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博弈无始无终。当某种文明的发展呈现出加速、扩张甚至殖民的特点（比如16-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就会形成文明话语和文化话语激烈的对抗，刺激文化话语的反拨和自我建设（比如18世纪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当文明的演进已经从自然的进化历经工业革命过渡到可以连续的、大规模的、可控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物质层面的改造和升级的物质积累，演变为一成套文明演进思想的选择和利用时（比如当下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文明最大限度地靠近文化，蚕食、破解文化边界，进而改造文化，伪装为文化，文明就从形式上“被”上升为话语的主导。当下形成一种对抗，一头是外表强大却不断凝固的文明话语，一头是式微却始终活跃的文化话语。两种话语的此消彼长，既是人类既有历史的客观呈现，但对其消长态势的把握和引导，又始终体现着人类探索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19世纪后期成形，繁荣兴盛于20世纪的传播业（或者说是媒体工业）及其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来全面审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每个时代的人都只能通过文献和历史来搜集数据和资料以提炼和把握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脉络。但媒体工业诞生以来，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建构已经引发了来自多个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这样的研究以至于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传播学（Communication Theory）。
对传播学的理解，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来自各个学科的思想和智慧共同聚焦于媒体工业（media industry）和大众传播规律（mass communication）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来看，超拔于这样的学科自身生态之上的，是一种新兴文明要素——大众媒体或者媒介——的诞生，带来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整体生态的动荡，在这样的动荡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的产业转型、社会文化转型，而传播学恰是这个大的动荡之后的结果。就像是地震撞击后形成的一座新的山脉，但是，正是站在这个合力作用诞生的山脉上，我们却可以相对清晰地把握地壳运动的轨迹，用新的视角观察文化和文明，并得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思维——这应该算是传播学领域对其他学科的启发和贡献，也应该是传播学这个学科跻身、立足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根本。
由传播视角我们看到，文化和文明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1）现代传播立体、全面呈现了文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文明先于文化产生，但却是文化产生之后文明的概念才逐渐清晰，这个过程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人类产生之前，地球已经存在了上亿年；“文化”是人的作品；文化是在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上述这些关系对自我（如何看待生、老、病、死等）、对自然、对他人所作的思考、安排的成果。和谐、平衡发展并满足个体及其所身处群体的目标的实现渠道，文化源自这些关系，又服务于这些关系，甚至还要突破、发展这些关系，建设新的关系。
（2）现代传播工业将文化传播空间化，进而也作用于文明的演进方式。文化从一开始产生就有边界，这个边界既有特定的空间边界，也有特定主体的边界；而文明开始产生就带有一种普世的特征，是人类共同积累的成果汇总，是王国维所说“相互激荡、相互发明”的结果，没有哪个文明形式可以说自己是独创的，没有哪个文明不是一种“百衲衣”（罗伯特·路威，1984，p.5），没有哪个文明有权力对某种文明发展道路拥有版权。
（3）现代传播体系通过信息（message）的提供在某种程度上混淆甚至取代传统的知识（knowledge）生产，从而也投射文化和文明的转化关系。文化和文明既有明显的不同，也有重合的时候；文化和文明分分合合，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支持一种文化完全等同于文明的状况，只有较高程度的重合，但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吻合。
（4）现代传播的过程性特征说明文明可以消亡，但文化不会。爱琴海文明可以整体沉入海底，安第斯文明可以消失和被替代，但创造这些文明的主体不会消失，文化会在一定主体面对新的文明要素下重新再生产，不会消失（前文所述塔斯马尼亚人被殖民以至种族灭绝是个特例）。
（5）现代传媒体系从早期的文化启蒙作用，到现在介入国家知识生产体系，发挥媒介教育功能，作为文明演进的要素和文化变迁的重大系数，更加清晰地呈现了文明和文化的关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主体、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等系数作用于特定的文明的结果；如果这个文明是纯粹本土孕育出来的，文化和文明就有高度重合的可能；如果这个文明是外来的，就存在原来文明形式如何发挥作用的争议：究竟是以某种惰性元素的相对常数形态存在，对新文化的生成只是发挥着简单的加减法的效用，还是与新来的文明要素等量齐观，共同在主体、时间、空间等系数作用下发挥着乘数的效应？
（6）现代传播效果的研究也对当今把握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关系提供了思路：既有的文化传统、文明积累与新的文化生成、新的文明形式的引进关系的把握，体现在两个思路：第一，将传统的东西视为惰性元素，运用加法和减法去处理；第二，传统的东西和新的文明元素等量齐观，一起运用乘法去处理。
由此我们看到，从传播的视角来看，文化和文明关系已经开始摆脱既往的混沌状态，在现代传播过程中，借助现代传播体系客观呈现出某种逻辑关系中内涵的一种数学函数关系。
第三节 文明和文化的逻辑函数关系理论模型
一、文明和文化的逻辑函数关系假设
文化=系数×文明±常数
简写为：C1=C0×C2±C3
C1=Culture（文化）
C0=Coefficients（系数：主体、时间、空间等，包括传播媒介）
C2=Civilization（文明）
C3=Constant（常数）
解释：
第一，文化和文明二者是一个二元函数关系。C2（文明）包含两重属性，一个是本土文明元素（C2.1），一个是外来文明元素（C2.2）。不同时期对于自我文化起源和性质的界定，需要综合考评外来文明和本土文明综合作用关系。比如美国当下的文明，就是综合印第安人的本土文明，和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带来的外来文明的综合结果。
