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3年的9.23特别节目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大张旗鼓地做一件我们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在开放在前进。尽管有一些不满，从主观上我还是强烈地希望北京获胜，而且这种主观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真实。9月24日零点过后，北京奥申委的人告诉我：前方来了电话，很乐观。现在想起来这种乐观其实也是一种主观意识，离投票还有两个小时，在摩洛哥的人恐怕连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面都见不着，哪里来的乐观？我还是很高兴，这些消息传到在亚运村的北京主会场那里，使得那里群情激昂。观看北京电视台直播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当萨马兰奇宣读候选城市名单第一个念到“北京”时，亚运村主会场的人们都跳了起来，互相拥抱，提前庆祝起成功，天安门广场也放开了烟火。这些人中有不少英语教授，但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听萨马兰奇讲别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北京”。萨马兰奇确实说出了这两个字，但在他的嘴里这两个字只是六个地名中的一个。北京电视台露了个大怯，其实在我们的演播室里也是一样的景色，北京奥申委的周鸣共处长把我搂得死死的，只不过我们比较冷静，没有将画面播出去，我只是在想下面该说什么，所以听到了萨马兰奇的话还没有完。我让大家静下来，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不少人告诉我，当我重新出现在镜头前时，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一脸沮丧。很长时间其实没有，不过就是两三秒钟，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那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因为没有人能够说出话来。尽管事先我写了五个方案，准备好了如果北京失败了该说些什么，但到了该我说话的时候却觉得准备好的一切都是那么苍白，在那种心绪下我无法背诵事先写好的文字，于是就有了那么两三秒钟的沉默，而且我也觉得应该有一段沉默，来哀悼那骤然死去的希望。
当2001年7月13日之后，我在全体总结大会上有一个讲话，稍加整理也贴在这里。
“1993年的时候，我经历过9.23，后来回过头想，如果那天北京成功了，在2000年举办奥运会，我恐怕不会像7.13这天这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本人对于整个国际上的现状，对于我们国内状况的了解、感受不是那么深。还有一个原因比你们的感受更深，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准，一个现代标准，这个标准迫使中央电视台前进、改革。还有一个是不能说的原因，内部跟大家说说。当时我有点想法，如果不成，我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就退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个人对当官，对位置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我当官是想干事。去年总结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了我的感觉，尽我所能，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我看着前面的目标，我也知道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但是我前面是一块玻璃，是踢不碎的玻璃，也就是体制。我经过这两年的挣扎也好，或者说努力也好，最后我承认胳膊扭不过大腿，没招儿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混日子也好，或者站在这个位置上踏踏实实地做也行，但是我不是一个想混日子的人。现在我可以说，我的退休日期推迟到2008年12月31号，还可以好好再干几年。为什么中国加入WTO？其实加入WTO对中国来讲是双刃剑，这种影响我估计在明年、后年会显现出来，会造成一部分的失业，或者贫穷，加速两极分化。我猜测高层为什么宁可冒着这个风险，也一定要尽量、尽快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在于现行的体制从内部来讲，有些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靠外力强烈地推动，中国高层希望用WTO这个外力，来强迫中国改变。中央电视台也是这么回事，我们的体制所决定的是一个事业单位，是一个准官僚机构，是按照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的规章制度来管理新世纪的业务部门，整个体制滞后，从我这方面来讲感触更直接一些。我和台领导讲我是在全台里最高一层的操作者，中心主任，我认为是操作者，台领导可能是决策者。而操作者所感受的就是怎么来操作，用什么办法来操作。该走的人走不了，该进的人进不来，要想提高，但是没有竞争机制，怎么做？当然，这些年大家一直在努力地做着，而且这些年体育中心发展得很快，但是我还是这么认为，这是一个舞台，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起点比较低，到高层的速度比较快。到了一定的位置，就能感觉到有个框框在框着你，就需要改变这种体制。
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是在发展中国家做着发达国家的事情。因为电视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观众，大型赛事的标准，中国老百姓看的都是高标准的东西。当然，中国老百姓会提出来，我们自己也会提出我们为什么这么差，人家那么好，但是很多人恰恰忘了，我们是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标准比较低。作为体育来讲，体育比赛，特别是体育节目是一种高端产品。这种高端产品就要求制作这些产品的人应该更高档一些。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但是确实做到现在，需要一种体制的改变。前两年为什么我们想做试点，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的目标，从我本人来讲想的很清楚，跟大家说的也很清楚，我们能保证体育中心的改革不会是以牺牲任何人的利益进行的改革，而是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要吸引更好的人来，要使干得好的人拿得更多，干得更好，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更高的标准，能达到高标准的体制做保证。
我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机会，是我们改变的契机，所以，我是非常看重这个结果的。”
2002世界杯足球赛
对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来说，最合算的赛事就是世界杯足球赛了。
在2002年前，由于中国队的表现和中国经济的不够发达，电视报道权费用相对比较低（1982年5万美元，1986年15万美元，1990年25万美元，1994年36万美元，1998年70万美元）。
