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德国文化观的世界意义和影响
德国思想界开创的“文化”概念，逐渐传播到包括英法等“文明”世界，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概念创造本身。
学者赵国新认为，由于地理的、更多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思想交流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通畅。雷蒙·威廉斯曾感叹道，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文化距离远远大于地理距离。他的学生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也以调侃的语气说，欧陆的新思潮要在多佛港口经过海关检验，证明无害之后方能进入岛内。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研究英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他指出，与欧陆同行相比，英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往往缺乏理论的原创性，在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学术研究中，他们既不占前沿位置，也不居核心地位，他们充其量利用母语优势，发挥文化掮客的作用，从事文化转口贸易，把原产于欧陆的各式新鲜理论翻译成英文，再经过一番阐释和润色，行销到世界各地，“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商店主的国家，那么，它的知识分子就是被动地奔走于两个大陆之间的商人，他们阐释和舶来‘外国’思想，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思想。各种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类外来影响的基本组成部分”。他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英国哲学文化的特征有关，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英国哲学文化的主流，它们排斥抽象的一般理论和宏大叙事，没有给总体性的社会理论留下太多的空间（赵国新，2001）。
在英国，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考证和分析，“文化”的观念是从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那个时代进入英国的社会思想中（雷蒙·威廉斯，2005，p.93）。工业革命之后，文明的过度发展给人性带来了压抑，从而也使得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受缚。柯勒律治认为：“国家的长久存在……国家的进步性和个人自由……依赖于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如果不以教养为基础，不与人类特有的品质和能力同步发展，那么文明本身如果不是一种具有很大腐化作用的影响力，就是一种混合低劣的善……而一个以这种文明著称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完美的民族，不如称之为虚饰的民族……一个国家永远不会有教养过度，但却很容易变成一个过度文明的种族”。柯勒律治所提及的“教养”，即是德国超越早期“文明”的“礼貌、礼仪”外在层面，一定空间内生活的民族生活模式的长期文化浸润。英国诗人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直接接过赫尔德的文化定义，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T.S.Eliot，1948，p.31）。英国学者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1871年出版的《初民文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即是当个人为社会一分子时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复杂的整体”。这种泰勒式的融合表述，体现了对于文化早期的探索和理解，但也至少从思想上适当跳出了文明统摄的价值观，从话语上确认了这样一个由时间、空间和一定的主体所限定的文化的存在。
但吸收德国文化观的精髓，并予以超越的代表性人物是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英国崇尚“文明”的语境中极力推崇文化，“既是德国以文化对抗文明在不列颠岛的遥远回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趋势和要求”（曹卫东，张广海等，2005，p.37），目的是从人的内心纠正英国工业文明观带来的“非利士主义”的褊狭，同时也是对启蒙精神的有效补充。
阿诺德所处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产业革命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机器大生产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并成熟，成为世界工厂、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拥有最广大的殖民地，这些促成了英国中产阶层追逐财富的“非利士主义”。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中提出：“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但尤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文化可谓任重而道远。虽说文明会将机器的特征传播四方，可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的完美品格，都遭遇到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马修·阿诺德，2002，p.11）。而“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马修·阿诺德，2002，p.10）。
由此，阿诺德提出了文化的概念，“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马修·阿诺德，2002，p.9）。任何物质上的强盛都不能替代内在精神的完善，一个国家的宏基伟业不是建立在煤炭或者钢铁的产量之上，“有数千人在说，咱们的煤可是国家宏基伟业的根本，煤要是短缺了，英国的盛世也就到了头了。但什么是宏基伟业？这是文化要我们问的问题，宏基伟业应是能够引起爱慕、兴趣和景仰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激起了爱慕、兴趣和景仰之情，那正从外部证明了我们的伟大……文化是……良师益友，因为它专注于看清事物本相，故能驱散不实的幻觉，确立起真正的完美的标准”（马修·阿诺德，2002，p.13）。
我们看到，阿诺德的文化观不仅超越、或者试图超越英国式的狭隘，更是对德国把文化作为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手段的做法上升到了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高度（曹卫东，张广海等，2005，p.59）。但同时，德国文化观的批判意义更多地聚焦于如何应对来自“外部”（英、法）的“文化侵蚀”，而阿诺德关注的是英法“文明”进程中自身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文明人”自称的“文明”现实，引进德国的“文化”观来修正工业文明演进进程中对人文的扭曲。
