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蒋廷黻再次表明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旨，这个主旨就是：研究我们的近代史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蒋这里说的抵抗方案，他也称之为“救国救民族方案”，也就是近代化方案。蒋廷黻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概括描述为四个救国救民族方案的出现与实施，这四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是一种表述方式；1939年5月，蒋在重庆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则是另一种表述方式。综合蒋廷黻的两种表述方式，实际他是列举了五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五个方案中，两个是反例，三个是正例。三个正例，分别代表了近代化的三种不同程度，反映出蒋廷黻的近代化标准是追求整个的、彻底的。他说：“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徒求物质的改造而不求精神和制度的改造，其结果必会连物质亦不能改造。前清同治光绪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奕訢、文祥诸人也曾专心专意图谋中国的物质改造。……倘若他们的眼光不是这样褊狭，倘若他们觉悟了中国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问题，那么，中国何得有今天的内乱和外侮？”“同治光绪年间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失败，正因为他们只企图局部的现代化，因为如此，连他们所希望现代化的局部都不能现代化了。”“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甲午一战，证明李鸿章等人的自强方案无济于事，康有为、梁启超等出来提倡变法。他们并不否认中国应该保存国粹，也不否认中国应该企图船坚炮利，他们觉得光有这些是不够的，中国应该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蒋廷黻说：“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
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对于孙中山为代表的第三个方案，蒋廷黻认为：孙中山先生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的科学训练的，所以，他拟出的救国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他对前人的批评，不是说前人错了，是说前人的方案太枝节，太不彻底。他觉得中国必须有彻底的整个的精神建设、制度建设和物质建设。这三种建设同时并进，然后我们才能建设近代的、富强的国家。“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孙中山先生的方案，可以说是集近百年的各种方案的大成。我们今日所谓‘建国’，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方案的实施。”这里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蒋廷黻的史论史著，其主体的价值标准和目标追求，是落定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甚至是联俄容共的三民主义新政策的。这就无可辩驳的说明，长期加诸蒋氏头上的所谓“洋奴买办思想”，“全盘西化论”和“欧洲中心论”等头衔，实际上是不合乎蒋氏思想与学术的本相的。
五、史学理念在清华的运用
1928年，曾为五四运动健将的罗家伦奉命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到清华，据他自己说：他的主要目的和使命，在对于清华校务下一番整顿改革，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及新中国的建设上，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正当罗家伦校长大张旗鼓治理整顿清华之时，蒋廷黻应聘从南开来到清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从客观条件上看，蒋新任系主任，恰好遇上了大幅度修订历史学系课程的好时机，不过，蒋廷黻对历史学系课程的修订并不完全是被动的。罗校长聘他，自然是对他寄予希望。更应看到的是，蒋廷黻己具系统自觉的史学理念，依上文所述，概而言之，蒋氏的史学理念，可以说就是追求科学态度的、国际视野的和现代化目标的史学。他在主持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短短五年中，努力使他的史学理念熔铸到历史学系的发展中去。
蒋氏首先重视的是外国史课程的开设。他认为，重视外国史的讲授，不仅是外国史本身有研究的必要，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了，闭关自守的时期早已过了，研究日本和西洋各国历史，不过等于认识我们的邻舍而已，处今日之世界，这一点交邻的本分我们是不能不尽的。而且，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有许多地方可资借镜。西洋史学的进步，是西洋各种学术进步的一方面，西洋史学已到了后培根、后达尔文时期，中国史家则大多还是前达尔文时期，甚至是前培根时期，实在是太幼稚了。因为这些缘故，清华的历史学系，一定要学生兼习外国史，而且要学到能领会外国史家大著作的程度。在蒋廷黻此种思想的指导下，清华历史学系在每年平均开设的约二十二种课程中，外国史就占有一半。但是学习外国史的目的不在于将中国学生培养成外国人。在安排外国史课程的时候，蒋廷黻反对一味照搬外国模式。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片新大陆，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因此，学习外国史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替中国自己造就人才，造就能开创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局面的人才。这个“立足于中国”观念运用的结果是，在编制外国史课程的时候，蒋廷黻主持下的清华史学系努力于日本史及俄国史研究的提倡。“一国的历史就是一国的履历。我们平素交友及办事都知道第一步是打探对方的履历。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我们大学的历史系反忽略最与国家兴亡有关的日俄：这是一个不可原宥的罪恶。”
蒋氏执掌的清华历史学系，除了兼重中外史之外，还要学生多学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多识一种文字就多识一个世界”，鼓励学生掌握多门外国语。故历史学系本科阶段的第二、第三学年，均须修满八学分的第二外国语课程。蒋廷黻不仅强调多语言的能力，同样强调研究历史须具备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甚至理工科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他认为，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说到底，这也是蒋廷黻要使历史学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蒋廷黻还下决心、同时又稳妥地改变以往“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的现象，逐渐以能讲一时代或一方面历史的年轻教师，取代那些只能讲授传统学问的教师。蒋廷黻认为，传统的那种治一部书的学问，实际只是一种工具学。我们虽于工具务求其精，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所以清华的史学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除兼重西史及社会科学以外，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
在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园地、重视以新观念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思想指导下，蒋廷黻对于历史学系的教师培养也自成一派。他发现“开辟新土比种旧园子要难好几倍”，一个受过西洋科学方法系统训练的留学归国者缺乏适合他开辟新土的环境与制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学校的行政当局绝不能机械式的勉强人人担任三门或四门功课，不问这些功课是新辟的土地，还是旧有的园子。”要给年轻教师两三年专门研究的时间，从中国自己的史料下手，真正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他指出，“学术机关必须负培养的责任”，即提供“研究工作的便宜”。他要排除学术研究从行政上下手而不从“学者和问题”下手的现象，主张对教师要“减轻授课时间，减少行政责任，充分的设备，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养这种子所必须的都应该给他。”
蒋廷黻是政论家，他的政论大多携带着历史；蒋廷黻又是史学家，他的史论史著从更深沉的角度看，实际上大多也是政论。史学与政论在蒋氏的著作中只是形式的区别，并无实质的不同。这即是说，蒋的史论史著是寄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的。但是蒋的现实关怀不是简单化和影射式的，他不是到历史中去挑选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政见。他是从对历史的整体的理解和发展趋势的把握上来推出自己的结论。他不挑选史实，但他要精细地分析史实。他分析史实时，眼光不是单一的和线性的，他的分析方法带有明显的立体的性质。他非常注意科学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方面，他也注意环境的变化，他还注意历史上对抗的双方的心理和动机。他不挑选史实，但他的研究是有重点的、有针对性的。他的重点和针对性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大层次来理解。从广义的层次来说，他的重点是中国外交史和近代史，其针对性在驱散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昧于大势的心态，唤醒国人对于时代的、世界的和近代化紧迫性的认识，指出中国的出路在开放、在改革。开放就是要勇敢地到世界大舞台上去求得自己的生存，要大胆的接纳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来推动自身的发展；改革就是要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在机械生产的基础上，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总目标的范围内，完成整个文化的改造，也就是实现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现代化。从狭义的层次来说，蒋的重点和针对性是相对具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所谓当时的事实和情况主要是国民革命的洪流、“9.18”事变带来的危机和准备抗战及抗战建国的道路选择等大事。蒋氏的史论史著基本上是顺着这些大事的发生而发表出来的。
[作者简介：蔡乐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尹媛萍，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