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头向下来看。需要问题意识的观照，也需要文化理念的更新。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提出的必要的问题意识是捅破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诸多观念隔膜的利器，但从哪里出发？余英时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中提出，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发展的局限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解决办法是如何发掘中华文明传统为今所用（余英时，2004，p.23）。他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又提出将文化自觉的方向指向多元文化观。他初步整理了历史哲学和人类学对文化的看法，确认了“文化”的整体性、历史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强调了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观建构的意义——直接指向文化理念的更新。他提到，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两位人类学家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曾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另一方面，近来由于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历史哲学逐渐受到西方思想界的重视，不但文化是一整体的观念得到了加强，而且多元文化观也开始流行。所谓多元文化观，即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尤不能以欧洲文化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余英时认为，从维柯与赫尔德一系的文化观念出发，我们可以说，只有个别的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的、抽象的文化。古典人类学所寻求的是一般性的典型文化，这样的文化只是从许多个别的真实文化中抽离其共相而得来的观念，因此仅在理论上存在。
从抬头向远来看，赵汀阳提出天下体系。既有现实的文明对话途径，也有长远的重新看待世界秩序的天下体系哲学体系的建构。考察西方工业文明的局限，部分体现在东西方在有关世界观方面的不同。
第一，西方思考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基本上是以国家观国家，至多是以世界观世界，前一个世界是自己国家的世界，而非真的世界。中国古代文明的天下观出发点则是天下，是以天下观天下。
第二，从两种哲学的概念体系逻辑上来看，西方的“世界”观是不完整的，“从个人、共同体到国家，都是包含着物理、心理和制度的意义饱满概念，可是到了‘世界’这个最大的概念，却缺乏必须配备的制度文化意义，而只是个自然世界概念，就是说，世界只是个知识论单位，而没有进一步成为政治/文化单位。政治/文化单位到国家而止步，这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它缺少了一个必要的视界。”（赵汀阳，2005，p.44）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天下”概念则是一种“比西方分析单位结构更广阔因此更有潜力的解释框架。在西方概念里，国家就已经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世界就只是个地理性空间。不管是城邦国家，还是帝国，或者民族/国家，都只包含‘国’的概念，没有‘世界’的理念。”（赵汀阳，2005，p.44）而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赵汀阳，2005，p.44）
第三，两种体系在解决当前世界问题上，做法和结果不同。西方的“世界”观发展出来的是帝国主义，比如离我们最近的美国新帝国主义（张西明，2003）。它“仅仅考虑国家自身的利益，它把国家的利益当成了世界利益以及判断世界所有事情的价值标准，甚至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作为判断其他国家合法性的标准。”（赵汀阳，2005，p.47）由此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不是一种世界理念而是国家理念”，它维护的是国家而非世界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的“天下”作为一个“满载所有关于世界的可能意义的饱满世界概念”，至少是“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是一个“兼备了人文和物理含义的世界”（赵汀阳，2005，p.42）。由此，作为一种“世界尺度”，“它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国家尺度无法度量的大规模问题成为可能。这一尺度的意义在古代并不十分明显，而在今天却极其突出。”（赵汀阳，2005，p.46）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赵汀阳，2005，p.44）。天下理论是在跨文化、全球化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找到一个在民族/国家体制之上的，更具有超验的统摄性的思想方法或体系。在这样的超验的目标下，体现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的气象。
在西方，解决世界力量不均衡发展带来的问题，亨廷顿试图从话语上用“文明冲突”取代“文化冲突”（这其中暗含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前文已经明述，此不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明确提出“文明对话”。2001年在岳麓书院的演讲中提出：“新的文明对话条件已经出现，现代以来，西方一些核心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的启蒙心态，也开始进行非常深刻的反思。从生态环保的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以人为中心，这是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一定要超越。从多元宗教的角度来看，怎么让启蒙以来的文明多元开放，西方学者在进行深刻的反思”（杜维明，2001，pp.13-15）。对话似乎是一个朝向“天下体系”构建的途径。但从20世纪中叶的美国“考克斯报告”，到21世纪“9·11”事件后美国总统的“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话语，使得世界范围内“文化自觉”有滑向反面和走向极端化的危险。美国的文化自觉和中国的文化自觉有共同的东西，都指向了各自的文明的源头。不同的是，亨廷顿将美国的文化自觉有意识地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向，背离美国多元文化背景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将美国归之于白人的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阮西湖，姜飞，2005）；将这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自觉导致的文化冲突，归之于文明的冲突。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谋略”——从小的方面来说，也是美国人最急迫的地方来说，这样的一种文明认祖归宗，就为多元文化杂处的美国找到了一种文明之根，从意识上为美国人找到一个文明的根源，避免了非民族/国家体制下美国人的文明失落；从大的方面来看，在“文化”这个术语本身的批判性和对西方文明的颠覆性能量从德国元点释放出来，逐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用，开始全面反思/批判英法美从殖民主义时期以来所有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的文化扩张、文化殖民活动时，亨廷顿将这样的“矛头”削断，将西方引致的“文化冲突”导引到“文明冲突”上来，是17世纪以来英法、20世纪美国主导的“文明”话语的延续，从而既实现了对殖民主义时期以来西方以“文明”的名义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历史予以遮蔽，也干净利落地将这样的殖民历史、殖民遗产——当下文化的冲突根源——归结于不同文化地区的文明本身的问题，从而有效地将美国从这些冲突纠结点的位置解脱出来。
