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观众的调查中，有36％的同学将该片的主题理解为集体主义，在问及“你认为该片与现实有何关系”时，部分同学认为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影片拍摄过程中体现了集体主义”，“同学之间的信任、帮助、协作等方面的意义超出了节目本身意义”，“集体智慧和力量”等。
这种情感消费的需要也间接地反映在作品的制作风格上。节目的制作思想自始至终强调班级同学的广泛参与，从前期的计划到角色的安排都尽可能地照顾到更多同学的要求，这一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节目质量的追求，节目中没有突出某些同学的表演，甚至没有明确的主角和配角，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合作而不是竞争，维持合作的主要不是正式的组织力量而是非正式的情感力量。
三是身份消费。这是通过意义的消费使自己获得社会身份差别方面的收益。在表达这种层面的意义满足时，大学生会自然地拾起许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并强调自己和所属的群体在民族主义意义中的地位，以一种主动的承担来获得对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证明。
我们的先烈们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我们拍的这些，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我们必须牢记历史，勿忘国耻！面对先烈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要居安思危，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为了祖国的和平和繁荣，我们要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甚至，自己的生命！
——摘自张鹏同学的个人总结
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聪明和团结而感到自豪，对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深恶痛绝！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努力，不再受他人的压迫，让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不受别国的压迫！这就是整个活动的意义！
——摘自汪志刚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对观众的访谈中，通过对其中互动关系的观察，更可以体会到民族主义意义所带来的身份的差别。在六人组的焦点组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待反日的三种不同的态度，有两人（分别为一男一女）持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以“仇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对日本人的态度。有一人（男性）持相对消极的立场，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反感，反对通过丑化日本人、抵制日货等方式来维护民族自尊心。另外三人（两男一女）则持中性的态度，既对日本当局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又不主张仇视日本人。在两个小时的访谈过程中，持激进态度的学生明显占据大部分发言时间，而且说话的语气非常坚定，似乎有些旁若无人；而另外两类学生则只是顺着他们的话题小心地将观点转向自己的一边，语气相对温和。特别是持消极立场的同学，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几乎都要加上一些说明性陈述，比如“也许是我不太关心政治”、“也许是我看书看报太少”之类的。在遇到观点发生矛盾的时候，持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同学会用“失望”、“这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失职”等评论性的措辞，而另外两类学生只是捍卫自己的观点，并没有用类似“激进”或“不够理性”这样的语言去评论对方。由于参与讨论的六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可以排除年龄、群体地位、利益关系等对话语权的影响，他们在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地位差异大致可以归因为在反日这一话题下的不同态度，即越是主张反日越容易获得话语优势，也越容易树立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以上三种意义的消费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往往在一个人的表述中可以同时看到其中的两种或全部。正是因为这一活动为每个参与者都提供了个体性意义的满足，才有可能带来群体间的合作和支持，而群体中对内的利他倾向常常和对外的优越感相伴而生，这两者的结合正是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当参与者的消费取向从求同（群体内）转向求异（群体外）时，也就产生了彰显身份差异的需求，这时借助一套原本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成了最好的捷径。
四、意义的流通和扩散
通过以上对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地雷战》中民族主义意义虽然存在，但却是混沌和多元的，给人们留下了宽松的解读空间，它更像一个调皮的幽灵与主流的话语结构若即若离。对于这些没有多少专业经验和社会资源的创作者来说，向社会传达一个明确的民族主义意义并不是他们的主观目的，也超出了他们能力的范围，这就给其他力量的介入创造了可能。
首先是当节目送到特色团日活动中参评后，评委的评语为它在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找到了定位。
新闻学院一位退休教师说，红色经典虽然离当代大学生生活有点遥远，但它所蕴藏着的勇敢、自强、团结等革命精神，则历久弥新。……电气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马冬卉说，他们通过DV这种新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对这部曾经激励过一代人成长的老电影作出自己的新阐释。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周报》2005年1月3日第1版
由于有了这样的正面定位，学校特别批准该片在校内公演，校党委宣传部还将此片放到华工大在线的首页上，方便同学观看、下载。在几十个参加评比的活动和作品中，只有这一个作品获此殊荣，这种选择性行为使其正面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巩固。（据了解，在公映前，节目接受了校方的非正式审查，原片中一些敏感镜头被删改）
接下来，《楚天都市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湖北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其中上海《新闻晨报》在2004年12月27做了整版报道，各种版本的报道又被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转载。媒体在报道中将商业和政治的元素同时注入这一文本事件，极力阐发其中的新奇性和社会意义。
近日，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里正热闹地上演着一部“贺岁大片”，不过，它既非周星驰的《功夫》，也非冯小刚的《天下无贼》，然而这部影片在师生中产生的反响却远远高于上述的两部。
——摘自《新闻晨报》2004年12月27日
通过重拍革命电影，向师生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让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影片中得到体现，让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同学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这样一种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娱乐之中的探索，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好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摘自华中大在线2005年1月4日
