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当代民生新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广受社会大众喜爱，也是目前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话题。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既是政治民主化、媒介市场化与传播平民化的产物，又是中国新闻媒介“新闻本位”、“受众本位”观念的革新与强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民生新闻”成为新闻媒介与社会环境形成良性互动的一种传播范式。平民化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方式使民生新闻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以人为本”、“三贴近”的社会政治话语与新闻媒介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现象，电视民生新闻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于：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以及一系列亲民、为民政策的出台，为民生新闻的兴盛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经济方面的因素在于：新闻改革与传媒体制的变迁，催生出电视媒介市场竞争的空前张扬。电视内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一轮电视频道竞争引发省级电视台新的策略选择。社会方面的因素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一系列问题，受众群体分化及其对信息需求的多元化等等。所有这些环境因素造成电视民生新闻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
电视民生新闻诞生伊始，便带给民众全新的印象，本土化的新闻内容，人本化的播报风格；内容上锁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互动性，以拉近新闻媒介与社会大众的距离。随着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传播内容的平庸化、娱乐化、琐碎化、同质化等。另外，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是新闻媒介发展的基本规律，电视民生新闻的健康发展需要自身的不断改进与完善，在获取了第一步的注意力资源，树立了自身的品牌之后，民生新闻面临着内容、风格、模式的调整，特别是传播价值的提升问题。目前的电视民生新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明确地说就是民生新闻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新闻传播业务层面的问题，也是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以及与其他新闻传播模式、其他新闻媒体的竞争博弈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因此，跳出既往研究中仅仅关注电视民生新闻传播理念、方式、竞争策略等内生态问题的范畴，将观察的视角转向外生态，即民生新闻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在媒介内外生态的双重视角中审视电视民生新闻存在的价值，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可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可以为电视民生新闻的转型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媒介发展的内外环境构成新闻媒介特殊的生态环境，从生态学的层面考察媒介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媒介发展的新视角。邵培仁教授指出：“媒介生态观念是当代媒介生态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建立人—媒介—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做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迎接市场经济的考验，与西方媒介巨人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由此看来，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对电视民生新闻的生存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探讨民生新闻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问题。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本书的研究取向在于以媒介生态学的视野研究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媒介生态学与电视民生新闻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两条主要线索。国外关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以及国内对于这一学术理论的引进与吸收，是我们首先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媒介生态学研究概述
“媒介生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麦克卢汉(McLuhan)无疑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所代表的多伦多学派的研究重点是寻求某一时代起主导作用的传媒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传媒对社会的影响、传媒与社会整合、社会变化的关系等问题。在具体的媒介研究中，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分析媒介外生态或媒介间生态平衡、物种协调、互补、共存关系的理论依据。
1968年，纽约大学的尼尔·M·波兹曼在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正式采用“媒介生态”这一术语，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使之转变为媒介研究中的学术专有名词。波兹曼还是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他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生态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贡献，媒介生态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较之麦克卢汉将传播技术作为影响传媒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波兹曼则更多地把媒介视为文化的一部分，认为媒介生态学是考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知觉、理解、情感与价值”，以及我们如何就媒介促进或妨碍人的生存状态采取对策。因此，他对媒介生态的最直观的阐释便是“媒介作为环境”的判断。尽管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视角，麦克卢汉所代表的注重媒介外部生态环境的“多伦多学派”和波兹曼所代表的注重媒介内部生态环境的“纽约学派”仍然属于媒介生态学传统中的文化人类学取向。
另外一种典型的研究取向是符号互动论取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阿什德指出：传播生态（ecology communication）指的是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与可接近性。研究传播生态的挑战在于，发现一种视角，把信息技术、传播形式同传播行为（活动）连接起来。他将传播生态进一步分解成三个维度：“一种信息技术、一个传播范式、一个社会行为”。并相信传播生态能够解释我们的实在环境，即：“社会的和物理的环境”。关于媒介生态的概念，还有以下三种较为具体的定义：一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关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关于技术与技巧、信息模式及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扮演主导角色的观念，是关于技术决定论与技术演化论的研究。第二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作为环境的复杂传播系统的研究。第三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与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互动是怎样帮助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的。简言之，就是对作为环境的媒介的研究”。综合来看，第一种意见是将媒介看作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技术进步对于媒介传播方式与自身发展的影响等。而第二、三种意见似乎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将媒介及媒介的传播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化过程及社会活动中的外部环境与决定因素。
相对而言，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尚处于介绍、引进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时期。邵培仁教授较早开始关注并深入探讨了媒介生态学问题，他提出的“媒介生态学”和“传播生态学”等等概念为传播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创造了条件。他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即：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认为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传播生态学要求人们确定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和资源观，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经营与管理机制，确保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
而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与阐述媒介生态学的专著是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在书中，作者分别讨论了“大众传播生态学的知识基础”、“媒介化与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技术与组织生态”、“大众传播内容与形式生态”、“大众传播交往与行动生态”等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作者在引进并整合北美、港台关于传播生态研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作为社会机构的媒介组织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几种联系的角度，阐释了传播生态的三个层次：中间层是传播原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活跃于其间的媒介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主体，这一部分是媒介人类学、传播与科技、媒介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对象；内层是传播内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个体甚至社会生存的“肌肤”，这一部分涉及道德和审美评价，也是传播社会学、新闻伦理学、媒介批评学、文化研究的对象；外层是传播外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更广阔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这部分涉及制度安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传播生态是传播系统内部的组织、构成、冲突及其与个体、人群、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互动与演化。作者运用演化经济学、生态学等跨学科知识，系统分析了大众传播组织演化、媒介种群竞争、媒介化与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技术与组织形态、大众传播内容与形式形态、大众传播交往与行动形态等问题，对于媒介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有相当大的贡献。
在上述两位学者之前，尹鸿教授可以说是最早关注到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也是国内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取向用于电视媒介研究的学者。他指出：“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和保护一种健康而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这与国外特别是北美媒介生态学先驱们以宏观的视角关注媒介生态的研究取向比较相似。2000年，张国良教授在上海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系列实证研究，重点针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进行研究，在《新闻记者》2000年7—9期连续发表了“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系列调查报告。其研究视角属于受众与传播效果层面以及媒介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崔保国教授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并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分为两大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
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研究，研究它的运作规律及其与人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刘建明教授在研究目前新闻学的前沿问题时讨论到了媒介生态问题。他认为媒介生态是审视媒介发展环境的一种观点，媒介体系与制约其发展的若干因素，构成相互依存与演变的生态系统，同类媒介之间的依存关系称之为媒介内生态，异类媒介间的依存关系称为媒介外生态。内生态层是指同种媒介内部的生态结构，表现为多个媒介的技术构成、管理体制及信息传播活动的能量比例。这种关于媒介内外生态层次的划分主要侧重于考察媒介种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媒介种群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还是属于我们所讲的媒介内生态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