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图书馆与现代学术研究关系甚为密切。只有建立了近代图书馆，才能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保障。故近代图书馆之普遍设立，理所当然地构成现代学术体制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近代图书馆制度，既是大学体制的组成部分和学术研究之重要保障，亦同样是独立研究院所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换言之，现代中国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唯有建立起相应的近代图书馆并使之制度化，方称得上健全之现代学术机构。作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新式学会、大学及研究院所，亦无一例外地将创设近代图书馆作为学术基础设施建设之重要内容。不仅公立的各级公共图书馆成为整个学术教育体制的重要部分，而且大学图书馆、新式学会和独立研究所之专门图书馆，亦构成大学体制及研究所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文献保障。
近代图书馆之种类虽略有差异，但其为学术文化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料和便捷之学术信息的功用，则是相似的。公立图书馆是指政府设立的各级公共图书馆，有国立、省立、市立及县立等多种类型，多属于综合性图书馆。其中较为著名者，有京师图书馆及在此基础上改造创建之国立北平图书馆。1912年，京师图书馆建成并对外开放。1920年代，该馆与中基会筹办的北海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1925年6月3日，中基会第一次年会议决，文化事业先由图书馆入手。嗣以北京为人文荟萃之地，宜有规模宏大之图书馆以广其用，遂建立北海图书馆。中基会经过考察后认为，教育部所属之京师图书馆所藏中文书籍甚富，尤多珍品，徒以地势偏僻，房舍简陋，均不便于阅览。如以两馆合组，择地建筑新馆，则旧馆书籍既得所而善藏，新馆亦可节出购置旧书之费转购未备之书，殊多裨益。1925年10月，中基会与教育部商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成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1926年2月28日，因教育部未能履行契约，中基会决定暂缓实行两馆合组之事。正在筹建中之图书馆，则暂由董事会独立经营，初名为北京图书馆，仍由梁、李分任正副馆长。1929年7月，中基会举行第五届年会，将北平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正式合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后之北京图书馆藏书达50余万册，堪称全国最大之国家级综合图书馆。
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创设之国立中央图书馆，为另一所国家级综合图书馆。1928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在南京筹办中央图书馆。1929年1月28日，中国图书馆协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年会，通过了《督促政府建设中央图书馆于南京》提案，呈请教育部从速筹办国立中央图书馆。据沈祖荣透露：教育部筹设国立中央图书馆，“主旨在首都供给一所研究学术之图书馆，如旧都国立北平图书馆之规模。”1933年1月21日，教育部派蒋复璁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后改为该馆筹备处主任。4月24日，教育部核定《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组织大纲》。鉴于图书资料大量增加，经中央研究院同意，将其成贤街总办事处房地价转让给筹备中的国立中央图书馆。1936年2月10日，该馆全部迁入新址办公，9月1日正式开放阅览。国立中央图书馆创设之初，以教育部北平档案处藏书、南京教育部图书馆复本图书约4万册为基础，重视善本和西南各省地方文献之收藏。该馆1935年藏书仅有99332册，1937年入藏中外图书及期刊达18万册。在蒋复璁策划下，中央图书馆印行了《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初集231种，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1930年代初，沈祖荣对全国各地图书馆情况调查后阐述道：“全国各高等教育机关，其收藏丰富，馆舍美丽完备者，几成为必然之通例。学者与教育家，常以其本乡本土完备之图书馆设施自豪。富人者流，亦常思捐款以为建图书馆之用。政府方面，就各部图书馆言，固亦愿竭力图谋图书馆设施之完善。捐资兴办图书馆者，亦经明文规定例应奖励。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刊行以来，各处图书馆刊物之产生，如雨后春笋。”蔡元培亦云：“近来国内图书馆逐渐增多，本爱好书籍之天性，有自由阅览之处所，濯磨淬厉，得所凭借，正如昔人所谓‘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者。”江苏国学图书馆、江浙、安徽、江西、湖北、云南、河南、山东、辽宁、河北等省立图书馆，不仅注重搜藏中国传统文化旧籍，还重视各省地方文献之搜集、整理及刊印，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社会史及方志学之研究。