在校方和媒体的介入下，这一事件被作为符号进行重新选择和加工，在新的表述中，原片内在的那种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复杂感受不复存在，它的面貌逐渐呈现出我们习以为常的样子，其中的意义被“挖掘”得越来越清晰，并以这种清晰的状态扩散开来。对这种“清晰化”之后的意义，原片的创作者虽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在失去了话语的主导权后他们自身也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一种符号。
基本结论与思考
由于研究范围和手段的不足，本文作为一项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取样范围太小，且只集中在一个学校。在分析意义的消费方式时，尚无法对三种消费方式进行比较性分析，可能让人误以为三种方式是平行的，而事实上它们可能具有某种递进的关系。此外，将意义的生产和消费分别陈述，也有可能把这两种原本循环互动的意义传播过程人为地割裂开来，实际上任何意义都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对话中产生的，某种程度上意义消费也是一种生产行为。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现有的材料中得出若干对青年民族主义意义的有益思考：
1.民族主义在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号召力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鼓动和组织，而是来自青年人自发的、内在的需求。在其他意识形态话语逐渐边缘化又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品的时候，民族主义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青年个人和群体多方面的心理需求，也可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因此，青年学生将继续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而民族主义也仍然具有凝聚和动员青年群体的号召力。和本文中的个案一样，校园中形形色色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行为，诸如抵制日货、丑化日本人的涂鸦、校园BBS上的过激言论等，更多地具有自发性和自我满足倾向，其预期和实际的对象主要在境内而不是境外。
2.各种亚文化群体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将进一步打破官方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垄断，使民族主义意义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当这种活动绕过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体制而借助于DV、因特网这样一些新媒介的时候，其参与的范围和解构的力量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一方面，它可以扩大民族主义的影响面，但同时，这种多元化也可能导致以其中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意义都无法实现过去那种“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社会动员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要继续发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的作用，就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思路来重新整合民族主义意义，使之向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3.民族主义意义多元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权力结构的自动缺席，即使在这样一个民间的、亚文化风格的文本事件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尽管学生们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明显地感到来自外界的压力，但是作为这一事件的前置条件，来自家庭、学校的教育和大众传媒的耳濡目染早已造就了大学生个人和群体的主体性，也规定着他们的思想来源。节目制作完成后，这一事件又被校方从众多的学生活动中挑选出来加以修改和放大，进而又被多家媒体炒作，这一系列的重新表征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各种利益诉求和话语权力的烙印。在这样一个兼有亚文化风格和新媒体特征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各种权力的分庭抗争，而是各种权力依照一定的等级相互咬合。在这种咬合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青年学生虽然掌握着足够的符号权力，但是它的实际影响仍然要受到以政府和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左右。
本文竭力想通过这一个案去看清某一社会主体在具体实践中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意义，但是我们越是接近它，越是发现它的丰富和不可捉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意义的相互咬合和斗争，而且这个过程还将继续。如果说这一文本事件向我们提示了民族主义意义的某种本质的话，或许是让我们看到，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场域下都是一片意义的流沙地，“一切都要永久地再定义”（塔吉耶夫，2005，P3）。
参考文献：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三联书店2005年版。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霍尔等：《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6年版，参见黄晓武：《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外国文学》，2003第2期。
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菲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韩鸿：《影像的大众生产与意义解读》，《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Hebdige Dick，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1.
Dingxin Zhao，“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Problems of Post communism，November/December 2002.
Suisheng Zhao，“Chinese Intellectuals，Quest for National Greatness and Nationalistic Writings in the 1990s”，China Quarterly，No.152(1997).
Chih-yu Shih，“Consuming Part-time Nationalism：China as an Immigrant in the Global Society”，New Political Science，September 2003.
Caroline Rose，“Patriotism is not taboo”，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Japan Forum 12(2)2000.
〔袁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