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多变政治压力下的美国公共广播电视
一、作为市场补充的美国公共广播电视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以“Public Television”即公共电视的发展为主。
美国的电视业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自由市场的产物。虽然早期的规范认为电视频率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并且只有通过联邦政府的管理执照才能开办电视台，但美国的电视业基本上还属于私营行业。在这点上，美国和欧洲大为不同。
在欧洲，电视被看做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由于它的重要性决不能简单地被市场力量所操纵。在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考虑到电视与市场还有美国公众生活质量的关系，批评家们认为，由于商业电视依赖广告商及追求收视率的特点，决定了商业电视不可能以更宽泛的文化、信息和教育功能服务于民主的大众传播体系，这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国电视业的掣肘所在。为了弥补这种市场结构固有的缺陷，改革家们提出了创造一种公共电视模式，以满足公民的民主需要。
1967年1月，美国卡内基教育电视委员会在名为《公共电视：行动纲领》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服务广播系统的建议，它被设计为一个独特的受联邦政府资助而不是控制的全美机构。卡内基委员会阐述了新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催促联邦政府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广播电视实体，这便是现在的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orporationfor Public Broadcasting，简称CPB）的前身。1967年11月，林顿·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公共广播电视法案》，国会特许成立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由它筹备建立全国性和地方性节目安排体系。1968年成立的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分别于1969年、1970年组建了公共电视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简称PBS）和全国电台网（National Public Radio，简称NPR）。
《公共广播电视法案》从第一次提出讨论到最后通过只有9个月时间，却成了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中的最后也是唯一组成部分。这一快速的决议过程反映了当时一种坚定的意志，那就是美国需要一种健康的、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非商业电视体系。新提出的《公共广播电视法案》有两个特点：一是资助机制，二是组织方式。关于经费来源，卡内基委员会建议从电视机税收中拨款2%作为资助，以确保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但是国会否决了这一建议，而采用了国会直接拨款资助的方式；关于组织机构，法案指出由代表不同文化、专业的和地区的人员组成公共广播电视组织机构，但又规定其15名成员在国会提议和同意后由总统任命，从此开始了公共广播电视联邦政府化的进程。这种政府化为后来美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多舛命运埋下了伏笔。在法案通过后的25年里，公共广播电视不但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与政治压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调整中。如果说现在的公共广播电视出现了缓慢但执著的私营化趋势的话，可以说是来自于一种长期担心的结果。这种担心就是害怕联邦政府政治上的控制已经超过了对公共电视商业化的担心。
这种担心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广泛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任何社团生活受到“大政府”的干预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公共广播电视的担心却是事实，这种成见来自于历史上政府尤其是白宫的干涉。
二、多变的政治压力
在美国，作为市场补充的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从诞生之日起就预示着其多舛的命运。如果说欧洲的公共电视为了避免政府的控制，设计了专门的管理和财政系统对公共电视进行资助，但在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法案》中，虽然建立了一个管理机构CPB，但只是受托分发联邦政府的定期拨款，金融资助的主导权则在于联邦政府。其结果是，即便是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被授权应该在保证三年供给的基础上，每两年进行一次预算，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资金问题就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政治议题而被白宫政府踢皮球。
1967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承诺公共广播电视将获得一个长期的资助计划，但这个计划随着他在1968年总统大选中的落选而落空。新当选的理查得·尼克松总统认为，越战期间，公共广播电视扮演了自由派记者大本营的角色，他们拿着政府的资助却在公共事务上制造偏见，所以不能给予更多资助。
