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从“生产型”到“学习型”：频道制架构中的信息资源与人力资源调配
处于频道核心地位的“大编辑部”调控功能，只有在新闻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而规模化生产需要两个前提：充足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对频道制架构改造的突破口，就围绕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新调配展开。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构筑信息资源最大共享、最快沟通、最强竞争力的生产组织，和人文气息浓厚的学习型组织，始终是广电新闻在未来生产中的管理核心，也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我国电视业近50年的历史发展，历经节目时代、栏目时代，再到频道时代，电视媒体的竞争也随之越过声像技术、节目样式和频道包装等外在手段而直逼频道经营的总体战略。正是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频道制成为新时期电视媒体组织管理改革的核心架构。它标志着媒体运营不仅仅关乎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更涉及经营管理、经营理念上的革新。因此，如何建立、完善频道制架构，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就频道的整体战略层面，必须通过分析和预测外部行业发展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寻找频道发展的机会和威胁，同时客观地分析频道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找出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明确频道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例如央视新闻频道把公信力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而凤凰卫视更愿在全球视野、两岸三地的信息流通方面做文章。在明确目标后，紧接着要研究确定实施战略目标的途径、步骤和手段，为频道化管理建立统一的标准。如前文所述，频道制改革首先要面对的是中心制、制片人制对资源控制各自分立的组织形式，各栏目处于相互分隔的状态，在节目、宣传、技术、人事及分配制度上可能各自都有一套独立的管理、考核体系。如何在考虑历史沿革的前提下，建立频道层面上的综合考评体系，是频道在内部管理上需要着重解决的。而要突破这些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在微观层面找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抓手。
在微观层面，除了首先要建立保证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数字化技术平台外，我们通过前文对频道化运营下新闻生产特征的扫描以及与国外相关媒体机构的比照，发现处于频道核心地位的“大编辑部”调控功能，只有在新闻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而规模化生产需要两个前提：充足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对频道制架构改造的突破口，就围绕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新调配展开。
7.3.1多层次、多渠道地构建适度规模的新闻资源网络
7.3.1.1国际新闻资源的获得
驻外记者站是媒体布置在境外新闻现场最前端的触角。中央电视台目前有15个驻外记者站，分布在欧美、中东等重点区域，与国际同类媒体相比数量仍显局促。此外，国际新闻主要依靠新华社驻外分社的记者提供报道。据我们日常观察，驻外记者的报道形式多为电话连线，有图像内容的现场报道比例很低。在目前的规模下，要增加报道的数量，特别是获取独家的新闻画面，驻站记者必须具备综合能力，或增加人数，使人员的配备满足拍摄、采访和技术的分工需要。
国内电视媒体近年来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派记者赶赴现场进行报道已渐成惯例，但事后的“及时报道”多而正在发生的同步报道少。2003年在世界各大通讯社对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首发权争夺中，新华社以10秒优势拔得头筹，留守巴格达的伊籍报道员贾迈勒功不可没。雇佣当地报道员或临时人员早已成为各大媒体的通行做法，在突发事件的复杂环境下，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实时”信息来源，至少能保证声音源，比如在美国西海岸遭受飓风袭击时，凤凰卫视通过电话请当地华人介绍受灾和救灾情况，也成为现场感很强的报道。
记者站是媒体争夺独家新闻或独家画面的基础设施，但今天的“独家”概念已不仅限于新闻源头的争夺，“现在是一个拼独家角度、独家表达和独家在快速的时间里达到深度的时代”，因此“借力打力”，利用其他媒体的公用信号为自己服务也是延伸新闻触角的一个捷径。此前已有伊拉克战争全天候直播的成功先例，当时央视不仅利用西方电视媒体的信号，还大量采用了半岛、阿布扎比等阿拉伯电视台的素材，多样的信息来源在让国内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客观、平衡”的媒体立场。同时，我国电视台也要发挥自身优势为境外电视机构提供资源，使信息“走出去”，增加外宣效益。
