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变通旗制期间，大部分驻防都设立了一些八旗工厂或习艺所。
由于经费所限，各地八旗工厂的成效普遍不大，加上工艺不成熟，产品质量较差，很难打开销路，导致工厂在运作的过程中步履维艰，更谈不上扩充规模。但是应该承认，这些工厂的创办确实产生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后，掌握一技之长的旗人得以比较顺利地就业谋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清末八旗工厂的创办。
4.兴办学堂，发展教育
根据其内容和性质，清末为筹划旗人生计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教育，如开办农业讲习所、工艺传习所等，在旗人中普及一些浅显的职业知识；另一类就是普通教育。前一类，前文已有所涉及，这里着重介绍普通教育的情况。
1903年3月20日，袁世凯在奏疏中提到：
臣前面奉谕旨，以八旗兵丁生计日蹙，饬在挑选旗兵内考拔学生，分遣各学堂肄业以广造就……惟查此次所挑旗兵，其间资性朴勇者固多，而聪颖识字者甚少，以之入营训练，则精壮有余，以之就学肄业，则启迪匪易。拟恳饬下八旗、外火器营及圆明园健锐等营，另选天资聪秀，文理粗通者，候由京旗练兵翼长内阁学士臣铁良赴京，分别考验。再由臣复加考试，以便分遣入武备、医学、农工、机器、电报、铁路各学堂，切实讲求，以期成就。其四五品以下世职各员，并八旗举、贡、生、监，有志向学者，亦准其一律送考，以仰副朝廷嘉惠满蒙，作育人才至意。
可见，此前清政府已经有了通过兴学来扶助八旗生计的考虑。稍后，山东巡抚周馥奏：“旗丁生计日蹙，请挑选八旗聪颖子弟，入武备、医学、农工、机器、电报、铁路各学堂，以期成就，”获得允准，进一步证实了清政府上述想法。通过在京旗和山东驻防的小规模试行，清政府于正式宣布为八旗“另筹生计”前后，将这一做法向全国各地驻防推广。1907年4月，为了吸引生计困难的八旗子弟入学，清政府特别作出规定，凡八旗子弟由初等小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准其尽先挑补马甲以下钱粮；由高等小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准其尽先挑补马甲以上各钱粮；次年，进一步补充说明：“嗣后各旗挑补钱粮应查照上年部文，无论官立、公立、私立小学堂学生均一律尽先挑补，以昭公溥，其有现已毕业，经督学局考验合格，给予毕业文凭，加盖关防者，应准坐补钱粮”。
在清政府的一再倡导下，各地驻防增设学额，劝导八旗子弟入学，取得了一定成绩。迄1907年底，动手较早的绥远已设立陆军、中学、高等、初级、蒙养、半日、清、蒙各学堂18处，接收学生800余人；奉天除将原有小学堂五处按照新章加以整顿，设立高等、初等各数班，招收学生360名进行培养外，还专门创设满、蒙文讲习所，以便促进奉天和蒙旗各部落的沟通，应付沙俄的觊觎和侵略；即使在“僻处一隅”的宁夏，也节缩马粮，设满汉义学2处，接收学生120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惠兴女学（它起初由一位旗人妇女创办，后来被官方接手），据奏报，到1910年为止，已有初级师范、高等小学、初等小学等各类学生从那里毕业，而且对美术、手工、女红、绣品尤为擅长，在当年南洋开办的劝业会上，该校送往参展的美术、手工、女红、绣品达147种之多，并获得金牌和优奖。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晚清兴办八旗教育的确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辛亥鼎革尤其是停发旗饷后得以顺利就业的满族人，除了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一措施的受益者。不过限于财力，兼之囿于风俗，清政府通过兴学来解决八旗生计的做法同样并不现实。在各地兴办学堂的过程中，驻防长官因款项无着，大都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因为就学并不能在经济效益上立竿见影，所以旗人愿意送子弟入学者，本就寥寥，入学之后，退学者又屡见不鲜，甚至在京师各学堂，如钦天监天文算学馆等也是如此。无奈之下，有的驻防长官不得不恩威并施，如广州将军增祺向清政府反映，由于旗人子弟“非因风气初开，不免为习俗所囿，即因家计所累，暂图糊口之方”，大多不愿入学，他不得不“严饬各该协佐领等官，先将七、八岁以上之幼童以及二十岁以下之成人，无论为马步甲，为闲散，为壮丁，逐一清查，各有若干名，除已在各官立私立学堂肄业及充当新军、挑赴工厂学习工艺，暨因家道贫寒，必资营业生活者不计外，其余均为详细开导，督令一律入学。如有无故不就学者，即将其父兄处以责罚”，真可称得上用心良苦了。