收视率高，除2008年奥运会由于是在北京举行，所以收视率高之外，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最高的收视率就是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与巴西队的那场比赛，不算地方台，中央台两套节目的收视率加起来达到30%，也就是说，至少有将近四亿观众收看了那场赛事！
商业价值高，有一个月的节目来满足广告商各种节目形态的需求。
制作费用低，在2002年之前，除了1998年的法国中央台派去了12个人的报道组外，1994，1990，1986和1982年都不过才有6个人在现场，两个解说员，两个编辑，一个翻译和一个技术员。即使从2002年开始增加制作团队，最多的2010年也不过60来人，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中央电视台至少要派出去400人。
除了在美国，足球大概在世界各地都有着最多的观众，而足球里面的世界杯比赛更是仅有的可以与奥运会媲美的最重要赛事。为什么足球可以持续不断地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即使在沉闷的比赛时也开着电视机？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在世界杯上面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足球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看懂输赢的比赛项目，但是又因为在足球场上每一边有着11个人，再加上4个裁判，这26个人的瞬间思维和行动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台计算机可以找到相同的轨迹，因此它又是最复杂的。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没有一个球队可以按照自己的和自己国家的意志决定命运，就像2010年在南非，不管是美国的前总统督军，还是朝鲜的英明领袖指示。
对我来说，世界杯与奥运会不同的是：奥运会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所以我投入了最大的精力在上面；而世界杯只是52场（现在增加到64场）吸引观众吸引赞助商的比赛，是生意；所以我没有对待奥运会那样的使命感和成就感。也正因为如此，中央电视台的世界杯足球报道更加轻松，制作人的发挥余地也更大。
我是从1982年开始接触到世界杯足球赛的报道的，那一年我刚进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对于那一届西班牙世界杯，大多数中国观众大概和我一样，只对新西兰和沙特的那一场决定中国队命运的补赛有印象，5∶0的正好的比分使得中国队无缘世界杯，而那一次的中国队我以为是中国足球史上最好的球队。假如，也只能假如中国队参加了那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中国足球今天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还是以香港为基地，每天我和孙正平等几个人轮流到首都机场取录像带，那是国航的机组从香港带回来的每天一小时的编辑节目，从小组赛之后才有卫星直播。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中央台在小组赛也有了选择性的直播，而且是从北京播出的。那一年中央电视台还只是在广电部大楼的后面占着一栋小楼，卫星及微波传送科则设在广电部大楼的十层，我们的习惯称呼是“十楼”。对于那一届世界杯，我最深的印象有两个，但是都与足球赛事无关。一个是那届世界杯开始，主播机构在赛中提供了许多观众的特写镜头，墨西哥人的奔放使得中国观众大开眼界；二是帕瓦罗蒂到十楼接受国外电视台的采访，我们的工作人员特意把坐椅加固。
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相信中国观众的印象比过去深了许多，一方面是那届的开幕式可以说是至今无人能敌，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做了自己的世界杯专题节目，每天30分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的联播之后播出，张路就是从那时开始成为中央电视台最好的足球顾问，一直到今天。
1994年的美国和1998年的法国对于我就是一个大型赛事而已。只有2002年的世界杯在我的生涯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谈判的时间久，成交的金额大，播出的故事多。所以我主要说这一届。
一直到2002年2月下旬，中央电视台还没有获得当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报道权。在那个时候，尽管中国队第一次走出了亚洲，但是中国的观众却可能被关在世界杯之外，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将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是在市场面前意愿却变得那么的无能为力。
中央电视台转播世界杯的谈判从开始谈到正式签字，前后经历了四年零八个月。
第一次与ISL公司就2002年世界杯电视版权的接触是1997年7月，在新加坡，亚广联在那里开关于曼谷亚运会报道权的紧急会议。由于ISL公司负责与亚广联联络的查理和我们都熟，而且他们也管着亚运会的电视版权，所以他也去了那里。我记得在离开前的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两个人坐在酒吧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1000万美元，明天咱们就可以签2002年世界杯的独家合同。而在当时，1998年世界杯中央台才不过付了70万美元！所以我回给他：300万美元，你要同意明天就签。然后就是漫无边际地吹牛聊天，一直坐到凌晨三点，而两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去机场。之后差不多三个月、半年左右就会见一次面，但一直没有谈拢。因为他们的董事会已经把中国的数字放在至少1000万美元上面。
之后是短暂的Prisma公司接手，我记得短得只有介绍自己的时间，没有经过真的谈判。很快就被德国的基希集团（Kirch）买了过去。由于这种动荡，2000年几乎没有认真地进行过世界杯的报道权谈判，当然除非我同意了1000万美元的报价。其间他们也与香港和广东的一些商业公司接触过，试图从外部打破中央电视台的垄断。但问题是：无论谁买了版权，如果不卖给中央电视台，任何地方电视台或者是联合体在那个时候都收不回成本。而中央电视台既然不同意基希集团的1000万美元，为什么会同意从第三者那里用1000万美元以上的价格买呢？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他们最后还是要和我谈（“我”在这里指的是中央电视台）。
在这里我想就中央电视台的“垄断”说几句话：中央电视台的国家台垄断地位并不是中央电视台要求的，而是一种长期国策。作为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无论是原来的我，还是现在的江和平，都没有义务和可能去想“打破垄断”的事情，相反，尽量利用这种垄断地位来发展自己才是这个位置上的人所应该想的。在奥运会和世界杯的转播权谈判上面，当然要利用这种垄断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价格高到现在这个程度，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另外的机构可以买得起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广告价格问题，一般来讲，平日的广告乘以十就是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广告价格。每场比赛的有效广告时间最多30分钟（包括专题时间），再乘以64就是总的广告收益。人们可以拿任何一家地方台的广告价格来试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