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定义主要是针对以前的“大熔炉”（cultural melting pot）政策提出来的。综合学者的概括，意指美国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联合在一起，像一个大的沙拉碗，不同文化各自保持特色，在美国的存在不过像是沙拉碗里各样菜蔬彼此并列（juxtaposed），根本没有合并融合为某种单一均质的文化。加拿大一般用“马赛克”（Mosaic）来概括其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特征。随着美国多元文化现实状况的加剧，“沙拉碗”的文化比喻越来越被接受，甚至还具有了某种“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PC）的色彩——相比起“大熔炉”这样的思想来说，中性色彩的术语“沙拉碗”因其更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化共处美国的现实，有利于不同文化的自然和谐发展，进而取代“文化熔炉”政策和文化寓言进入公共表述领域。
但是，这个中性的比喻似乎无法掩盖美国精英阶层另外的担忧。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不断增加的多元族裔，尤其是非白人族裔的移民在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乃至最终将改变美国的文化结构，文化认同。“二战”以后大批新移民进入美国，使美国白人人口比例下降了。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拉美裔人口，而且有相对的集中地。《经济学家》杂志报道，在这段边境美国一侧的12个重要城市中，拉美裔人占全市人比例在90%以上的有6个，80%以上的有3个，70以上的有1个……厄尔帕索县（75%人口为拉美裔）的一位前专员在2001年就宣称，“在这一山谷中，我们全是墨西哥人”（塞缪尔·亨廷顿，2005，p.205）。其实，旧金山的西班牙式房屋，洛杉矶的墨西哥裔人及其语言已在美国西南地区显出拉美裔美国人的独特文化了。这种文化早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历史上，美国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这些州的土地曾经几乎完全属于墨西哥，现在，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有一种复返故土的感觉，这是别的移民所没有的”。不但“故土”，还有“故人”，“新墨西哥州北部和格兰德河畔的25个墨西哥人村镇，那里的墨西哥人早在美国政府占据这片土地以前就住在当地。这些村镇成为美国的土地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但那里的人口仍有90%以上是拉美裔人，这些拉美裔人口中，又有90%以上的人至今仍在家里说西班牙语”。“拉美裔文化和人口的优势保持至今，同化薄弱”（塞缪尔·亨廷顿，2005，pp.190-191）。
亨廷顿认为，新移民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数量增长上，还直接作用于文化。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美国人的动向影响到美国国家整体特性，影响到美国300多年来的语言、新闻媒体语言。目前，在美国西南部的一部分地方，西班牙语很通行，新闻媒体也使用西语。
关于拉美裔人口增长的影响，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指出：“墨西哥裔美国人能做到以往的移民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凝聚力，在一定地区保持足够多的人，因此，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独特文化无限期地保持下去。他们最终还有可能做到以往的移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向现有的文化、政治、法律、商业和教育制度提出挑战，不仅要求根本改变语言，还要根本改变体制”（塞缪尔·亨廷顿，2005，p.203）。
甚至，墨西哥裔人口还要“收复失地”。2004年，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一书中提到“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移民群体能对美国提出领土要求，但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却能够这样做，还真有人这样做了。”“墨裔美国人则声称美国西南部本来是在19世纪40年代通过军事侵略从墨西哥手中夺走的，该是‘收复失地’的时候了。从人口、社会和文化来看，这也在进行之中”（塞缪尔·亨廷顿，2005，p.204）。
因此，亨廷顿认为，今天美国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苏联崩溃前的俄罗斯人口与非俄罗斯人口比例十分相似，苏联的崩溃，民族人口因素起了一定作用。于是美国一些学者，像亨廷顿惊慌起来了。在他的《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一文中写道：“苏联的命运是使美国人清醒的一面镜子。美国与苏联大不相同，但是，从传统的角度说，它们都不是民族国家，就此而言，它们又彼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是思想体系给自己定位的，而苏联的例子证明，作为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这种基础可能要比深深扎根于类似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脆弱得多。如果多元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样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亨廷顿，1997）。
美国种族比例的变化和非白人人口的增长，除了引发某种文化结构的担忧外，甚至复苏了白人种族主义，乃至出现了排斥其他种族和民族的行为和政策。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文化使美国伟大，而黑人和褐人文化在知识上和道义上均劣于白人文化，可是现今却可能将白人文化取而代之。”白人主义者还提出“必须使美国保持为白人的美国”（塞缪尔·亨廷顿，2005，p.258）。为排斥非白人，种族主义者采取措施，如“加州通过公民投票，以压倒多数票反对给非法移民提供福利以及反对赞助性行动和双语教育……随着种族人口比例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更多的拉美裔人成为公民和积极开展政治活动，白人可能会寻求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塞缪尔·亨廷顿，2005，p.259）。2010年4月，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简·布雷维尔不顾奥巴马总统的批评和民众抗议，正式签署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新法案，即“反非法移民法”。这项备受争议的法案是迄今全美最严厉的反非法移民法律，该法案赋予警察在拘捕非法移民时拥有更大的执法权，准许警察只要怀疑当事人为非法移民，即使没有法庭拘捕令，也可以进行盘查甚至采取拘捕行动。法案规定，在该州居留的移民必须拥有有效证件证明其合法性，否则他们将被视为犯罪，他们将被控“非法入境”罪名。该议案还规定，在该州任何地方，雇用非法移民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家庭成员用汽车搭载他们也属违法（张炜，2010）。
