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龙司长还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国动画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国产动画发展不畅的关键问题就是国产动画片的需求严重不足，国产动画片的市场严重不足……如果我们的播出机构只看到收视率的话，那我们的国产动画永远发展不起来。我们的播出机构永远就是外国动画片的播出平台；我们的动画制作机构永远是外国动画片的加工企业；我们的教学机构永远是为外国动画片培养人才；我们中国的动画市场只能是外国动画片产生衍生产品的利润空间。所以我们的播出机构不仅要播出国产动画片，而且要在黄金时段播出国产动画片。只有大规模地播出国产动画片，增加国产动画片的需求量，才会进一步刺激国产动画片的生产，在需求和生产之间形成内在的交换和流通，从而带动整个动画衍生产品的开发，实现动画产业的良性循环。”
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广电总局领导更强调一种构建完整动画产业链的目标，即希望从“增加国产动画片的需求量”和“大规模地播出国产动画片”入手，一方面通过刺激需求，带动“国产动画片的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刺激供给，“扩大国产动画片的消费规模”，“带动整个动画衍生产品的开发”。这正符合我们在第一章 第二节谈到的搭建完善的播出平台政策对动画产业链“购片市场”和“收视市场”两种影响的内在逻辑。
（三）荧屏配额政策目标的三个层次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信息，笔者认为广电总局制定“禁播令”等荧屏配额政策以及搭建完善的播出平台的政策，有以下三个层次的目标：
第一个层次：刺激播出机构需求，拉动制作机构生产。
即通过在购片市场中增加播出机构对国产动画的需求量，刺激制作机构生产更多的国产动画片。
第二个层次：刺激播出机构供给，带动衍生产品销售。
即通过在收视市场中增加国产动画片的供给量，尤其是黄金时间的供给量，使观众观看国产动画片的机会增大、时间增长，有可能对国产动画形象产生更多的认同，从而带动国产动画衍生品的生产与销售，促进国产动画产业链的良性循环。
第三个层次：变相控制播出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即通过增加国产动画片的荧屏配额，使更多被官方审查核准的文化内容通过电视媒体得以传播，从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和谐。
在这三个层次的目标中，前两个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第三个是出于社会效益的考虑。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文化从事业向产业转变的大背景下，经济效益的“创收”目标无可厚非；然而在我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牢牢掌控以及文艺政策中社会效益优先的大背景下，社会效益的“创优”目标也是重中之重。其实，“创收”与“创优”本不矛盾。如果“创收”是在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环境中进行的，那么“创优”将是必然的结果；然而如果中国的影视产品是在还需要审查备案等计划色彩浓厚的市场体制下生产和制作的，那么“创收”和“创优”能否兼得之就是值得深思的了。
下一节，我们就将具体对荧屏配额政策出台的这一复杂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以及媒体背景进行分析。
第二节 中国动画荧屏配额政策的背景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其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中国动画荧屏配额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很多对这一政策严厉抨击或者大加赞扬的人，都可能是忽视了它出台的政治背景或者经济背景中的一项，片面地强调了其社会效益或者经济效益中的一点。只有把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对荧屏配额政策的目标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对这一政策的评估也才有可能更符合客观事实。此外，动画是一种在媒体上播出的影像产品，我们还需要对这一政策的媒体背景做一个专门的讨论。
一、政治背景
（一）从统治意识形态的角度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这一定义来自笔者2005年选修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邢悦副教授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课程的课件。课件引用的这一定义是来自《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意识形态”一词的解释，但笔者并没有找到这部百科全书。对于“意识形态”一词，笔者在这里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摘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1.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2.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并改造世界。意识形态总是与社会政治集团的行动密切相关，为实现其利益服务。马克思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傅柯的观点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在本质上，可以与权力的概念交互使用。边缘的社会团体也有意识形态，然而只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透过权力表意为各种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发挥最大的效能。
中国当前的统治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党在统治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寻变，其中包括对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界定的寻变、对中国发展图景规划的寻变、对中国在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的寻变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资格的寻变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均是为中国共产党继续并长期在中国执政服务的。因为执政便意味着拥有权力，马克思主义者把权力当做唯一真实的政治商品，唯一能够实际转手的物品，置于政治活动的中心，而维护执政的合法性与维护权力、维护意识形态是等价的。
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和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这一点不因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必须全心全意为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巨变中，意识形态的没落首先就是由地下非法媒体的宣传导致的。根据台湾学者李英明的讲述，1950年代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就已经产生了非法的地下媒体，经过一段时间，那些地下媒体不但播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娱乐节目，而且还提出反共思想，在观念方面对人们产生了严重影响。富布赖特在《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中说：“当今世界外交政策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向其他国家传播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影响下一代，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胜过军事和外交上的作用。”苏联解体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也从“冷战”格局中与西方国家的对立，逐渐转变为融入新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对“和平演变”的警惕一刻也没有松懈；西方国家想要通过文化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进而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式、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令中国执政党始终担心的一件事。
因此，我们不能把广电总局出台的中国电视动画荧屏配额政策看做是一项普通的产业政策。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强调的，政客和官僚自身的利益是理解非市场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动画的播出涉及文化、涉及媒体，所以荧屏配额政策的出台必然具备很强的统治意识形态背景。
（二）从文艺方针的角度
在我国，文学艺术历来受党的领导，正所谓“文艺服从于政治”，“政治领导文艺”。
毛泽东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说过：“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为以后很长时期我国的文艺路线奠定了基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主题从阶级斗争转变为建设四个现代化，为此，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总政策之一。2001年12月，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道：“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先进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努力创作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时代的进步精神的作品，用以教育人、鼓舞人、鞭策人，为繁荣祖国文艺的百花园，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也应该归属在意识形态的表达工具里。在这里我们把党的文艺方针单独作为一个背景板块，是因为它和上面所论述的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为核心的统治意识形态有所不同，它更集中地表现在以追求社会效益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上。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指导社会革命的利器，还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审美价值，这是一种和中国传统的写意抒情式审美完全不同的新的美学观念。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过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艺术论有个一贯的基本特色，就是以艺术的社会效应作为核心或主题。这社会效应，又经常是与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批判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衡量、估计和评论的。所以西方某些美学文选中，常把托尔斯泰论艺术和马克思主义论艺术放在一起，这就是因为托尔斯泰强调艺术必须起宗教的社会效应或功能，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无产阶级艺术起革命的作用，尽管两者内容根本不同，但从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强调艺术对社会的效应、功能、作用、意义来说，是相同的。直到现在，我们说艺术是上层建筑，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又作用于社会，艺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都仍是围绕着艺术对社会的效应关系讲的。包括普列汉诺夫讲艺术起源，讲美是由实用到超功利，也是围绕这问题。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一种艺术与社会的功利关系的理论，是一种艺术的社会功利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强调的艺术的社会功利性，无论是对中国的文艺创作还是对中国媒体对文艺节目的播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