，最终在2006年，离散主题一举超越了身份认同主题。市场的力量，使得《当代工人》也成为一个主题“迷失”的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