近代图书馆之宗旨，乃为对文献资料“藏用并重”。围绕着图书馆藏书之“用”，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信息服务等一整套管理体制。1930年代建立起来之现代图书馆制度，突出了近代图书馆“公有共享”特性，不仅与传统藏书楼迥然不同，与欧洲图书馆之性质亦微有差异。对此，沈祖荣阐述云：“因为近来的图书馆不是藏书楼，或仅为少数的书痴、权贵所独享的。它应是春风化雨，为万物所均沾，为社会所公享的。开架阅借，爱护公物、遵章守纪，是为体现基本原则的具体措施。还要为学术研究、文化保护、事业发展谋长久之计。它在经营管理上的最低标准，是要有最低限度的工作人员、设备、经费、书报等等；人员不可滥竽充数；设备起码要保证人物的安全，要能防雨，防潮，防火，防盗；经费在最低限额上，只可增加，不可削减；报纸杂志常用者，也不可中途停购。”在时人看来，近代图书馆之公藏共用，较之私人收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对学术研究之促进作用亦格外突出。有人对两者进行比较后概述道：“第一，人群互相之观念益明，即知个人事事仰赖于社会，即对社会有利益均沾之义务。小之至于图书，亦莫不皆然。第二，私人藏书，以经济而言，不如图书馆能有坚固之房屋；以人才而言，不如图书馆能得专门图书馆学之人选；以保藏而言，不如图书馆经营方法之完密。且常年日月，胥有经费支持，不至中途停辍，沦于散佚，藏之于己，未若藏之于公。第三，图书馆所藏图书，人人可以借阅，检查捷便，布置适宜，偶欲读书，随时可往。虽属公共机关，不啻家庭书库，储之于公，无异于私人自藏。第四，私家财力有限，不如图书馆之收藏完备，既不能人人皆有图书馆。即不如公用一图书馆之省财省力。第五，捐赠图书，为一种公共文化之义举。既于图书馆方面，得有相当之报酬，又于社会方面，得有相当之敬仰。荣誉所归，人争趋之。”
为现代学者之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是近代图书馆之重要使命。对于图书馆之该项使命，时人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沈祖荣云：“图书馆是一种致力于文献之收集、保存与应用之机关。”在他看来，完备的图书馆理应建立按一定系统排列的图书室：“从日常浏览的报章杂志，以至精心撰写的论著，与乎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皆所应备。”他认为，图书馆已经不是“静的”仅止发书之处所，而是“动的”推广教育的机关。一个完备的图书馆，绝不是仅仅打开大门让人进去借书阅读即算了事，“它的内容必然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来履行教育读者的使命。我们从事图书馆事业的人，亟应看准这一点，并分析来馆阅读的民众，究竟有怎样的程度，做什么职业，有什么习性，然后分门别类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教育起来，使之来活用你的图书馆。引导他们以图书馆为做学问、求知识、寻娱乐的中心。……为了完成教育读者的使命，在经济条件许可之下，以研究科学技术为主的专门图书馆，可向纵深发展，取得经验，以便推广。”因此，沈祖荣将近代图书馆视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教育机构：“图书馆是研究学术，沟通文化，辅佐教育的机关。”正因图书馆肩负着推进现代学术文化之重大使命，故在沈氏看来，1920年代创建之诸多公共图书馆尚未完全尽到服务学术之功能，需要不断完善：“说到贡献二字，现在我国图书馆界，实在还未能发挥它的效能。最近除了少数学术机关和大学图书馆、省立图书馆，以及北平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已经办得有成效外，其余的大概不容易谈到。”
对于近代图书馆与现代学术研究之互动关系，近人多有阐述。杜定友对其研究后概述云：“（一）学者研究学术，首赖图书。但个人设备，必感不足。有图书馆，然后可以博览群书，参考引证。所以图书馆不啻是学者的养成所。（二）学术的发扬，全靠图书的流通。图书馆的书籍，无处不到。学术也同时普及。（三）图书馆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补助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之不足。使一般因年龄、时间和经济关系，不能求学的人，可以继续求学。”故学术与图书馆有着异常密切之关系。蔡元培亦曰：“图书关系学术至为密切。承先哲之余绪，开后来之涂辙，体用咸备，细大不遗，实惟图书是赖。集多数图书于一处，予民众以阅览之便利，辅助文化进步，实惟图书馆之功。”图书馆是学术研究之重要辅助机构，是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构成部分。近代各类图书馆之设立，多寓配合学术研究之意：各种公立图书馆重在中外典籍之备置，以应学术研究之需要；大学图书馆购藏图书资料，除了满足大学各项教学与师生研究学术之需要外，还可借此培养学生独立之研究能力，增长其专门知识；而专门图书馆乃旨在针对特定服务对象而提供研究文献，对学术研究之推进作用更为显著。
如同传统藏书楼为古代中国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新式图书馆亦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新式图书馆。而近代图书馆制度，无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图书馆对学术研究之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丰富的信息，成为学术资料及信息交流中心；二是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基础性服务，其编撰目录、索引、引得、分类等工作，不仅直接促进和便利了学术研究，使图书馆成为学术研究之资料服务中心，而且产生了专门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之现代图书馆学，间接地促进了学术研究之深化。因此，中国传统藏书楼变为近代图书馆，不仅仅是变私有、封闭、独享特性为公共、开放与共享之特性问题，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建构之重要表征，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体制建构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现代体制化之学术研究离不开近代图书馆，从而使图书馆不仅成为重要资料中心和阅览中心，而且成为学术信息集散中心，成为继新式学会、近代大学及专业研究院所之外的学术重镇。近代图书馆制度之建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为学术研究职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