我们看到，阿诺德极力强调文化，从“文明”的外部寻找可以解救“文明”的路径，对“文明”进行“文化批判”；几乎和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同时，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在1887年提出“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则深入“文明”的内里，进行了根本性的“文明批判”。他认为，“文明不是什么绝对化的东西，而是……相对的，我们的思想和概念只有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才获得意义”（Boas，1887，p.589）。“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些术语只是反映出某些人的“种族中心论”观点，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其他人更正确。他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星岛环球网，2006）。“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1942年博厄斯逝世后开始流行，1948年最早见诸《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
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通过“文化”相对性的强调，从一定程度上适度消解了德国版“文化”概念对主体、空间的强调引发的“文化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驱力，同时，对“文明”绝对性的批判也是有力度的。博厄斯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居于德国思想——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英法思想——强调文明的绝对性之间，在“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状态下，点出了“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将“文化”意义的获取置放到文明的演进、演化过程之中去，这对于后来形成美国的文化和文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20世纪以来德国文化观的变迁与美国文明概念的话语博弈
进入20世纪，有关文化和文明的内涵和关系界定进一步变迁和深化，并与相关的社会政治运动交相博弈，其意义贯穿学术辨析并不断深化。
一、德语思想界对“文化”概念的不懈建构和对“文明”观的批判
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对德语“文化”观的坚持和阐扬体现出一种从概念维度将“文化”物化，将“文明”精神化的倾向。1900年，德国思想界提出关于“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区别，由洪堡（von Humboldt）与其他人提出：从语言学的角度将词汇的意涵做个大逆转，culture指示物质层面，而civilization指示精神层面。在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里，“文化”或“一种文化”主要是指物质的生产，而在历史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里，主要是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雷蒙·威廉斯，2005，pp.101-109）。然而，语言文化学家洪堡所奠定“culture—物质层面，civilization—精神层面”阐释并没有持续多久，来自语言学领域试图将“文化”观“物化”的努力难以超越从意识层面已经根深蒂固的阐释。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从时间维度重新界定文化和文明，并深刻奠定了德国版本的文化概念对于英法文明观的批判意义，凸显了作为批判武器的价值。1918年，斯宾格勒发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006），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前者着重于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后者着重于物质文明与军事文明的发展，前者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后者出现伟大的帝国、国际性的大都会、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一种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就意味着它已逐渐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但学术文化的发展大致上只能沿袭与继承前人的成就，很难出现本质上的革新变化。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文化时代”是文化灵魂的精华，“文明时代”是文化灵魂的木乃伊。而18世纪以后西方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国家之间的混战争夺，都源于此。
斯宾格勒的两个阶段的界定意味深长。他借用英法启蒙理性擅长的“文明”话语，并未将其与此前宣称的发展、发达、优雅等意涵对立起来，而是进行了一种巧妙的话语上的反拨——将“文明阶段”界定为“文化阶段”的后期、没落时期。这样，一方面提示了英法等以“文明”自居的国家已经“逐渐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德国思想界对文化观的张扬，又在斯宾格勒所划分的“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的内涵界定过程中暗含了德国处于一种“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的上升阶段，有效地夯实了德国民族文化意识早期建构成果的同时，设定了德国文化发展处于发展的、有力量的高级阶段，张扬了德国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骄傲。
阿尔弗莱德·韦伯（Alfred Weber）更是以思想者、成功者的口气积极建构德国的文化观。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人在物质文明的大潮中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类存在的自由本质，而变为物的奴隶。而德国的成功，“就在于它所走的是一条注重用文化塑造现代社会结构、国家制度乃至民族认同的道路。”（曹卫东，张广海等，2005，p.66）即使是在20世纪德国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原因解释中，他还是将其归结为对文化塑造功能的发展思路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坚持，而对既往文明的发展模式追求又一次占了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