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筹八旗生计落实最好的地方是东三省，而东三省之所以能够走在各驻防的前面，主要缘于其“家有地亩”的自然优势和“世为农工”的生产劳动传统。单就各地最为头疼的款项问题而论，东三省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据金梁估算，三省八旗官兵及内务府所属向有随缺伍田、庄园、山场等地，统计约及150万亩，足可供旗丁解甲归农之用；而且正额之外，被隐占盗典，久未清理的“浮多”之地，尚不止数倍，“如能一律清查丈放，按地收价，至少之数一千万金以上”。其实早在1902年，清政府就下令将从未输纳过钱粮的吉林“通省旗户自占之地，出卖之地及站丁、官庄之地，悉行报明，派员查丈，一律升科”。1905年，在赵尔巽奏请下，东北所有官庄地，一律被纳入丈放收价范围。至1909年，经政府丈放的官庄地已达1356700余亩（内带地投充原额地30460亩），收地价银1821000余两，从而为计口授田，兴办工商各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在筹八旗生计成绩最大的奉天，一旦将各项计划运作起来，经济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压力。1909年，锡良向清政府汇报了清查旗署款项筹办八旗生计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办各项实业的款项也大都是东挪西凑，眼下尚可无虞，但难期长久维持。
奉天尚且如此，其他各驻防筹办八旗生计的前景就更可想而知了。
（三）改变“旗”、“民”分治，旗人治旗的社会控制格局，促进“旗”、“民”社会的一体化
在清代“旗”、“民”分治的社会格局下，旗人向来由自成一体的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臂指相使”，节节控制，有关旗人事务地方官一般无权过问。这一社会控制体系对于巩固满族统治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其中在清末倍遭非议的一点，就是它造成了满、汉双方感情隔膜，龃龉丛生，如张元济所言，“事关旗制，汉则曰不便措辞，事属汉务，旗则曰可勿过问”，“亦有貌为和衷者，实则依回迁就，敷衍了事，而形格势禁，终有此疆彼界之嫌”，尤其在驻防省份，“旗汉互争，该管官各有袒护，于是积不相能，乖气致戾”。在通常情况下，所谓“各有袒护”，主要是旗官对八旗兵丁的纵容和庇护。根据规定，旗、民之间发生纠葛和冲突，应该由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共同审理。但一旦旗丁涉案甚至是毙伤民命后，佐领、协领等多徇情枉法，不仅不予积极配合，甚且在被饬交出涉案旗兵后，仍百般拖延，代为欺隐，因此导致审理常常不能顺利进行，或不了了之，或单方受罚，结果是旗、民之间积衅难消，争端不断，旗兵有恃无恐，愈发骄横，成为地方官一块心病。
1892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就曾碰到这样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是年年初，荆州东门外距城五里的草市后街泰山庙演戏酬神，旗丁小福等想要上台看戏，被管台的庞加顺拦阻，遂导致旗、民混相殴打，其后，旗丁屡屡寻衅，先后造成民人2人死亡，多人受伤。人命关天，地方官曾企图会同理事同知审理此案，但困难重重：搜集证据时，民人伤轻者，恐被讼累，不敢报官，纷纷隐瞒伤情，旗兵则轻伤报重伤，无伤报有伤，为公正审案造成阻碍；此间，草市人进城经商办事，途经旗兵驻扎的东门外，又多次无故被殴；而且，旗兵所在协领始终拒不交出逞凶案犯。在这种情况下，江陵县令龙兆麟只能将此事禀报荆州知府舒惠电，舒惠电又转禀张之洞，寻求解决。张之洞查考道光年间荆州旗、民因观划龙舟而交讧最后提省审办的成案，一面差委裕庚会同荆州府暨理事同知提集旗、民滋事要犯人证，秉公审理，一面移咨将军祥亨要求配合，并郑重声明，“如该协领等延不交出正凶，该印委各员难以会审。臣等即查照道光年间成案，饬提此案应讯人犯要证至省，督同臬司研讯确情，分别定拟奏明请旨办理”。在朝廷的重视下，案子最终虽得以妥善解决，但其中所暴露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张之洞为处理案件，可谓煞费苦心，不过他所提到的特别措施也只能是偶一为之，要根本消除上述恶果，只能求助于旗、民分离体系的变革。
20世纪初，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旗兵不法滋事，逍遥法外”成为《申报》等报刊抨击的对象；与此同时，随着旗、民居住和交产等一系列壁垒被打破，旗人被允许离开旗营，择地自便谋生，旗、民分治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旗”、“民”合治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