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穷国”与信息“富国”
信息沟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在国际传播史上，发达国家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基本上普遍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半个世纪以上。譬如，在广播的开发和应用上，美国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早在1906年，美国人就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无线电广播，1920年开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广播电台KDKA。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话在一战期间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一战结束后开始转向民用，20世纪20年代广播进入黄金时期，法国、苏联、英国等国家纷纷开办广播电台。电视传播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英国广播公司（BBC）于1936年在伦敦郊外的在亚历山大宫进行的一场盛大歌舞成为世界电视传播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电视事业得到大发展，苏联、法国、荷兰等许多国家都发展了电视事业。
至1931年，美国拥有收音机的家庭占到46％，1950年上升至95％，但在中国，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实现了广播的普及。1960年，美国已有8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才基本实现了电视的普及。传播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制约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信息鸿沟。
1964年，美国组建了由19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瑞典、丹麦、瑞士、挪威、荷兰、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梵蒂冈）参加的国际通讯卫星组织。其中美国占有61％权益，西欧占30.5％，加、日、澳占8.5％，预留给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仅有17％。在传播技术应用方面，美国又在计算机软硬件、光纤通讯、网络传播等诸多方面占据了市场的垄断地位，为其主导21世纪的信息经济奠定了技术基础。
国际传播的依附理论认为，国际传播资源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和垄断，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则没有话语权，使得国际信息传播一直处于严重的不对等状态。由于掌控了国际传播机构中的大多数媒体组织，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信息量顺差状态，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处于信息量逆差状态，使得国际新闻与信息呈现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状态。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媒介分布、传播技术、信息流量与流向以及传播内容仍旧处于极度失衡状态：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信息总量的80％，而占世界总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信息总量的20％。美国和欧洲仍然是世界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产业的中心。此外，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不平衡也使得发达国家不仅在信息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也使其在传播技术、传播业务方面占据了稀缺的传播资源，并进一步加大了国际传播之间的信息沟。
三、新媒介环境中的“数码沟”
20世纪末，互联网、移动通讯设备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国际传播的发展。相对于国际卫星电视系统而言，互联网等新媒介的覆盖面更广，传播更加迅捷。国际卫星电视系统的弊端显而易见。从技术角度上讲，卫星信号可以覆盖全球，但极容易被干扰和控制，并且受频道资源的限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卫星电视系统的缺陷。传播的互动性、及时性，传播符号的多元化，网络覆盖的超时空化都使其成为最具有全球效应的国际传播工具。
不过，由于对新传播技术的利用受制于经济和科技实力，新技术在推进传播效率提升的同时，又加大了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之间的差距。在传播技术方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传播等方面均占据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由于新技术对传播的推动力量呈几何状，使得二者之间的距离又被迅速拉大。在信息社会，这种传播能力的差距被称为“数码沟”。
近年来，国际社会的“数码沟”越来越明显：在2003年海湾战争开始前数小时，CNN建立了网上的第一家新闻电台CNN Radio，免费向办公室白领提供来自海湾前线的流式音频内容；在美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前48小时，CNN Radio通过网络向听众进行了实况直播；美国广播公司的ABCnews.com实施了一项为付费用户提供的24小时网上录像广播。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一家网络媒体可以达到这样的业务水平。此外，互联网上访问频率极高的站点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站点的前几位都在美国；全球约3000个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也有70％设在美国。从信息总量上看，互联网上90％以上是英文信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网站以及激进的阿拉伯世界的网站发布信息的总和也占极少的部分。
传统媒介造成的信息沟的效应在于，即使人们接触到相同质和量的大众媒介信息，但仍然会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导致获取知识的不同。最常见的是，当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不断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获取这些信息的速度也会较快。波法德利（Bonfadelli）在传统信息沟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新旧媒介对信息获取和应用形成的差异。他认为，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人们在互联网使用上的鸿沟更为显著。这些鸿沟包括信息供给上的差异、信息使用上的差别（信息选择上不同的兴趣与偏好）以及不同的信息接收策略（不同的媒介内容需求与满足，譬如信息和娱乐）等。
因此，如果将使用者的经济基础作为变量来考察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沟”效应，新媒体则成为加剧信息沟的推手。已经有研究指出，在网络传播时代，“世界上65％以上的国际传播将从美国开始。”同发达国家相比，弱小国家在以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国际传播中越来越依赖于既有的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从某种程度上看，技术造成的传播差距似乎永远无法抹平，恰如帕斯曼（Postman）所说：“新技术并非总是增加人们的选择；事实往往恰恰相反。”麦克切斯尼（McChesney）也指出，新传播科技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产品和根本属性，它大大加深了社会的不公。那些预测媒体巨头们将会被网际网络这座冰山撞得粉碎的人们夸大了技术的力量，并且没有看到市场在其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努力