到了1970年，尼克松内阁对公共广播电视播出的一些纪录片如“银行与穷人”大为不满。这个节目深刻揭露了银行的一些举措加剧了城市中的贫穷，关闭了总共有133名参议员和众议员参与或直接担任要职的银行机构，而他们正是越战圣歌的幕后指挥者。这样，白宫决定对公共电视采取牵制措施。联邦资助是带在公共电视头上的一个紧箍咒，白宫也正是通过这一杀手锏，对CPB的拨款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1972年6月30日，尼克松总统否决了CPB的授权取得资助的法案，认为公共电视过于集中化成为了“第四广播电视网”，通过对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和其系统所谓集中化的指责，白宫希望藉此造成CPB和PBS、NPR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他们真的达到了目的，此后，CPB内部董事成员之间，CPB与合作伙伴全国教育电视台NET之间的关系均出现了问题，后者曾是CPB“银行与穷人”节目的合作制作方。这一策略在改变CPB的董事会成员和转移公共电视关注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它也使白宫免于戴上插足或审查公共电视报道的罪名。在后来的两个月中，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的主席、经理和主任相继辞职，8月底，尼克松政府在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后，签署了1973年度的公共广播电视拨款法案。发生在尼克松总统与CPB之间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三个结果：首先，它显示出了公共广播电视很容易受到来自政治，尤其白宫方面的压力，这是从决定公共电视要接受联邦政府的定期资助时便被预言的。第二，它意味着公共电视要建立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尽可能避免在将来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这一必要性带来了一种新的分散的节目基金分配方式，电视节目委员会SPC成为了从1974年到1990年期间公共电视节目的主要提供者。SPC的出现是试图减弱政治势力对CPB节目干预的尝试之一。第三，公共电视系统意识到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尤其是从私营部门寻求资助以摆脱对高度政治化的联邦政府拨款的依赖。最重要的，尼克松总统的否决案使公共电视的制片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保险企业，于是，大的石油公司成为他们优先选择的节目资助来源。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贯穿了美国公共电视的发展历史，而1972年的尼克松否决案也开了政治干预公共电视系统的需要和结构的先河。
与尼克松时代相反，卡特总统采取了对公共电视相对温和的政策，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士继承了支持公共电视的传统，公共电视和民主党部门之间的关系趋和也暂时缓解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但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公共电视又重新面临着来自白宫方面的政治、经济双重压力。某种程度上，对公共电视的敌意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层面。里根政府采取了广泛的取消政府规制措施，它不赞成公共电视应有政府资助，也就是说，公共电视是里根政府中不受欢迎的公共机构。另一方面，这种敌意又带有党派遗风，尼克松时代所谓的公共电视的新闻自由主义倾向又老调重弹，里根政府在1981年的公共电视修正案中又进一步削减了资助份额，公共电视的联邦资助方案再次遭到围攻。在多变的政治压力下，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不得不面临着在夹缝中生存的命运。
第四节欧洲广播电视市场的转型
一、欧洲公共广播电视垄断的结束
从20世纪30年代公营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到1980年代以前，欧洲乃至世界的广播电视业都处在公共服务广播占据优势的黄金岁月。1946年，战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部分恢复播出。由于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BBC在国内的声望大增，然而仅仅过了十年，BBC在英国的垄断地位就受到了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广播电视的垄断问题曾引起激烈的社会争论。
1949年，英国国会成立贝弗里奇委员会，负责调查并制定广播电视的未来政策。1951年该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应继续保持BBC的独占地位，立即引起主张实行商业广播电视人士的不满。他们发起压力运动指出垄断的弊端和竞争的好处。1952年，由英国保守党政府拟订的《广播第一白皮书》提出，在日益发展的电视行业里，应当保持适当的竞争。195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允许建立商业电视台的《电视法案》，1955年9月，英国第一家商业性独立电视网（ITV，即第3频道）首次播放节目。该电视网与BBC一样为公共法人电视机构，但以广告为主要财政来源，受独立电视局（ITA后改为IBA）管理。独立电视网的成立，标志在公共广播电视的大本营欧洲，公共广播电视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被打破。
ITV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改变了广播电视的旧有氛围和格局。与BBC的沉闷官僚作风相比，ITV更像一个竞技场。它不顾及传统的道德约束，全力争取更多的观众。它的总经理瓦尔·帕内尔曾说，看那些伟大的小丑的表演也会有许多文化上的收获。ITV最能吸引观众的有“有奖竞答”、“排行榜”、“喜剧时间”等。而它的新闻节目、纪录片、古典音乐和戏剧节目因不如BBC而被砍掉三分之一。事实上，竞争已经成为BBC和ITV发展的一部分。在ITV成立之前，BBC已经开始了内部改革，商业电视仿佛一种催化剂，它们不受传统习俗束缚的风格影响着BBC，促使BBC在节目风格和组织形式上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