第二，影响文化变迁的系数C0最重要的有三个：主体（subject）、时间（time）、空间（space），还有一个特别系数，即大众传播媒体（Mass Media）和现在的数字媒介（Digital Medium）为代表的一般媒介（medium），它们共同作用于文明的要素C2即Civilization（文明），建构文化的内涵。
主体，简单来说，就是特定的人群。人群有多重划分，比如从民族角度、种族角度、语言角度、国家和地区角度、血缘角度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在“主体”这个层面里，特别强调的是一种主体性，即对自我文化认同前提下的一种自由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进行生产和创造的潜力和能力。这就必须提到一个特殊的主体群，即奴隶。理论上来说，奴隶不具有最基本的主体性，同时，奴隶本身是非人性化的历史发展产物。“奴隶资本不仅是不安全的、要冒不可预测的风险的，同时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被使用在大型经营中的奴隶，必然地对技术进步和生产方面质与量的增长都不会感兴趣”（马克斯·韦伯，1988，p.38）。但人类历史上奴隶却创造了让人惊叹的文明成果，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奴隶文化”却绝非奴隶所愿意而创造的，是奴隶主阶层的产品。所以，在论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成果的时候，奴隶时期的文明要专门列出来进行分析，并要把这个文明的成果和所要谈论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区分开来。比如，在谈论埃及文化的时候，对于金字塔是无法回避的，但这样的文明成果却很难将其概述为埃及的文化成果，描述为特定时期的文明是最合适的；另外的例子是古罗马的斗兽场，当年是以奴隶为动物进行娱乐的场所，至于后人将其说成是古罗马的文化，则要么是对文化和文明的这种二元关系不清楚，要么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文明基础上诞生的西方文化骨子里的那种等级和野蛮本性的释放和体现。由奴隶创造的文化和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辉煌的代表，套用这个函数关系也适用，但在“主体”这个系数分析上，从权重上考虑就需特别慎重。
再看时间和空间两个系数。“时间和空间是界定人类生活的两个最重要和基本的维度。它们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语境，同时，时间和空间在人类的行为中也扮演主要的影响因子”（Kellerman，1989，p.preface）。一定的主体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并接受时间维度的框范来行为的。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和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文明的繁盛之地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并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历史性地变迁——以往的文明古国不再辉煌，而以往的荒蛮之地却在工业革命之后再度辉煌。这并非是“宿命论”——时间决定一切，也非“地理环境决定论”——空间框范历史。而是说，当我们从媒介研究者的视角看过去，从现代媒体这个现代工业的切入口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推动和整合过程看过去，我们似乎发现了时间和空间因素在对同一文明的作用轨迹，由此而重新发现时间和空间的作用而已。比如，同样是从英国移居，一群人到了美洲，一群人到了澳洲，不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过程作用下，却形成了大家都可以看见的不同的文化。
第三，文明C2包括两类要素，一类是核心要素，一类是拓展要素。核心要素类似机器元器件，是构成文明基本特征的基本要素，包括：数字、文字、天文、历法、医学、体育、音乐、食物、原始宗教/图腾等。文明的不同核心要素在合成不同文化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权重。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始宗教/图腾和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在这个逻辑函数关系中的意义。所谓原始宗教，是对人、天、地、神、万物秩序的思考结晶。“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塞缪尔·亨廷顿，1999，p.25）亨廷顿认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塞缪尔·亨廷顿，1999，p.32）。克里斯托弗·道森也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但隶属于本书文明范畴的宗教，特指原始宗教，即那些体现了原始人群看待处理人和天地、来世关系原始的看法；至于国家产生以后，宗教则大多被改造成了国家和利益集体的工具，并随着文化主体、空间的划分和时间的变迁，进入了文化的范畴。从这点来看待亨廷顿将宗教纳入文明的范畴，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将西方“文化”——基督教等文化——予以“文明化”和普世化的典型案例。
在思考世界上不同地区考古发掘过程的时候，我们看到，考古发掘出来的墓葬，实际上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沉积——相对于地壳岩层沧海桑田的变迁沉积。当我们试图寻找一个能够涵盖这些发掘成果的抽象术语时，似乎只有“文明”更恰切；但借助当下的“话语”，文化研究者也在努力地从中找寻“文化”的痕迹。此时，从现当代的考古资料的描述过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努力。另外，透过这些话语描述，客观呈现给我们的一些发掘物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历史地来研究和看待这些关系的变迁时，还是很具体地看到文化的痕迹。兹拉特科夫斯卡雅在《欧洲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在莫赫罗斯和麦萨里亚富人的墓里还发现有铜匕首，铜制及铅制的斧头（双面斧）。可能当时双面斧已经具有祭祀的意义：后来在克里特的祭典中双面斧起了重要的作用”（兹拉特科夫斯卡雅，1984，p.68）。在这段话中，“可能当时双面斧已经具有祭祀的意义”，本身即是研究者从当下的角度所进行的文化推测，而后来这样的文化推测，还是需要用具体的史料来阐释，即“后来……作用”。这也让研究者思考，陈列在墓葬死者旁边的所有器皿物品，都体现着死者当时代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我所谓“文明”的范畴。历时地来看这样的一些关系，会在不同的墓葬沉积层的变迁中，看到所谓文明演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