各民族国家都意识到，信息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国家的贫困不再指单一的经济贫困，还包括信息的贫乏，因此，拥有接近和发布信息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针对种种信息失衡状况，发展中国家19世纪70年代发出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呼声。1973年，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次东盟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首次提出“关注大众传播领域的工作”以“促进不结盟国家成员国之间的信息进一步地相互传播”的倡议；不结盟国家在1976年3月举行的新闻部长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倡导和声明。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大众媒体宣言，即“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并以《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迈向一个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为名出版。报告提出，“必须纠正目前国际信息交流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不能抹杀文化的差异性、需要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目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传播秩序逐渐呈现出多极化的倾向。
在电视传播领域，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尤其剧烈。以半岛电视台在2001年“9·11”事件报道中的崛起为开端，旧的国际电视传播的格局被打破：俄罗斯于2005年12月推出了由政府出资的国际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2006年11月15日，半岛电视台在原来的阿拉伯语频道之外又推出了全英文频道；2006年12月6日，以宣传“法兰西的文化与价值观”为宗旨的法国国际电视台France24开播；与此同时，伊朗、印度、韩国等国家也参与了国际电视市场的竞争。国际传播已经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可通约性，跨地域、跨国族、跨制度的融合趋势也愈加明显。
尽管传统国际传播秩序已经开始呈现出松动的倾向，但可以肯定的是，发达国家仍旧把持着主控权，它们也会努力维持其霸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则会投入更大的力量争取国际传播话语权，这一切都将使国际传播的局势越来越微妙复杂。
第三节 国际媒介资本的结构性失衡
从市场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跨国商业性媒体已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搜集、制作和传递信息的机构，而是一种资本流动及增殖行为。
一、媒介资本的全球扩张
西方媒体大多实行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化运作。在信息社会，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媒介组织的全球性扩张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收益。作为企业的媒介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将新闻、信息以及文化商品化，将影视剧、书报杂志等文化产品商品化，以现代营销方式进行经营。媒介资本运作的力度加大、跨国并购加剧、产业链不断延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增值。广播电视网络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媒体产品跨越国界，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家庭，并影响了本地媒体产品的生产、需求和消费。
由于传媒业具有规模经济的典型特性，边际成本一般都低于平均成本，媒介产品的市场越大，譬如，阅读同一种图书或期刊的读者人数越多，生产这一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会越低。也就是说，市场消费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经济效益越高。追求规模效应是媒介产业并购和融合的主要目的，因此也就促进了垄断的形成，造成“强者越强”的局面。譬如，在汤姆森并购路透社之后，尼尔森公司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合并后的汤姆森—路透集团将在财经资讯领域获得34％的市场份额，一举超过彭博新闻社33％的份额；同时，由于规模效应，三年内集团可节约5亿美元开支。而来自澳洲的默多克则不断进行扩张，在美国拥有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网络和35家电视台，占全美电视台总数的40％；在英国拥有《泰晤士报》、《每日电讯》等报业机构，控制了英国40％的报纸；在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控制了2/3的报纸；在欧洲，默多克有天空电视台；在印度有EETV；在中国，3500万个家庭可以通过卫星收看到默多克的电视节目；在拉美，默多克与3家电视台合作，通过卫星播送150套节目。其机构遍布四大洲，覆盖了所有的媒体领域。
伴随着信息的流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借着媒介中的商业广告进行全球化扩张，带动了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国际受众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他们的收看、收听、阅读以及点击行为成为一种劳动行为，在接受广告劝服的同时，接受了广告中蕴含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转而成为发达国家媒介组织的商品和劳动力，被媒介卖给广告商，实现媒介广告收入的增加。媒介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的。
值得提出的是，技术历来是推动传播发展的重要力量。电脑、互联网等新技术发明之初就引起了媒介的敏锐反应，并成为跨国媒介集团实现信息传播和资本扩张的重要支点。电子媒介以及数码通讯技术使各种文化获得了传播的机会，在实现覆盖范围最大化的同时降低了传播成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电脑技术就已经开始向传统媒介渗透。路透社在20世纪60年代末耗费巨额资金将信息管理系统计算机化。继此之后，其他西方通讯社也效仿路透社建构了自己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技术上的转型不仅给信息传播模式带来了速度和效率的提升，实际上更为深层的影响在于，技术作为一种刺激资本再生产和扩大化的资源，迅速得以在发达国家媒介中得以普及，并进一步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以路透社等为代表的国际性通讯社创造出一种新的媒介经济发展模式，高额资本和高新技术相结合，推进媒介集团的全球性扩张，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媒介资本运营。另有数据表明，从1930年到1990年，空运的成本已从平均每英里68美分降到11美分，纽约与伦敦的3分钟的电话费从244美元降到了3美元，这使跨越洲际的通讯越来越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