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邝富灼校订了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1876-1937）编写的《英文益智读本》（The Useful Knowledge Reader）。该书选用习见的鱼虫鸟兽及常见的工艺、简单的生理为题材，全书共32课，如猫、蜜蜂、稻米、眼睛、蛇、丝绸、牛、茶、牙齿等。是一部学习西方科学基础知识的简明英语读物。《教育杂志》在“绍介批评”一栏中指出：“吾国旧学，专务于虚，而新教育亦然，近日皆知注重实业矣。而谋实业必先兴实学。理科之举，求诸译本，既多一层隔膜，径读西籍，又有二难。文字艰深，非英语程度浅者所能遽及，其难一也。引据事物，习见于欧美者，或不见于吾国直观教授之法，几不能用，其难二也。凡外国教本之程度不能确当，事物不能尽喻。于读本文法历史地理固皆有之。而理科为尤甚。吾国未有起而谋之者。祁君现为苏州大学堂教习，乃著是书，为祛二难，可谓善矣。记者捧读一过，知其所教，尽择吾国随地皆有之鱼虫草木，与寻常之工艺，单简之生理，以为举隅，凡十岁以上之学童，无虑其不知，作者之用心亦良苦矣。惟插画间有失检处。如117页之土耳其人浴，而图乃作一盘辫于顶之华人。132页之网球图，未画界线是也。”
学部评语为：“是书共一百四十页，为课三十二，以寻常之事物编辑而成，俾学者借此易为通晓文理，用意颇善，惜为书无多，仅仅一册，不适教科之用，作为补习课本可也。”有鉴于此，祁天锡又开始编写《英文格致读本》，将《英文益智读本》作为该书第一卷博物学大纲，续编的五卷为：卷二动物学、生理学；卷三植物学、农学；卷四化学、实验物理学推论；卷五地质学、天文学、地文学。第二卷初版于1911年3月，仍由邝富灼校订。在该书序言中，王蕴章指出：“其书遂适合于吾国人之肄习而益臻美备，恢恢乎理窟之康庄学海之具区矣。顾祁君犹复谦让未遑，谓学不一途，物奚翅万，是特养成学生随在观察之习惯，为补习读本之一助云尔，夫教育之方，吹万不同，因应各异，其道固难，而大要以有知的方面之教育价值及情的方面之教育价值，为先导世之读是书者，绪引其适应之知识，增进其普通之感情，发挥而博大之。”该书1918年2月已发行至5版，至1927年已印了十数版，并考虑到初版以来“科学之进步一日千里”，因此请著作人对该书进行修订重新再版。
邝富灼不乐仕进，宁屈就一个出版机构为推进中国的英语教学的精神，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赞扬。林熙称“四五十年前在国内读过中学大学的莘莘学子，大都读过邝富灼所编写的英语课文和课外读物或《英文杂志》、《英语周刊》的罢，可略举一二，旧日国人学英文文法的，不少读过他所编的《英文法阶梯》（共分四册）、《新英文典》。另外一种教科书，在当年也是很畅销的是《英语作文教科书》。三十年代不少出国留学生，他们在读中小学时，大都读过邝富灼编的课本”。他的为人处世也给英文部的下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性情脾气以及人生观和道德观，都近似基督教中清教徒一派。待人接物，直道真情；做事认真，绝不苟且。他是美国扶轮社社员（Rotarian），交游很广，为人所尊敬，后来被选为远东社长。但公事私谊，终以商务印书馆的利益为归。他按契约工资以银两计算，所有积蓄，全部投资商务股票，对商务印书馆忠心耿耿；唯其忠实，故对英文部一切用人行政自信不疑，要求十分严格。他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课外读本，以及字书等很多，只因学制变动频繁，学校联系不够，销路平平，在盈利方面不能算成功。他为商务著述和编辑的英文书籍虽不少，却没有一种取版税的，故几十年从无额外收入。”后来王云五对英文部的工作干预过多，“英文部在编译所中的特殊地位，势所不容了”1929年邝富灼退休时，商务印书馆开了盛大欢送会，“邝博士向大家致词，当然完全说英语，记得由吴东初先生逐句译成汉语”，主要是“历述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王云五在致辞中说“邝博士英语水平很高，好到不会讲中国话，多年交往中只听过邝博士讲了三句广东话。大家听了，所见不‘略’同，有的说是‘褒’，有的说是‘贬’。”葛传槼称自己“不敢下断语，只能用英文来说是‘a backhanded compliment’。”
三、结语
1931年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编辑各种国文、伦理、理化、史地等教科书外，“复有各种字典、辞典、丛书及外国语文书籍，已出版数百种。外国语分英、法、德、日及世界语等多种，各书之中，英文最占重要。当本馆创办之初，国内英文一科，缺乏课本，间有外国供给，价值既贵，又难适应国情，本馆乃敦请英语专家从事编辑。更致意于普通应用者，如文学、会话、尺牍、翻译、字典各书同时进行。”根据商务印书馆自编的《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至宣统元年（1909）十月商务印书馆已经编印出英语教材至少有五类65种，其中英文读本16种、英文文法17种、英文会话8种、英文科学15种、英文杂类9种。