7.3.1.2国内新闻资源的获得央视与地方台市场化合作
相比央视驻外记者站的稳步发展，以及《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遍布全国各地的记者站，央视国内记者站的建设显得过于迟缓，“记者全在北京窝着……每天中央电视台有几百个记者飞往全国各地，每年机票就是上亿元”，浪费财力且严重制约了对外地新闻的反应速度。而地方台在供稿时，出于当地利益考虑，难免多报喜少报忧。新闻频道成立后，央视需要更多来自地方的有价值的新闻，在各地进行经常性的直播，解决地方新闻信息低成本、高效率的采编记者站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在频道化运营的背景下，央视与地方台之间竞争加剧，但相互的依赖性也在增强。由于两者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长期以来央视与地方台的合作主要依靠地方宣传部门的发稿任务维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央视对地方台的稿件质量、技术条件不甚满意；另一方面地方台对合作方式不平等、报酬低甚至没有报酬等问题意见很大。双方合作上的矛盾靠行政手段很难协调，央视曾经设想过参照商业体制建立“附属台”，把地方的城市台收购后承担地方新闻采集、播发功能，但又为地方政策所不允许。
在记者站尚未建立，与地方台的磨合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央视海外中心新闻部在地方培养特约记者的作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过渡方式。他们从地方选拔业务强且具有出镜能力的记者作为特约记者，采访时使用央视台标，在北京设立与之对应的地方新闻工作组，建立沟通渠道，使当地记者采集的新闻符合央视的业务模式。这个地方网络今天也已初具规模。当然，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立足于互惠互利原则上，适当借鉴市场化的方式，比如节目收购、经济补偿、签订优先使用协议、广告收入分成等，将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直播技术支持等常见的合作内容和方式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规范、明确，使双方的合作有章可循，有序进行。同样，地方台也可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央视的新闻资源，而不再在版权上引发争端。
地方台通联合作机制的改进
近年来地方电视台在开发当地民生新闻资源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硬件方面普遍配备了SNG设备和每天在大街小巷巡视待命的移动直播车，用现代化通讯手段构建了热线“报料”网络，人员上动员了大量社会力量参与新闻的发现和采集，如民间DV摄像师、特约信息员等等。此外，通过改造传统的通联队伍、开发城市信息系统，也能充分而有效地发掘出蕴藏在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信息、技术、人力资源。
基层通联部门担负着本单位的宣传任务，供稿的积极性很高，过去通联工作基本上是拾遗补缺，“有关系就容易上，是朋友了就能帮忙，主要靠感情来维系”，他们的新闻素材宣传色彩浓厚，工艺水平较低，但比起普通市民组成的非专业队伍，政治意识强，业务素质高。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使各通联部门与媒体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新闻时段的增加客观上也更需要通联部门提供的素材，双方有着一致的利益取向。通过哪些改进可以让通联部门从“宣传本位”的传播者变为职业化的新闻产品供货商？上海电视台外联部的“大通联”的模式值得借鉴。参见课题组2004年11月11日对上海电视台外联部主任池弛的访谈。
上海有19个城区有线电视中心和郊区电视台，这些电视机构具备了强大的采编队伍和硬件设备，记者编辑近300人，前后期设备各有上百套。2001年综合新闻频道的《新闻坊》栏目开播后决定利用这些资源完成每天18分钟的新闻制作，给大家一个共同的平台，并与19家区县电视机构讨论出台了一个建立在责、权、利共享基础上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
信息沟通机制：每天中午召开电话编务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区县记者站站长碰头会，通报当月用稿情况、部署下月的报道要点以及交流报道计划，编印《通联简报》反馈用稿数量和质量，促进业务交流和理论探讨。
采编协调机制：通过身份确认的方式为区县记者创造采访条件，择稿上建立一整套评价标准；坚持新闻规律，杜绝人情片、关系片，加强记者与编辑的沟通；建立机动应急采访机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各区、县电视媒体记者可单独出动采访，也可以多点联动、组合报道。2003年上视综合频道在每个区县电视媒体成立记者站，每站配备一台采访车，安装了GPS定位系统，随时调度。
