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细品人物对话
人物对话其实是同期声的一种，同期声的人物语言中，人物对话占到了相当的比重，也具有独特的功用。由于画面对表现过去时空、抽象概念以及心理活动的无能为力，语言成为这些内容的主要表达手段，而解说词对这些内容的阐释十分明晰，但又在真实感上有所欠缺，因此同期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更好的选择。但一般同期声都与事件发展同步且具有很大随意性，对过去时空的展现和抽象概念的表达仍然不是非常理想，而有主题、有情境的谈话却可以比较好地进行语言组织，解决这一难题。正因为如此，人物对话在纪实风格的电视纪录片中得到“重用”。
根据对话者的不同，可以将人物对话分为两类：被摄对象之间的对话、记者或主持人与被摄对象的对话（作为同期声的一部分，这里所指的是在现场的、融入生活流程中的对话，而不是演播室访谈）。前者善于展现人物关系和心理活动，如《龙脊》中有一段孩子之间的对话，潘能高与同学因犯错被罚去提水冲厕所，两个孩子通过“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来决定谁提水，就很好地反映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孩子们顽皮可爱的天性。而有记者或主持人加入的谈话，则能更好地表现过去时空和抽象理念，有时还能起到串联和介绍的作用。纪录片《考试》讲述了四个女孩在北京备考音乐学院的过程，其中一个叫许阳的女孩五岁就拿搓衣板练琴，由于父母要求严厉，练不好的时候她常常会哭，但听些音乐后情绪又会平复，这些生动的往事，都是通过记者与其母亲的对话表现的。在评析人物对话时，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评析同期声应注意的地方，还应着重关注对话双方的关系，注重纪录片是如何通过人物对话展现人物关系的。
第三节 写意性纪录片评析
与纪实性电视纪录片强烈的纪实风格相对应，写意性电视纪录片（或称表现性纪录片）更多地融入了主观表达和艺术表现，更注重诗意的营造和思想意念的表达。“如果说，纪实美主要采用是‘再现’生活的纪实方式；那么写意美则主要运用‘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段”。因此，写意性电视纪录片又被称为表现性电视纪录片。评析写意性纪录片需要把握它在表现手法上所具有的如下一些特征。
一、评解说词的主观表达力
解说词在写意性电视纪录片中是“挑大梁”的声音成分，其地位甚至比同期声在纪实性纪录片中所具有的地位还重要。如果说对纪实性纪录片的评析中，解说词只是个可选配置，那在对表现性电视纪录片的评析中，它就成为了默认选项。
写意性纪录片的解说词追求艺术意境和形式美，十分注重文学性。从功能出发对写意性纪录片中的解说词进行评析的话，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去看。
1.评解说词的思想性
写意性纪录片所写之“意”，首先在于思想意境，而解说词以其高度的概括性和严密的逻辑性而成为纪录片阐述思想的不二选择。评析解说词时应关注解说词是如何从思想性上对画面进行补充和提高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解说词是否明确了纪录片的主题思想。系列片《苏州河》的《两岸人家》一集，以一句解说开宗明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住房大变迁则是城市发展的缩影”。《世纪之患——新型毒品》第一集结尾有这样一句解说：“毫无疑问，冰毒与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将继传统毒品之后，给我们国家和社会，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死亡和灾难”，精辟地点明了作品的主题。
其次，解说词是否阐释了纪录片的政治思想。纪录片《周总理的办公室》中有这样一段解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一生最后的日子里，周总理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心中时刻装着党和人民的利益、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唯独没有他自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此时画面上是周总理在医院的油画以及一些文件的静态镜头，解说词不仅补充了画面表现力的不足，更将纪录片的政治意义阐发无余。《西藏五十年》第二集《民主改革》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将黑暗、落后、毫无人性可言的封建农奴制度彻底埋葬，使世代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西藏各族人民，从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配合一系列镜头的回放，阐释了作品的政治主题。
最后，解说词是否起到了发掘纪录片的哲学思想的作用。《苏园六记》之《吴门烟水》中有这样一段解说：“其实，任何东西，离开了产生它的具体环境，都只能是一只断藤之瓜。环境造就人，也造就物。反过来说，有时候，具有魅力的事物，一半儿是环境的力量。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从本意上讲，是无法复制的。苏州园林之所以有生命的原因就在于它和吴文化的土壤、苏州人的生活长相厮守。”饱含文化哲思地讲述了苏州园林与吴文化的关系。纪录片《王者之剑》则以一段富于哲理的解说词结尾：“越王勾践剑，这武器中的国王一方面是创造者，一方面是毁灭者。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其书中所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充满思辨色彩的语言将对越王勾践剑的历史考证升华为一种哲学思考。纪录片解说词不仅阐述历史哲学思想，还对人生哲学进行阐释。例如，《西藏的诱惑》中讲到不幸翻车遇难的作家龚巧明时，有这样一句解说：“你去了，带着你生前最喜欢的一段格言：‘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腐烂或是燃烧’。”将关于人生的深刻哲思用短短十五个字的解说予以精辟概括。
