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个时段、历史与现实的互动
面向传媒市场的电视节目、面向学术研究的影像文本这两个层次，尽管功能不同，但其核心均是依托前期收集的各类影像资料，按年鉴学派的三个时段完成对历史或现实影像文本的构建。在这个层面上，笔者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搭建三个时段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有效勾连。在三个时段方面，是建立三者点、线、面的循环往复的互动关系。具体说，一方面，短时段的人物或事件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中时段、长时段的考察之下，同时也只有将之放置到中时段、长时段的视野之下，我们才能洞悉短时段的人物和事件在中时段、长时段历史与现实中的意义；另一方面，长时段、中时段的宏观视野，同样需要短时段在具体点上的积累，从而规避其忽略人物、政治、叙述的缺陷，使历史进程显得更加丰厚饱满。历史与现实之间同样是这种互动关系，对历史的回溯是源于对现实的困惑，而对现实的记录又是基于对历史的反省。只有在三个时段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形成上述勾连互动，才能构成浑然一体的稳定、均衡的影像记录框架。
2．公共服务
“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周梁楷：《历史学的思维》，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3页。]这是美国史家贝克（Carl Becker）描绘的一个史学愿景。这一方面是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史学的学术追求，只有当每个普通民众都能自觉、也有能力撰写自己的历史时，新史学才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真正的总体史；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也使这样的史学愿景具备实现的条件，文字作为等级制度的象征早已被破除，而在视觉传播时代，数码相机和摄像机、基于个人电脑的非线性编辑系统，以及基于Internet的网络传播，这三项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使民众掌握影像从生产、加工到传播的各个环节成为可能，官方的、垄断的、一元的影像生产和传播由此开始走下神坛。
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公众认识、解读和使用影像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真正参与到更加广泛的影像记录中来，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笔者的设想中，这项工作可由音像资料馆通过三个层次的公共服务来完成。其一，对影像资料进行延伸开发，按不同梳理方式制作各类影像文本，并通过网络平台或集中放映免费提供给公众，培养公众的影像经验。其二，定时举办各种有关纪实影像的专题讲座，逐步提高公众的图像素养（Visual Literacy）。[笔者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影像文本与客观史实、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此可能产生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其二，影像的特质、影像的生产流程、公众的接触方式等对公众理解影像文本有何影响；其三，普通百姓不仅是历史本身，是历史的制造者，而且还可以是历史影像的写作者。]其三，通过定时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影像活动，让民众真正拿起影像工具，参与到对自己历史的重建，以及对身边正在上演的社会现实的记录活动中来。
“这是另一种把人民自己的历史返还给人民的方式，它向人民表明历史是有价值的，从而激励他们做出自己的贡献。”[〔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20页。]当每个民众都有机会，也有能力拿起影像工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无缝隙地对广袤的人类社会进程形成扎实、均衡的影像记录。
【结语】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全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呈现出惊人的趋同性。一大批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以空前的速度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文化生态日趋失衡。作为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高速运转的经济改革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古老的国度正在经历容颜的巨变。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其独立性与多样性同样遭遇社会转型的严峻挑战。时至今日，还有几个都市里的年轻人能剪出漂亮灵动的窗花？又有多少远离乡土的后生能哼唱滋味浓浓的乡谣？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许多文明细节正在死亡之途上。如何使祖先传下来的文化遗存得到及时的抢救与保护，并且有生命地、鲜活地传承下去，已经成为今天的炎黄子孙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作家冯骥才多年来一直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1999年得知天津历史最长的老街估衣街要拆了，他立即召集志愿者开展抢救工作：（1）挨门挨户地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2）访问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估衣街的口述史；（3）搜集相关文物，尽可能挽留估衣街的实证文物。“我要求他们有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董月玲：《冯骥才哭老街》，《中国青年报》2001年9月26日。]画家赵以雄夫妇原本是为创作一幅展现当年丝绸之路的盛大场景而踏上征途的，但沿途的不断的遗憾与焦虑让他们走了25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批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比较古老面貌的人，就想尽可能多地记录下那些很快将会消失的东西。”[纪录片《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传承》，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2003年1月3日。]在台湾，《汉声》杂志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秉承“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纵坐标”的使命，以“中国的、传统的、民间的和活生生的”为标准，用文字、影像等多种手段采集中国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致力于建立一个民间文化基因库”。[赵岩：《〈汉声〉创办者黄永松：建立中国民间文化基因库》，http：//www.hsm.com.cn/rwjj/wy/200612/02/53525.shtml。]
视觉传播时代已然来临。在影像工具日趋普及的今天，我们如何用好手中的影像工具？又如何通过一种框架性的建构，让上述艰涩前行而又弥足珍贵的个人化、民间性努力，转变为一种更富规律性、日常化和多层次的稳定记录？本文仅仅是一次小小尝试，意在起抛砖引玉之用。由于笔者影像经验与史学积累的不足，观点难免偏颇稚嫩，甚至流于对年鉴学派的简单套用。但是，从倡导科际整合的年鉴学派入手，进而把借鉴的视野拓展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积累深厚的学科，从这些先行者的身上汲取观念、思维与方法，当然还有信心与动力，从而为影像记录寻求更为科学、均衡和全面的眼光来记录转型中的人类社会，这的确是笔者莽撞地提出上述构想的出发点。
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局，是当前多个致力于类似努力的创作团队，境遇大多并不尽如人意，体制性的障碍让它们步履维艰。在历史领域，《见证·影像志》在凌晨时段苦苦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念，预计12年完成的影像工程——《甲子》系列也进行到了第四个年头。但是，当下功利、短视的传媒生态，还是让影像工作者不时流露出某种担忧。“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最终完成？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请为它祈祷。”[陈晓卿：《我们没有完全失忆》，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20060303/101419.shtml。]在现实领域，《纪事》已很难从容地进行长线的记录，作为为数不多的仍然坚守现实领域的纪录片栏目，“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挺孤独的。”[刘鸿彦，《纪事》制片人，2007年2月16日在《纪事》栏目接受笔者采访。]“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这一畸形的体制模式，使被政治任务与生存压力时时牵制的电视传媒，无暇顾及这种探索的长远价值。而对这批影像工作者来说则更加尴尬与被动，理想的坚守经常遭遇万恶的“末位淘汰制”的威胁，不得不在“宣传机关”、“公益机构”和“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人格分裂”式的拉锯与摇摆。
那么，在当下社会整体浮躁的大环境中，特别是置身于全球广电媒介由公共体制向商业体制转轨的大趋势下，上述这种缺乏体制保障，又无法产生短线商业回报的构想，会有多大的可行性？它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学术空想？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布洛赫生命中的最后时光。1941年，布洛赫和他所在的部队正在德国纳粹的猛烈攻势下四处迁徙。当时也是年鉴学派最艰难的时刻，《年鉴》杂志在他与费弗尔时断时续的通信中维持着不定期的出版。也是在这个时候，布洛赫在一家小店买了一本学生用的笔记本，开始了新的写作。三年后，布洛赫被捕，不久牺牲于法西斯的枪口之下。半个多世纪后再次翻开这本没来得及完成的小书，我们仍能强烈感受这位年鉴学派开山鼻祖对历史学未来图景的无限憧憬。书中甚至不难看到如此阳光和温情的笔触：
这仅仅是一个幻想吗？尽管道路曲折，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于比前辈更为有利的地位上，已可以看到前方的一线曙光。[〔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