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辩证地看待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得与失，既要正视俄罗斯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教训，又要充分意识到其转型中体现的积极因素。俄罗斯传媒现代化转型选择激进的模式和休克疗法，这也是西方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非西方国家社会和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但由于不适合俄罗斯的具体国情，从而引起了俄罗斯的大混乱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转型期俄罗斯传媒缺乏主流思想的指导，舆论功能失调，市场化畸形发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虽然从转型成本来看，中俄实行渐进模式更符合两国国情，但激进的模式并非一无是处，俄罗斯传媒现代化转型，使得新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传媒对于计划经济，宣传工具等传统体制桎梏因素的突破的彻底性方面，苏联和俄罗斯颁布了《新闻法》，在新闻法制建设方面等，均体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在未来传媒转型路径决策中予以积极的思考。
第五，辩证的看待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得与失，要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互相吸取传媒转型经验是正确选择。中俄传媒转型作为两个典型的范例，其经验和教训互为对比，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首先是渐进模式和激进模式选择的启示。如前面所述，我们要认识到渐进模式是中俄大国传媒转型的必然选择，渐进模式中也要考虑激进模式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当渐进的转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增量改革的空间大大缩小，体制存量的障碍越来越大，在传媒民主化、市场化、法治化等方面改革必须加大力度，为传媒进一步的发展扫清障碍；其次，还包括传媒现代化转型必须重视中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影响，重视传媒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有机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国家宏观管理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等等，这些相互的经验教训，在中俄传媒转型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可以互相启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措施，构建两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有效途径。
第六，辩证的看待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得与失，必须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追赶式的方式进行的，面临问题复杂，一方面，两国传媒发展必须符合全球化对媒体传播的要求，要在传媒本身的信息传播规律把握、传媒技术开发与应用、传媒市场竞争、传媒经营管理、传媒作用发挥、传播理念与实践方法等方面紧跟全球化的步伐，不断提升综合传播实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本土的实际情况，正确看待西方商业化媒体抑或公共性媒体的发展内涵，树立正确的民主自由观、市场发展观，紧密结合自身的文化历史语境，探寻适合自身转型发展的模式和路径，真正打造既符合全球化信息传播趋势，又体现本国特色的大众传媒体系，增强传媒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传媒自身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三、未尽之路的思考
当前，随着新的传媒技术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传播需求的提高，全球传媒产业处于历史发展的拐点，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正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其传播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蓬勃发展，但公信力和品牌内涵还正在提高，数字化成为所有媒体转型的不二选择，传媒产业正多元化发展，跨媒体、跨领域、跨区域、集团化、全球化格局正在形成。面对这样的传媒发展生态，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深化问题显得尤为紧迫。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中俄传媒已经走在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上，但传统因素的桎梏、改革不彻底抑或是措施不当所造成的大量障碍依然存在。就中国而言，本书之前关于中俄传媒转型进程、模式与产业化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已经提到，当前中国渐进式的传媒转型已经到了啃硬骨头的时期，传媒转型的增量改革已经完成，增量角度的产业发展动力基本耗尽，传媒转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早在2004年，张涛甫在《当代社会转型与中国传媒业改革》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传媒改革必须从此前的微观动作转向宏观跨越，大的结构性调整、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开始浮出水面，能够使参与者全部受益的机会越来越小，可能使一部分参与者受益，使另一部分参与者受损。怎样做到在使改革共同体的总体收益实现最大化的前提下，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实现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就成为新时期改革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李良荣教授在《中国新闻改革30年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传媒业存在的问题是结构失衡、操作失序、管理失控，其中结构失衡是指传媒业规模大，但却很分散，经济实力弱，国际传播能力低，在国际上的影响小，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日益边缘化。我国的电视频道、报纸数量、网民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传媒业被行政区域切割成碎片，整体大、单个小，没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在国际舆论中发出的声音很弱，党报发行滑坡，读者流失，影响力下降；操作失序是指我国小而散的媒体、高度同质的媒体，势必引发空前的竞争，导致假新闻、八卦新闻、煽情新闻这三大公害的出现，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管理失范则指国家对传媒的管理以行政调控为主，条块结合，法律为辅，造成了管理上政出多门的局面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些问题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软肋所在。同时，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正是渐进模式进行到一定时期，其局限性影响的必然结果。