2.评解说词的叙事能力
无论是在纪实性的电视纪录片中，还是在写意性的电视纪录片中，解说词的一个最基本作用就是说明事实。由于画面表意的局限性和多义性，往往需要解说词对画面中的不确定信息予以确定，用精当的话语给画面做补充。
解说词对事实的阐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说明，通过对事实的简要说明给画面做事实性的补充，例如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介绍等。如：“他姓刘，名焕章，今年已经52岁了，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副研究员”，就是《雕塑家刘焕章》中介绍主人公身份的一句解说词。《真情——一代宗师季羡林》则在开头用了如下一段解说词介绍时间、地点和事件：
2001年5月6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季羡林工作过55年的北京大学，举办了“庆祝季先生90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大会”。
评判说明性的解说词时，应把握的首要标准在于解说词与画面是否巧妙契合。契合不是重合，简单重复画面内容的解说不仅不能提供有益补充，还会削弱信息的传播效果。比如前面提到的介绍刘焕章的那段解说，画面是从住房和厨房间的夹缝俯瞰刘焕章在雕刻石像，如果解说词是“院子里有一个男人，正在雕刻一尊石像”，就显得多余而可笑了。因此对这类补充事实的解说词进行评析时，应当注意是否重复了画面中一目了然的信息，而造成了信息冗余。
第二个层面是解释，通过对事实背景的阐释为画面提供知识性的补充。《幼童》的解说词这么讲述幼童留美计划的启动：
公元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启程，临行前，所有孩子的父母和政府签订了一份15年的合同，上面写着：业成后回华差遣，不得私在华洋各处另谋生理，其在洋在途，如有天灾疾病不测等事各安天命。尽管在选拔章程上写着，选拔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但是在所有120名幼童里没有一名满族贵胄子弟。
在确认时间、地点等基本事实信息后，还介绍了相关细节和背景，加大了信息量。《清宫秘档》里如此描述慈禧西逃后回京路上做寿的情景：“文武百官从各地来祝寿，连演数天戏，光是宴会的桌椅、餐具和茶具等花了三万多两白银；在山西、陕西正值百年不遇的旱灾，赤地千里；江西大雨成灾，一片汪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不仅补充了做寿的一些细节，更以对当时国情的背景介绍造成强烈的对比。
3.评解说词的情感表现力
写意性电视纪录片总是通过对事实的纪录来反映一定的思想情感，这种主观介入一方面体现在作品的思想意境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作品的情感基调中，而解说词则是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
写意性纪录片中，解说词对作者情感的抒发常常是直抒胸臆的。如纪录片《云下边的山》中有这样一段感情炽烈的解说：“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位先行者——他出生在广东香山；他年少时就读于夏威夷檀香山；他的衣冠珍藏在北京西山；它的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他姓孙，名叫中山。他的生生死死都离不开这个‘山’。是啊！他就是一座大大的山；他就是一座高高的山；他也是一座渴望见到太阳，然而始终未能见到太阳的山……”在对内容进行巧妙串联的同时，表达出强烈的崇敬之情。
当然，有时解说词也会含蓄地表达作者情感。对解说词进行评析时，应当注意其语言风格，这是探究解说词如何表情达意的着手点之一。
带有抒情性质的解说词，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排比、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语言的韵律与节奏，都是有助于更好地抒发情感、激起观众共鸣的手段。在评析时对解说词的修辞手法也可以多加留意。纪录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的解说词，以富于散文诗意味的笔触和大量诗词的运用，使对史实的回溯充满了诗意之美。如在第三集《爱情之歌》中，回顾毛泽东与杨开慧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朗诵了毛泽东诗词《贺新郎·别友》“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而讲到1982年，在杨开慧牺牲52年、毛泽东逝世6年后，翻修杨开慧故居时发现她藏在墙壁里的《偶感》诗稿和《自述》回忆散记，解说词满溢着情感：“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这位29岁就结束了生命旅程的伟大女性，用她至死不渝的爱情感动着今天的电视观众。
从解说者的身份入手，是研究解说词表情达意方式的另一个渠道。评析作品的时候，最常见的解说词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解说的。使用第三人称解说的纪录片，以全知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叙述，能更好地展现事件的全貌。但抒发情感的解说有时也会借片中人的身份，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表达，以产生亲切感、真实感。第一人称叙述通常只是在需要直抒胸臆时偶尔使用，但近年来纪录片中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比例大大增加，很多纪录片全片使用第一人称讲述，并且进而出现人物口述式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