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媒介传播与批判理论
媒介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对媒介传播及其内容进行分析和评判，所依据的理论主要为批判理论。事实上，批判理论既是一种理论和重要的思维视角，也是一种分析方法，在新闻传播、媒介批评、文化研究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也成为媒介教育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批判理论的思想溯源
在分析西方主流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媒介教育理念时，可以清晰地发现，批判意识（Critical Awareness）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批判意识来自于西方传统的批判思想资源。众所周知，传播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学派的分野，即以欧洲为主的批判学派和以美国为主的经验学派或传统学派。研究发现，世界上开展媒介教育的国家和地区中，批判学派的理论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
批判理论源自法兰克福学派，这是一种辩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化学及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诺（T.W.Adorno）、马尔库赛（H.Marcuse）、哈贝马斯（J.Habermas）等。他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对技术理性制约下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诸种矛盾及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社会批判思想，形成了致力于批判思维发展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哲学思辨传统的欧洲，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大众传播的观点，而且一开始便带有批判的意识。“德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27年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书中体现出一种独具一格的传播观。在他看来，‘传播从来也不是将经验如意见、愿望等从一个主体的内部运送到另一个主体的内部’，而是我们之‘被抛入’包含着他人的世界中的解释性的表达。”这是较早的批判学派的研究角度。
追溯批判理论应从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开始。“‘文化霸权’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创造——意味着在某个单一群体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当代民众广为接受的主宰性世界观。”“葛兰西对于西方文化理论影响甚远的是他提出的‘霸权’（Hegemony）。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是利用霸权作为手段，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倘使统治阶级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就无须使用强制和武力手段。……霸权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中来。”
事实上，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霸权中强有力的角色，尤其是新闻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维持社会精英阶层的统治和主流群体的意志。为此，媒介教育中的文本分析方法，如分析媒介的再现（Representation）、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与性别偏见（Stereotype of Race and Gender）、性（Sex）和暴力（Violence）、媒介制度（Media Constitution）等，均出自批判理论的立场。
二、批判思想与媒介批评
深入分析媒介教育的理念与内涵，可发现其与媒介批评理论的相近之处。按照学者刘建明的定义，媒介批评是“分析媒介现象，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评价记者的作品，从而形成相应的新闻观念”。他还指出，媒介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介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媒介批评学主要是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原则、方法、后果和批评理念。从定义和阐释可以看出，媒介批评也是在探讨媒介及新闻作品（或媒介产品）与人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追溯西方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的历史时，刘建明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剖析。首先，关于传播制度。他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下，垄断资本的文化推销剥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垄断资本已成为发展商业和大众文化的工具，将物质生产、服务技能和脑力劳动等集体产品，都作为商品加以销售，造型艺术以至对立性文化也成为商品。
其次，他还从“使用与满足”的效果研究角度，同样提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并引用了以霍克海默、阿诺多和马尔库塞等人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文明急速扩张，尊崇“工具理性”，强调效果，忽略价值，致使个体失去批判能力，形成“单面社会”对个体的主宰性操纵。文化与科技结合，制造大量的标准产品，过滤不合乎流行的观点，以休闲娱乐麻痹大众意识，满足虚假的需要。个人的自主与自由，毋宁是一种幻觉和假象。刘建明还指出，“‘远离电视’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最通俗最大众化的关键词”。显然，上述分析与媒介教育采取“保护主义”的初衷如出一辙。
再次，从文化结构机能主义的取向角度，刘建明重点提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引用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表明意义空间的阶级斗争。……从整体的、多层面的角度研究媒体内容在制作和收受上的社会文化关系，才能引导人们解读媒介赋予的意义”。
媒介批评借鉴了西方批判学派的立场与观点，这也与媒介教育中对媒介及其内容批判同出一源，或者说两者都是批判理论在传播领域中的运用，但是，两者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首先，两者的目的不同。媒介教育是培养人的能力的过程，而媒介批评则只限于对媒介（主要是新闻媒体）和媒介作品进行评析，以及对媒介行为与产品实施监督。当然，不同立场的批评主体会有各异的批评目的和方式。其次，性质不同。尽管媒介教育也会应用与媒介批评相似的理论与方法，但前者基本上是一种教育活动，后者是一种文化活动，有时会表现为一种政治活动。其三，层次不同。媒介教育可以从小学生开始进行，但媒介批评往往是在成人社会当中进行。其四，实施范围不同。媒介教育目标是以学校课程为主，辅以其他方式，媒介批评一般限于在大众传播媒介上或学术场合中进行。
第三节媒介传播与“人—媒”关系变迁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着不同的媒介产业制度，媒介属性也不同，媒介教育的本质与媒介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探讨媒介教育的本质必须对媒介属性加以考查。媒介教育的本质是调适“人—媒”关系，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受媒介属性的支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媒介传播呈现出不同形态的“人—媒”关系，探讨和分析“人—媒”关系形态是开展媒介教育的重要前提。下面对中国“人—媒”关系进行简单的剖析。
自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来，以人在媒介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来划分，“人—媒”关系历经了四个时代：群众时代、观众时代、受众时代和公众时代。
一、群众时代
这个时期是从建党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媒介被看作是宣传、教育、发动的工具，百姓或群众被看作是教育对象，是新闻传播的目标。
从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到1941年5月16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再到1948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1940年12月30日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诞生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再到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诞生，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新闻事业或者说是宣传事业被视作上层建筑，是一种政治行为或从属于政治的行为，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说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争年代，新闻媒体服从于战时的宣传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是在延续战时形成的新闻路线，新闻媒体的功能也是一元的。这个时代的各类媒介承担着党和政府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和对公众进行教育的功能，媒介内容服从于政治宣传。这个阶段的新闻媒体是对上负责，传达和解释政令，报道正面形势为主，“报喜不报忧”是普遍的做法，也并不怎么考虑群众的反应与感受，对媒体的反馈被称为“人民来信”、“群众来访”，媒介自身俨然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虽然也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总体上是为“引导舆论”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