亚利桑那州的法案引发了美国多个州的游行抗议，成为激发美国文化发展政策转向的导火索。学者约瑟夫·奈甚至提出，难道美国要“闭关锁国”了（约瑟夫·奈，2010）？
亨廷顿式的“怀疑”和白人种族主义一起，将穆瑞所倡导的“文化自觉”转化，从“自觉”到多元文化的现实，转而“自觉”到白人文化认同，继而找到一个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精神作为“美国主义”的新内涵，试图将这个精神推送、包装成能够调和美国多元文化的某种核心，类似“沙拉酱”的东西。这似乎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是和美国社会文化现实特点背道而驰的一种文化自觉。
从理论上说，种族主义绝非文化自觉的核心范畴，至多是广义的文化自觉下一个畸形的变种。从实践层面来看，种族主义如果上升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将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世界的灾难——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所以，需要时刻提防和予以批判——尤其是这样的现象发生在美国则更让人怀疑。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无论是远古就居住在现今美国境内的土著民族，还是17世纪以来移居的居民，均为移民，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没有。故美国社会是由不同时期从地球上各个地区迁徙过来的各具自己文化和语言的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社会（阮西湖，姜飞，2005）。深受多元文化之“惠”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批评殖民主义、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批评民族主义的潮流下，也曾经把自己扮演成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受伤对象；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普遍性的“文化自觉”大潮下，猝然意识到美国自己文化的马赛克特征，精神上一下子很紧张，仓促之间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甚至攀附上某个对等的文化传统来“继承和发扬”——甚至不管这个文化传统曾经是美国建国200多年间批判的对象——若非东施效颦，则必有某种逻辑雪藏在里面。
理性地分析亨廷顿的言辞，我们发现，看似振振有词的白人危机论下的“种族主义”在亨廷顿那里却是巧妙地栖身于二战以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而且，无视美国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生拉硬扯地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新教精神拔高到美国文化核心的地位，将来自欧洲的白人指认为美国的核心民族。回过头来看，亨廷顿1996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就为“9·11”事件后，2004年提出将美国特性定于新教精神一尊作了理论准备。此外，亨廷顿的一系列著述中藏得最深的逻辑是：他要将诞生于18世纪，拓展于19世纪，成熟和广泛传播于20世纪，历经几十位德国思想家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德国版本的“文化”概念以及文化批判理念整个扳倒——18世纪德国人开创“文化概念”戳破“英法即发达即文明”的话语霸权，进而19世纪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将文化界定为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是文化发展的木乃伊阶段，20世纪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用文化批判的思想批判英法殖民主义，乃至用德国的文化理想实施建国计划。亨廷顿与斯宾格勒唱了一个大反调，提出，文明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从形式上效仿了德国思想家的民族意识建构战略，从实质上则通过批判文化的批判性和建构性，从思想上试图再次回归到18世纪以前英国和法国在殖民主义时期建构的“文明—野蛮”的世界二分法——只不过在野蛮世界的对面，将英国和法国换成了美国作为文明世界的代表。
对亨廷顿的这个判断绝非空穴来风。亨廷顿认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者来到北美，当时这里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除了可以杀掉或向西驱赶的印第安人部落以外，这里还没有社会”。“是定居者创建了美国，然后移民才来到美国”（塞缪尔·亨廷顿，2005，p.35）。他用“定居者”和“移民”两个群体强行分割了美国主体构成人群，并由此逻辑顺畅地、断然地将新教群体作为一个他几乎所有理论的前提和假设，作为北美的主人，而印第安人不具有盎格鲁－新教人所有的“集体目的感”、并不恪守一个“协约或章程”，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对待印第安人只有两个措施，或者是“杀掉”，或者是“向西驱赶”。这和美国内战前南方白人把黑人当作一种粗鲁单纯的动物，认为是上帝在人与牲畜之间所造出的一种“中间物”（威·艾·伯·杜波伊斯，1959，p.78）的殖民主义思想如出一辙。
相对于亨廷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在美国的文化研究群体中，还有一批理性的、学理的、客观地看待美国文化现实、实施美国文化建构的学者群体。
对于美国文化整体性的寓言表述，马赛克的比喻还有多种变体：“被子”（the quilt）、“多彩外衣”（the coat of many colors）、“彩虹”（the rainbow）、“万花筒”（the Kaleidoscope），这些比喻中都不同意将构造要素进行混合，而宁愿将它们一个紧挨一个地并置在一起。于是，研究者们就需要另外一种比喻，一种处于大熔炉（熔炉中没有一种原始要素不被改变）和马赛克（其中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明显地影响他者）中间的东西（Leeds-Hurwitz，2002，p.69）。
1998年娣根（Deegan）首次在她的著作中用了“织锦”（tapestry）来比喻美国文化特征。尤其是将“织锦”与“仪式”结合起来谈：“仪式创造了一个文化体验、文化象征和文化价值的社区展示舞台。这些仪式能够衍生、改变、破坏和保有意义，在美国，不同仪式可以同步且快捷地介入这几个过程。从这些复杂、动态的生命织物中，织造出一种织锦——带有可辨识且意义丰富的形象和象征的织锦”（Deegan，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