我国渐进模式的传媒转型，主要体现为国家作为传媒转型政策的主要推手和控制者，实行传媒产业发展的利益边际调整，采用在原有体制下建立新体制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双轨制’，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推广式改革，在传媒产业增长方面体现出粗放式的发展五个方面的特征，对于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和传媒转型的实际情况而言，无疑是有效的。但是，渐进模式以上五个方略，施行到一定时期后，其弊端也会同时出现。国家强力控制下的传媒改革，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均，势必导致改革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寄希望于政府机构自我进行制度创新和利益重新分配是有困难的，这势必导致改革的不彻底，如我国政府主导的传媒集团化所产生的集而不团现象，表面上进行了资源整合，实际上却是各子媒体为自身利益内争资源，外抢市场，纷争不已；传媒发展以边际效益调整为主，势必使传统的无效率的制度仍被保留，实行双轨制使得传媒在计划和市场夹缝中生存，行政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的矛盾不仅可能导致腐败等不良现象，资源的有效使用和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难以提升，以及试验推广容易导致不同地区传媒产业发展不平衡，粗放式发展容易导致传媒产业活力不足，竞争力不强等等，这些因素与我国传媒研究学者对于我国传媒改革的问题总结不谋而合，充分说明了当前我国传媒渐进转型模式必须重新调整和深化。
就俄罗斯传媒而言，根据前面的分析总结，其传媒转型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推行激进模式到普京纠偏政策、重新实行渐进模式。激进模式对其传媒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于早期的俄罗斯传媒转型无疑是不适合的。渐进模式使俄罗斯传媒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意识形态和产业功能，这种结果正是中国选择渐进传媒转型模式合理性的最好证明。但是，普京的传媒渐进发展模式，对于先期推行绝对的新闻自由、市场自由，放弃对传媒的管理和控制权，实行市场完全资源配置和法制管理的俄罗斯传媒而言，是否意味着行政势力的重新强势介入，在解决激进模式导致舆论混乱问题的同时，俄罗斯是否又要面临中国渐进模式推行到一定时期所必须解决的政府控制过度、缺乏体制活力、媒体发展障碍增加的问题呢？从当前的情况看，俄罗斯实行媒体是国家的服务者理念，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行政干涉、法律管制、经济施压等，加强对传媒的管理，媒体重新归于政府，俄罗斯媒体产业在上述有关结构失衡、操作失序、管理失范三个问题方面，相比中国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其传媒的现实境遇使这一疑问的答案不言自明。
言及至此，我们关于当代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研究，其结论也逐渐清晰。我们不止一次提到，渐进的传媒转型模式，从总体上是适合中俄两个大国的国情的，符合传媒作为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的特征，今后也将成为两国传媒在解决关键问题方面的主要指导思想。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一定要还有石头可摸，渐进模式经过一定阶段后，当所有外围的问题都被解决后，内在体制的局限性就会日益突出，我们的改革就会进入深水区，就需要我们在适当的时期采取果断的措施，解决传媒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制度障碍问题。早在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而俄罗斯走了一段弯路以后，回归到渐进的转型道路中，与中国走上了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同样是如何克服国家控制下推动传媒转型模式的局限性问题。很多学者指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国情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典范，并提出了北京共识。而俄罗斯社会转型最终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强调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包括反对照搬外国抽象公式和模式，主张采取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现实有机结合原则；强调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强有力和有效的国家、社会和睦价值观应当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和有效的经济等内涵，这与我国社会转型所形成的北京共识，已有很多共性之处。由此，在全球化语境下，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同样应该开辟一条第三条道路，把尊重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和两国国情相结合，才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中俄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根据传媒渐进模式所带来的转型障碍问题以及全球化时代对国家信息传播系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分析，其正确的理念和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俄传媒未来现代化转型的深化，要进一步纠正传统的新闻监管理念，在维护基本制度稳定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减少新闻监管，实现最大程度的信息民主、公开、公平和公正
我们承认，新闻监管对于统一认识、团结力量、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当代社会，社会转型导致利益重新分配，社会分层多元化，矛盾积聚，信息系统的正常功能发挥至关重要，过度的新闻监管可能使传媒失去其重要的公共危机预警功能、公共权力监督功能、释放情绪的解压功能、社会凝聚的整合功能，很容易导致对社会稳定的负面作用。从2003年非典报道开始到汶川地震报道、奥运报道等，无数的正反两方面事实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张朝阳博士指出：全面的新闻监管与社会稳定有很大的负相关性，这种负相关性就在于新闻监管造成的低度政治参与，固然对缓解低制度化政治条件下的‘参与爆炸’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缓解，仅仅是权威政治的强力控制所获得的‘延时效应’。
新闻管制及其参与抑制，只是延缓了危机爆发的时间，并没有根除危机的现实根源和爆发的可能性。而且新闻管制必然导致的腐败加剧和冲突激化，从而使政府陷入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新闻管制措施的‘恶性循环’。
可见，堵不如疏、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谣言止于公开、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这些才是指导新时期媒体传播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强调全面的新闻监管理念，是意识形态斗争、僵化宣传遗毒影响所致，是从政治稳定、思想稳定到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思想过度理解的结果，这种策略，注定只能是特殊时期抑或一段时期的产物。
（二）中俄传媒未来现代化转型的深化，要进一步充分认识传媒属性，树立正确的传媒地位观和功能观
关于传媒属性、传媒地位与功能认识问题一直存在，我国新闻改革进程中党性和人民性之争、宣传与信息传播之争、新闻是否是商品的争论等，均与此问题有关，足以说明对其正确认识和度的把握的重要性。如果把传媒作为一种组织看待，它既不是军队、法院等强制性组织，又不是企业或公司等营利性组织，也不是以宣传教育为主的宗教、教育机构的规范性组织，而是具有交叉性和模糊性。传媒是意识形态与产业属性的结合，同时还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这些特征使得任何对传媒绝对化，只考虑一方面的措施都是有缺陷的。同时，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要求每一个传媒机构都全面体现几个方面的属性，也是非常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