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成功的传播的实质效果即应在于此。即并非忽略动机，而是在动机的周围要有一定的宽展地域，这个地域是留给大众思维习惯的软着陆地带。事实上，强求每个人的衣服颜色都一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艺术的方式如鲍曼所说：“并不是先存在，再在交流中被表达出来，相反，它是在表达当中产生的，然后再被植于主题幻想的戏剧中。”通过幻想主题的激发与重组，使动机（某种创造出来的“自然”）与现实产生链联，然后把动机分配给梦幻中的人物，使人物预设的价值由此动力弦开始启动。
动机的可怕并不在于他本身，其实在于将其实现的力量以及权柄的把握者——而这样的把握者已经由传统媒体时代的政治和利益集团，部分性地回归到了普通传播者手中。网络上的新社区，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小组。他们彼此之间怎样通过修辞运动、想象链接形成一个共有文化？由此，我们一方面不得不惊叹表达——修辞的力量，传播者通过修辞运动实现了他动到自动的转化，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逐渐建立起所谓良性的传播循环。另外一方面也深思这样的转向给不同文化带来的历史机遇的性质，以及这样的转向给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能走多远。
三、捷足先登：传播研究领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转向
在明晰了文化和传播的逻辑函数关系以后，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从20世纪以来诞生和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作为提高文化变迁速率的新要素、作为文明演进过程的新要素，已经引发来自社会各界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这样的研究有的是探讨媒介发展变迁的历史对文明演进的意义，如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有的是探讨传播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如美国学者哈姆斯、爱德华·霍尔、霍夫斯泰德等。他们都很好地对新诞生的大众传播媒介于文化和文明的变迁、演进作用方式进行了探讨，但具体到大众媒介这个新兴事物在人类文明演进、文化变迁长河中的具体“位置”，尤其是作为文明新要素这样一个核心特征，本书首次予以澄清。
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凸显其文明要素和文化系数的特征，通过政治手段或政治层面与文化接触，最终指向政治和文化的变迁方向？如下的案例很清晰。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拉扎斯菲尔德的指导下承担了一项和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研究所合作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由美国政府的“美国之音”电台出资，目的是评估政治骚乱地区6个中东国家，包括摩萨德（Mosaddeq）统治的伊朗居民的媒介曝露程度；他们对当地、国家和国际事务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度量他们对国际广播（BBC公司、莫斯科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反应。这是第一次重要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在1958年以《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为名发表。勒纳认为，就像他们报告标题所表明的，发展就是从“传统”状态向“现代化”状态转型的过程。西方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个案例中，传播的议题等同于地区的发展议题，等同于政治进程议题。
伊尼斯将传播的研究置放到文明演进的长河中去观照——谈了文明但没有深入“传播”；勒纳将传播直接与文化变迁的现实对接——介入传播过程但没有深入文化；二人都从外缘不同程度触摸“大众传播媒介”这头大象。从爱德华·霍尔和本尼迪克特开始，不断深入文化。霍夫斯泰德（Gerte Hofstede）则进一步提供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桥梁。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人霍尔提出，文化“是一个铸模，我们所有的人都由它铸造而成，文化以许多料想不到的方式左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爱德华·霍尔，1995，p.27）。“模式是文化中隐含的法则，组合体必须依照这些进行排列才能获得意义”（爱德华·霍尔，1995，p.106）。传播即文化的观点，已经将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以来的行为等同于文化生产的总和，这本身一方面突出了媒介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为纷繁的文化生产确立了某种内核。这可谓对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以来社会“位置”的最高评价，即使后来霍尔试图超越文化的角度来看媒介，但还是没有进入“文明”。
在这一点上，法国年鉴学派第二阶段的代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对于文化的传播有着独特的体会：“一切单项技术，一切科学因素历来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周游世界，传播不断。然而，多种技术的联结体和组合物传播得并不好：光有艉柱舵不行，还要加上搭接法制造的船壳，还要给船加上火炮，还要掌握远洋航海术”（费尔南·布罗代尔，1997，pp.9-10）。文明的要素再先进，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工作，或者需要减压阀，或者需要变压器，从而实现文明要素和文化背景的有效联结和组合。
于是，霍夫斯泰德“退而结网”，将形成于家庭、儿童时期，在后来学校和机构中得以强化的每个人都携带的“精神程序”挖掘出来，认为这些“精神程序”包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它清晰地表达于不同国家主流人群的不同价值观中（Hofstede，1980，p.11）。这个精神程序类似布罗代尔的“搭接法”暗喻，是媒介文明要素和具体文化背景有效“搭接”的铁索桥，至于后来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看待文化构成要素的四个维度：权力关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女子气概（Masculinity-femininity），则为跨文化传播中不同“精神程序”的接触、交流探求引擎，也是跨文化传播“铁索桥”上铺设的桥板，让实践者和研究者踩着可以通行。可谓切中肯綮。
1975年3月20日到24日，在纽约州立大学（Buffalo）召开了题为“大众传播的社会用途”（The Social Use of Mass Communication）的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专题论文集。时任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娜伯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系主任的乔治·哥本纳（George Gerbner）作了题为“体制性力量和大众传媒”（Institutional Forces and the Mass Media）的发言，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的众多革命中，只有两个彻底改变了生活的实质。一个是商品生产的工业革命，另一个是文化生产的工业革命。第一个革命改变了物理环境的资源条件，第二个革命将变革延伸到符号环境领域。什么意思？传播过程即信息的交互作用过程。这个过程是人这个物种最别具一格的特征。作为“智人”的一员，如果生活在符号交互作用的语境之外是无法进化的。这个交互作用过程就是我所谓的人文进化过程（Gerbner，1995，p.1）。