服务奖励机制：把平时考核和年终表彰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通联简报》公布每月的考核情况，做到相对透明；稿酬严格采用与本台记者相同的评分制，除文字稿外，还由新闻监制、制片人、责编共同评定画面的等级。经济奖励上拉开比例，完全体现奖励先进，激励后进的原则，并且和栏目的收视率挂钩。除了直接发给记者的稿酬，还开设了相当于稿酬总量60%的站长奖励基金，由站长用于奖励本记者站的后期编辑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
培训制度：定期邀请资深记者、编辑、高校专家对区县记者进行培训，甚至直接走进区县记者站现场指导。请区县记者轮流到外联部跟班学习，参与栏目后期编辑，帮助记者了解新闻频道的制作流程和规范化操作。每次培训都进行书面考试，并在《通联简报》上公布学员的得分情况，阅卷评语和批改后的考卷也寄还到每一个学员手中。
从硬件投入到信息沟通、采编协调和服务奖励机制，上视外联部逐步在城区电视台构建了高效、互动平等的工作氛围，目前双方对这个机制都比较满意，栏目也在健康发展，2003年获选全国十佳新闻栏目。这种“大通联”模式的机制建设不仅为地方台与通联部门、甚至在国家台与地方台之间的合作上，都提供了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思路。频道化运营后，各个电视机构为了满足对“新闻原料”的需求，大力发展社会化的采编队伍。这个模式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能有效地避免采集门槛的降低而可能导致的选题草根化和工艺水平的下降。随着新闻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功能逐步完善，这支分散于各职能部门、贴近新闻前沿的通联队伍的作用日益显现。
公共信息管理网络的利用
数字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日渐广泛地被运用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成为媒体可以延伸到新闻现场的另一种触角。交通管理指挥中心的道路监控系统早已成为各地广播电台最重要的路况资讯来源，遍布街道社区的治安监控系统拍摄的素材在电视新闻中也屡见不鲜。有些地方电视频道已开始借鉴境外电视机构的做法，利用城市信息网络为市民提供出行服务信息。调研中从业者也有此呼声：“交通也好，天气也好，与生活、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很多城市现在堵成这样，你的出行时间增加了那么多，生活成本、生产成本得加大多少？这事老百姓关不关心？能不能做常设的直播？”
这种针对性和地域性相对明显的题材，可以首先在地方台尝试。2004年底北京的第一场大雪降临后，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立即启动灾害天气报道应急预案，打通《北京您早》和《晨间资讯》60分钟节目，对雪天道路交通进行了滚动直播，受到观众和政府的双认可。“这也是我们探索媒体承担城市管理和疏导功能的一次成功。如果换了中央台，它们不会拿出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做路况交通，因为它的受众群面向全国，做这种节目没有针对性和很强的传播价值。”
除了提供服务性信息，这些技术手段在突发事件的非常时期还能起到应急的作用。比如“非典”时期，央视在直播时调用上海外滩一个常设的摄像机位的信号，配合记者用手机描述外滩的情况，让观众看到了一如平常的外滩全景，折射出人们面对“非典”从容的心态，比架微波等常规办法省时省力且产生了特殊的效果。目前的问题是这些网络的管理权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电视机构仍需要与各方积极协商进行统筹调度，同时也要防止对这块资源“富矿”的“滥采”，为片面追求真实感、现场感而妨碍社会公务管理，或侵犯普通市民的权利。
打造新闻资源流动的跨媒体平台
一直以来，电视机构与通讯社、网站、报纸、杂志之间的跨媒体新闻协作始终非常活跃，从地方台到央视存在着各种风格的读报栏目，并且各地广播电视在逐步完成集团化改造后，普遍拥有包括广播、电视、网站、数字电视在内的多媒体新闻资讯发布平台。但在新闻的采集环节，不同的媒体基本上还是单门独户，自产自销，下一步的发展应考虑通过合理整合分散在各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量有效地提高新闻资源的流动率，台湾东森媒体科技集团的运作可作借鉴。
台湾东森媒体科技集团于2001年建立了报纸、有线电视、广播、宽带、网络“五合一”的跨媒体新闻平台，之后新闻采集与供稿的方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目前的工作流程是由一个新闻小组承担采访任务，小组内通常有文字与摄像两名记者，到达现场进行采访时，先由文字记者通过电话或其他通信手段，口头向东森广播网发布信息，由电台率先播出；然后当摄像机架好并进行电视采访时，图像信息就开始流向电视媒体，供各电视台编辑后播出或当即直播；同时，文字记者又以最快速度整理出文字新闻稿，发给集团的网络媒体，由网站滚动播出；集团内的平面媒体则从网络下载所需新闻，经编辑后在报纸上刊出。所以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到现场的东森集团记者往往只有两个，刊播这条新闻的却可能是集团内的众多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