如此看来，从表层来看，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文化运动和文化自觉的潮流，从“冷战”到“遏制”到现在的“热战”的趋势在加强；从内里来看，建基于古典、现代、当代东方学一脉相承的殖民话语机制在全球性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面前依然存在并沉潜向前，已经将杜维明提出的所谓“文明对话”飘浮起来。并不是说这个思想没有价值，而是说种子洒在磐石上，现实状况并没有为它提供基础。
18世纪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整合德意志民族、统一了德国，让人看到思想的巨大力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亨廷顿为首的美国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化和文明界定进行颠覆中的重建，这都促使人思考：在吉登斯将“全球化”状态明确地勾勒出来后，各个民族国家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既不迷失自己，找到方向，还要能够在人类新文明、新文化的列车上争取主动和话语权？新一轮的知识生产、思想博弈大幕已经徐徐拉开，经济上崛起的中国，这头睡狮真的醒了吗？那还要看这新一轮的世界博弈中，能否有理论创新进而文化的更新，使自己从20世纪初以来粉碎性的文化骨折中直立起来，并实现从经济强大走向文化伟大的目标。
第三节 方向：新媒体成就中国
传统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等，是工业化的成果，同时也是工业现代性最好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它有效地通过信息的传播混淆甚至取代了知识的生产，最终缔造的是一个媒体化生存的社会现实和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所期待的文化现实。德国和美国充分吸收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成果，较充分地实现了工业的现代化，并有效地利用传统媒体协助整合传统工业，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并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作用，打造了一个美国梦，确立了迄今为止美国在世界上的独大地位。
对于媒体的认识，我们发现，当把它置放到了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中，似乎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它的历史作用和扮演的文化角色，也由此让其他人增加对媒体、媒介的研究兴趣。如今，传统媒体向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介转型的过程中，从文明话语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文明的转型过程；从文化话语的角度来看，是媒介这个文明要素重新整合其他要素，进而加速文化变迁，推动文化转型的过程。研究者看到，新媒介的特性已经逐步透露出来并可以充分体现新媒体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
第一，它作为文明要素的特性，以非凡的兼容并包性把传统媒体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褪去了媒体的文化之“魅”，使之返璞归真，回到媒介的本色，同时也促使媒介研究者从媒体（media）的研究向媒介（medium）研究转型；
第二，它作为文明系数的特性，发挥着文化译转的功能。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功能，把主体性作用于一定的文明要素，从而实现朝向主体需要的方向进行文化变迁（姜飞，2010年2月2日）；
第三，它作为文化系统分支下的一个文化主体的特性，自身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有自己的言语方式、语言规则和话语总体，对于试图借助新媒体进行文化建构的人，尤其需要用文化和文明逻辑函数关系的视角重新认识媒介，认识媒介从言语、语言到话语的组合结构和作用方式；
第四，从思想意识上，需要革命性地摆脱对新媒体的恐惧和担心，摆脱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意识地置放在新媒体上的政治话语陷阱，深入研究新媒体的特点，之后，会发现，随着上述逻辑函数关系中主体文化性的觉醒、文化自觉、新媒介素养的培养，基于新媒介的新知识生产的展开，新媒体不仅不是像以前和现在所担心的那样如洪水猛兽，而且，综观历史和现实，新媒体还将是实现中国文化重建，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利器。
要做到这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践，首先是在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模式下重新认识媒介。
一、认识媒介：从媒介言语、媒介语言到媒介话语
每天，当我们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或电视，登录网络，沉寂的心灵仿佛在那一刻接天连日。流淌的时间中，面对身边大同小异、此起彼伏的传播符号的“过堂”，究竟是谁在言说、对谁言说、言说些什么？怎么在言说？为什么在言说？
1.话语本身是言语和语言的道场
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医学是最好理解的一种话语方式。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当我们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甚至头痛、乏力的时候，我们来到医院，医生根据我们的描述以及这些特征，用“感冒”进行专业界定，并根据缘由——由寒而热、由热而寒，而定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甚至肠胃感冒等；于是，诸多的不适就汇聚于“感冒”并进入人们的记忆。同时，这些诸多的症状也是从多条线索出发汇聚于医生的记忆，并通过学科总结提升（这是“感冒”进入医学词汇的过程）和经验积累（这是“感冒”症状通达“感冒”处方的过程）触发了“感冒”的诊断。实际上，这些“症状”就是各种身体言语表达，而融合了医生的学科背景、经验积累的望、闻、问、切，以及中药制剂的煎、熬、炒、炙等，就是医学的语言，最后，诊断结果：“感冒”，就是医学话语。
也许医学言语和医学语言比较好理解，而医学话语有点让人怀疑。那么，我们不妨试着倒推分析一下。当我们面对非洲猿猴，希望让它拥有和我们一样对“感冒”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时，似乎有点难；但如果是面对来自赤道或者极地远离现代社会，从而远离现代概念的人群来说，非要他懂得并接受我们的“感冒”概念，也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我们首先就需要从上述的医学言语出发，通过描述让他获得通达“感冒”内涵之前的某种借代词语（往往是他已经习惯的用语）并无限逼近“我们”对“感冒”的理解，然后再给他讲述现代医学对这些症状的研究过程和成果，证明各种针对这些症状的处方都是要来消除“感冒”并恢复健康——生病之前的常态。在这样的描述中，比较困难的是将处于理解两端的症状、处方与处于中间的“感冒”的自然、迅速地连接——而实际上这决定了“感冒”话语的存在合法性，而且，别忘了，这样的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还有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不同阐释体系——更何况，即使这些人群不懂得“感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会有头疼发热等感冒现象，反映到他们所使用的语汇中，只不过他们可能不用“感冒”这个词而已，也可能是试图传播“感冒”话语的人所不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