工业革命以来打造的西方现代文明有两个典型成果，一个是文化的，即市场经济的推行；一个是文明的，即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作为新的文明要素发挥新的整合作用。尤其是带有全球野心的跨国媒体的介入，致使“文化如何表意，或者说，通过‘文化’究竟是什么被表示出来（the question of how culture signifies，or what is signified by culture），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Homi K.Bhabha，1994，p.172）。
于此，我们似乎看到，大众传播媒介自身作为文明组成要素的特征，和大众传媒被使用过程带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这样两个交织的特征，构成了传播学研究领域进行基于大众传媒的传播研究的两个基点。
于是，在大众传播媒介集文明要素和文化系数色彩于一身的基础上，兴起了媒介研究和传播的研究，集中思考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以来对文化和文明的作用方式和角度。
研究者发现，现代传播手段拥有这样的潜力：不同于以往文化变迁的过程，现代传播手段可以将巨量信息（同时包括信息和知识）同时并置，开始重新配置文明资源，加速文化变迁；原有文明（包括非西方的本土原始文明、西方的被称为现代的文明）在现代传播手段这个系数作用下，演进速率提高；新的文化主体、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内容都汇集在现代传播旗下，进行着新知识的生产。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将是一个不断运用传播研究的结论，发现他者，认识自我，整合知识，同时进行新知识生产的过程。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了不同文明要素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资源配置的广场，新的文明也将在作为新知识生产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中诞生，这几乎已经成了21世纪的前景。
当代国际信息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始人，意大利著名学者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教授于2008年9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理解信息革命：第四次革命》的讲演。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信息转向，这是一次堪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相比较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正在而且继续对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信息革命是人类文明的革命，人类信息/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的革命，创造了媒介化生存的人类社会现实，将大众传播媒介推向文明演进、文化变迁的前沿关注点，开启了基于大众传播规律研究的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并由此出发促使人类思考传播作为基本要素对文明演进的作用和作为基础学科的使命，传播学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也从形式、过程到内容表征了这样一个新文明要素的产生和积极发挥作用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传播学的研究从学理上具有成为其他学科基础学科的基础使命的同时，还承担着思考和研究如何有效传播，更好地管理传播，为人类的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提供有效、合理的支撑，为基于新知识生产的新文明的形成贡献智慧的责任。
早在20世纪初，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罗伯特·路威（Robert Heinrich Lowie）的《文明与野蛮》（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1929）“译者序”中即非常欣赏路威提出的“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认为这是在破除‘文明人’之自大狂，特别是他们里头的种族主义者”。这就已经埋伏下了对西方一脉相承的文明中心主义——先是英法，后来的美国——的批判，初步提示了破解文明霸权（hegemony）的思路；随后，中国经过60多年的建国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GDP从1978年的3600亿人民币达到2010年的5.88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尹韵公＆刘瑞生，2011），基本上实现了物理意义上的“崛起”——摆脱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逐步实现了“器物”层面的文明化，但从思想文化上，正确看待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如何突破奠基于英法美和德国的“西方”文明基础上的文化话语霸权，为崛起的经济规划、确立一个中国本土文化内涵，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也为世界文化/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就从政治和思想两个层面摆在中国学者面前。
但是，相对于以前的话语博弈历史，当下有两个重大的新挑战。一个是话语博弈框架的变迁——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历史任务，尚未有某种确认的思路和理念来指导这样的转型。这就使得既往的分为两大阵营的话语博弈框架，如今已经模糊，彼此都在摸索自己的文明转型道路的同时，也探察他者，调适自我，合作中共存成为共识；另一个是文化的生成机制中，除了主体、时间和空间三个重大系数作用外，增加了一个大众传媒，既是文明的要素之一，又发挥着文化系数的作用，使得我们一方面认同文化和文明的传统的逻辑函数关系基础上看待文化的生成过程，同时又需要有新的视角，即大众传播的视角来调适这个逻辑函数关系，调适新的文化和文明生成机制。
于是，崛起的中国如何汇入国际范围内文化变迁和文明演进的河流，找到自己的方位，就成为一个兼具政治和理论意义的问题。
现在文献中所谈及的“文明”（Civilization）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已经远离了中国传统意义上“人之文”的意义，从18世纪优雅的礼仪和状态，到19世纪知识进入文明的含义，到20世纪科学充实进“文明”的含义，“文明”已经从人文的层面蜕变到工具理性层面。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状态。
在中国，文明的转型除了从技术层面上呼应国际变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更需要做的是将中国传统文明的人文理性注入当下西方文明理念。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选择中，除了宣传讲述之外，上文探讨的文化和文明逻辑函数关系即是将二者回归理性的过程，而通过这样的关系探讨，回归理性的过程，新知识的生产，回应的也将是一个经济上崛起后的中国文化概念的突破和文化形象建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