其中英文读本多是以课文为主的教科书，有的几乎完全不涉及语法；英文文法的内容似乎相对比较固定，但这些语法书中的专业术语究竟应该如何翻译是最令英文部编辑们困惑的地方；英文会话中有会话教科书，也有一般的会话读本；英文科学中包含有一些历史地理的教科书；英文杂类中大多是翻译写作与英汉对照的参考读本，其中不少选自一些英美名家的名作。而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1898至1911年的13年间共推出各类英语教材和参考读本166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达102种，占总数的61.4%。初级英语读物和英语中小学教材49种，其中有23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占48.9%；英语会话教材与参考读本15种，商务出版的有13种，占86.6%；英语文法写作教材读本48种，商务出版的有28种，占58.3%；其他翻译与英汉对照的参考读本54种，其中商务出版的有39种，占72.2%。商务出版这些英语教科书在晚清蔚为大观，从而执清末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决非偶然，是与商务印书馆特别重视各类英文教科书的编纂，在编译所成立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编译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夏瑞芳、张元济，以及英文部部长邝富灼都是极为注意网罗英语人才的帅才，在他们的安排下组成了当时最强的英文编辑队伍。引进人才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当务之急。1905年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中就有“近年各处学堂广设，教科各书销路日广。本编译所增聘名人，以便赶编。”李家驹根据众多的关于商务印书馆的回忆文章和商务人的出身背景发现：“商务人存在三个紧紧相扣的人事网络，乡缘、地缘和学缘是重要的纽带。”早期商务的创办人很多是宁波帮，这是乡缘；清末民初在“英文部”任职的著名双语人才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奚若、周越然、徐铣等都有三缘的因素。如颜惠庆的丈人是张元济的座师，颜惠庆与徐铣、谢洪赉与奚若都有师生关系，是学缘；周越然、甘永龙、茅盾都是浙江人，进入商务有某种地缘因素。其实，除了这三缘外，还应该加上一个“教缘”，早期创业诸君大都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谢洪赉、邝富灼、奚若等都是基督徒。
上述“四缘”固然是商务编译所“英文部”人才的重要来源渠道，但是否聘请和录用编译人员的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学问能力和为人处世。在商务印书馆早期英语教科书编辑队伍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编者都有着丰富的教授外语的经验，是编者与教者一身而二任，如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周越然等，都曾或长或短地出任过不同程度学堂的英语教员，非常注意教育界的新变化，如邝富灼就多次深入英文专科学堂进行实地调查，不少英文编辑兼有教授、译者、学者与编者的多重身份，如颜惠庆等，既当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又编译辞典与翻译教科书；很多编辑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有新知识素养，他们多能较快地传递西方英语学的新知识，能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为新式学堂的新教学制度编写出最新的英语教材。英文部吸收人才讲究学历，如邝富灼、颜惠庆、奚若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谢洪赉、徐铣等是国内著名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但商务印书馆在选拔外语人才时也不唯学历，如早期由邝富灼介绍入商务英文部的周越然在外语方面只是在一些传教士的私人学堂里就学，没有什么正式的学历；后期入英文部的葛传槼也是毕业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函授学社英文科，两位英文部的编辑后来都成为著名的英语专家。正是商务印书馆既重名家，又不唯名家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才使商务在晚清旧学向新学的知识转换过程中，引导了新式英语教科书的编写，成为中国近代新式英语教材编写的先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