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私下曾说过两句政治名言，给他的朋友们印象深刻。一句大概是在1926、1927年他对胡适说的，据胡适回忆：“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劭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他毕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一句是在1930年代他对蒋廷黻说的，蒋氏曾回忆：“他了解一切问题的复杂和连环。谈政治的时候，他最喜欢说的一句笑话是：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他是想提高国家水准的一个有力分子，其成败及理由还得留等将来的历史家来研究。”
胡、蒋对丁文江这两句政治名言的记录，多少表现了丁文江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无奈与悲叹，在一个充满动荡、混乱和无序的社会里，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时代，受过最好的中西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命运往往显得十分的脆弱，要么折腰事从权贵、依附军阀，要么因保持自己的清高，而被政治主流边缘化。丁文江既不想走前者的路，又不想在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中默默无闻，做一个纯技术型的地质学家。他身上有着更大的能量需要释放，他有着比一般中国人，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更为高远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他的选择诚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的道白：“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他自认“出山要比在山清”，可见，他是本着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来对待现实政治生活的。
二、对“苏俄模式”的观察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新生政权，作为一新生的进步事物，曾引起世界的巨大震撼。世界各地许多进步人士、知名学者都前往俄国，亲自考察它的社会主义实验。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社会主义实验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以瞿秋白、茅盾、胡愈之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苏联游览，他们所撰写的苏俄游记，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胡愈之的《苏联印象记》，反映了共产党人或左翼人士的观点。一种是以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他们曾在英美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英美民主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体验，面对苏俄社会主义实验这一新生事物，他们抱着极大的兴趣亲自前往考察，他们虽未动摇自己对英美式民主政治的信念，但对苏俄的实验亦未作否定，甚至有相当的同情，其中丁文江的苏联之行相对胡、蒋来说，在思想上的跳跃、变化似更大，他不仅发表了《苏俄旅行记》，而且在政治见解上作了一定的调整。
1933年6月23日，丁文江从上海乘船出发，踏上去美国的路程。丁文江在芝加哥参观博物馆，到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8月2日遂离开纽约前往欧洲，他在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做短暂停留后，8月30日进入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丁文江去苏联时，抱有很大的期望，拟订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后经苏联方面的劝告，丁文江对自己的考察项目有所调整。即使如此，在当时前往苏联的中国人中，丁文江可能是涉足领土最广，对其建设情况最为熟知的专业人员。他的苏联之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观光，而是具有专业考察的性质。从他后来的言论来看，他在从事地质考察和经济考察的同时，颇为留意苏联政治。他的苏联经验，可以说是他人生和思想的重要收获。
丁文江自苏联归国后，他的思想、身体、生活均有极大的变化，与他有密切接触的人们对此印象深刻。傅斯年提到他盛赞苏联的婚姻制度，想埋头著书立说，精神上有点反常。丁张紫珊看到他下决心戒掉了吕宋烟。胡适发现他身体颇为疲惫，有些不适。丁文江回国后，在《独立评论》等刊发表新的政论文字有：《我的信仰》（第100号）、《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第108号）、《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第133号）、《再论民治与独裁》（第137号）、《科学化的建设》（第151号）、《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第163号）。这些文章明显反映了“苏俄经验”对他的刺激和影响。
在政治上，丁文江明确主张中国现行的政治只能实行“新式的独裁”。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是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一场混战。讨论首先是在蒋廷黻、胡适之间展开，丁文江以一篇《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介入，其立场明显倒向蒋廷黻这边，而与胡适的“民主政治”论相左，丁文江认定：“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凡胡适之先生所举的独裁政治的困难和需要，都是实行民主政治所不可免的困难和需要，而且程度如大。”丁文江提出“试行新式的独裁！”“因为新式的独裁与旧式的专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丁文江的观点如石击水，一时激起极大的反响。胡适、陶孟和、吴景超、陈之迈等人纷纷撰写批评文字，针对丁文江的观点予以反驳。
丁文江又续作了《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指出：“苏俄的共产党理论上也是承认民主政治的。从马克斯起到司他林止，都把劳动专政认为过渡的，是达到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认为：“政治上地位稍为稳固一点的人，连一句不愿意听的话，都传不到耳里。这正是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党不同的地方。”表示了某些对苏联共产党的好感。在文章的结尾，他对自己的政治选择做了明确回答：“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这似乎又传递出他的自由主义是服从民族主义的这一信息。
在经济上，丁文江发表了《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科学化的建设》、《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等文，明显接受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吸收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统制经济”也可称“计划经济”，它是针对“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而言。1930年代欧美各国在经济上“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丁文江指出，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需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其中“现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洁的官吏”，“第二行政组织要健全”，“第三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