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
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钜。其时，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谓“西方没落”，“上帝死了”，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与此相应，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曾凯歌猛进，以至于人们尊理性为最高法庭，强调在理性面前，一切声言拥有时效性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护。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无意义”。人们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理性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不但没有出现，相反，现实中却充满着贫富对立与仇恨，乃至于发生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人是什么”？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成了问题，人们感到孤独，失去了方向，又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
战后欧洲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一是反省现代性。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应当说，早在20世纪初年，国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上述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重大变动，且于思潮的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东渐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研究却十分薄弱。事实上，忽略了后者，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一、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
国人对于19世纪末以来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感悟，其最初见之杂志者，据笔者所知，当是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是文作于1907年，次年发表在《河南》第7期，署名“迅行”。文章指出：19世纪的欧洲文化，科学发达，物质昌盛，但却失之一偏，独尊科学，崇信“物质万能”，而贬抑了精神与情志。尼采诸人深思遐瞩，首揭其“伪与偏”，预示着20世纪的文化与19世纪之文化异趣，即“非物质”而“重个人”：“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鲁迅目光锐利，他显然已相当深刻地体察到了欧洲自19世纪末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不过，是文没有注意到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正风靡欧洲的生命哲学的崛起。同时，由于《河南》是留日学生的刊物，难以进入其时的中国内地，故就传播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而言，此文的实际影响当是十分有限的。
20世纪初，在中国本土最早报道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的刊物，还当属著名的《东方杂志》。该杂志的《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强调说：20年间本杂志于新时代思想的介绍从未落后，“如各派的社会主义，本志在十余年前，即已有系统的译述；柏格逊和欧根的学说，也由本志最先翻译。”此非虚言。早在欧战之前，即1913年，该刊就集中发表了杜亚泉、章锡琛、钱智修诸人著译的多篇文章，向国人颇为具体地初步报道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是年2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首载章锡琛译自日本《万朝报》的文章：《新唯心论》。
文章指出：欧洲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潮变动，科学藉煤铁工业而大昌，哲学上唯物论也取唯心论而代之。缘是，“科学的人生观即唯物的人生观”盛行，“一切归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终为物质”。虽科学进步，生产发展，但物欲横流，竞争日烈，信仰尽弃，人生日危。“我欲与过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现实生活，又足以使我绝望”，无怪乎欧洲自杀者日多，且不即于死，也不得不堕落。“呜呼，末世纪之悲惨，固若是哉”！所谓“唯物论”、“唯心论”，实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同时，文章也报道了欧洲生命哲学兴起的消息：“欧坎、俾尔先生，皆创新唯心论”，以与唯物论相颉颃，此乃“新时代之精神也”。是文虽属译作，但有两点仍值得注意：其一，它不仅提供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指出了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新思潮的代表。这是民初有助于时人了解欧洲反省现代性信息的第一篇公开的文字。其二，本文作者还抨击了日本仿效“欧洲唯物论”所带来的危害，强调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旧时代以迫出新时代”，即“我欲以新唯心论之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新日本”。这对于国人显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7月，本刊第10卷第1号复载有钱智修的《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对柏格森、倭铿的学说作了粗略介绍。同期杜亚泉的长文《精神救国论》（分3期连载），尤其值得重视。这不在于它对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论述更加具体，而在于如其文章题目所示，杜亚泉业已尖锐地直接提出反对“物质救国”论，而主张反省现代性了。他说，“新唯心论者，即唤起吾侪精神之福音也”。“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此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都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杜亚泉曾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但以此为转折点，他却成为了批评西方文化的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了。
欧战前的上述文章，多是转述日本学者的观点，报道内容较为泛泛，若雾里观花；加之大战未起，许多问题还不尖锐，故有关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并未真正引起时人的关注。欧战期间，此类信息有所增加，但因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此种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1916年1月，居质在《倭铿人生大意》一文中说：自己十年间先后游英、日，发现两地学人于柏格森、倭铿的学说，皆趋之若鹜，迻译解说，纤悉靡遗。“及返观吾国，黉舍满国，子姓如林，有能知近世哲学为何物者乎？抑且有曾问斯学大师之名如倭铿、柏格森其人者乎？则由前，千无一人，由后百无一人。凡两哲之所著录，迄未见有以国语偶尔达之者焉。士不悦学一至于此，兹良足慨已。”1917年，章士钊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神州学会”，作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也感慨万千：“人言中国贫乏，大抵指民穷财尽而言。愚以为中国第一贫乏，莫如智识”。近十多年来，柏格森与倭铿的学说风靡世界，在日本，甚至中学生也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而吾国则顽然无所知。不仅书籍无一本，杂志论文无一篇，即聚会言谈之中，亦绝少听见有人谈及。在上等有知识一部分之中，所谓倭铿，所谓柏格森，其名字曾否吹入耳里，尚为疑问。知识上毫无基础，一至于此！”二人所言，不免绝对，但大致反映了现实状况。
不过，尽管如此，此间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其观感如何，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总体上看，他们对此有所了解，但因价值取向不同，未予重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借重与杂糅欧洲非理性主义的某些观点，以彰显新文化运动的旨趣。例如，《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倡言科学与民主，显然志在高扬理性，但其立论，却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诸人。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节目下，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节目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在“实利而非虚文的”节目下，他又这样说：“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李大钊在《厌世与自觉心》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要借助柏格森关于自由意志、生命冲动、创造进化的学说，以启迪新时代青年努力奋进的“自觉心”。当然，更具典型性的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竟借用尼采的名言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尼采、柏格森、倭铿诸人若地下有知，在中国的语境下，自己的思想竟被借以高扬理性，不知将作何感想了。
当然，归根结底，陈、胡诸人对于反省现代性，是取淡化与贬抑的态度。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明显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强调，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丁文江更为之推波助澜，借罗素在北京的牢骚话，贬损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实际上，罗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
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相较之下，胡适诸人的观点，有失偏狭。
也惟其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实在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1920年初梁启超诸人游欧归来之后。其最重要的表征，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是最重要的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