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阶段分期认识俄罗斯传媒民主化转型以外，和对中国传媒民主化转型认识一样，我们还可以从内涵细分上，通过传媒体制、传媒结构与内容、传媒功能、受众权利、传媒法治的变化与改革等方面来评析俄罗斯传媒民主化转型。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媒体转型经历了由集权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社会责任传媒体制的历程，几乎尝试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几种主要传媒制度。总体来看，民主化转型使得自由、民主观念在俄罗斯传媒领域深入人心，成为职业传媒人的共识和理想。言论与出版自由受到法律的神圣保护，叶利钦和普京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均推崇并至少形式上践行新闻自由。
1992年7月16日，叶利钦在会见报界代表时，强调了自己在保障公众新闻自由方面的决心。他说：如果领袖、领导者、总统开始对报界施压，则意味着他自身的软弱。强有力的领导人不会对报界施加压力，甚至是它批评了他。这种批评是需要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展批评，则会再次陷入过去几十年的泥潭中，这种事绝不允许发生。作为总统……我再次向你们声明，保护并支持大众新闻媒体。我们一起争取制定了出版法……而我应该绝对地、毫无例外地贯彻实施该法的路线……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权。
2000年，普京在《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法律禁止检查和干预媒体的活动，当局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我们必须确保新闻工作者有真正的而非装饰门面的自由，为文明的新闻业创造法律和经济条件。言论自由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俄罗斯民主的一个牢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在莫斯科从事俄罗斯社会研究的学者张冰评价叶利钦时代言论自由时说：尽管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舆论形势，叶利钦还是基本上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即使要对付哪家传媒机构，他也尽量采用民主的形式和手段。至少在表面上，俄罗斯民众在叶利钦时代可以说是享受了俄罗斯历史上最民主和自由的时代……人们戏言俄罗斯记者和传媒没有不敢说的话、没有不敢写的文章、没有不敢议论的话题。所谓高官腐败和恶行、叶利钦家族统治和腐败，直至公开反对车臣战争，都是由这些传媒和舆论机构首先揭出来的，并给当局造成严重影响和制约。
尽管普京时期对传媒加强了控制，使得俄罗斯传媒回到了国家控制的发展道路，但其执政时期同时仍存在不少反对派的媒体，一些媒体对他个人长期进行攻击和批评。如 《闪电》、《公开性》、《小柠檬》在2000年11月7日打出口号‘坚决不要普京主义！’‘大家去同普京主义作斗争！’‘筑成普京道路上的一堵红墙！’‘普京就是今天的科尔尼洛夫！’；还有独立电视台的‘幽默’节目，其一周又一周地、月复一月地用不同服装和各种道具所表现的内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有点傻气的普京和恶魔似的沃洛申摧残人们聪明的、善良的和永恒的情感。在库尔斯克潜艇事件、大剧院人质事件、车臣问题等国内大事方面，媒体反对普京的声音均经常存在。总的来看，普京并没有因为媒体对其个人批评和反对的言论对其进行打压和报复，俄罗斯媒体民主化从理论原则上始终得以保留和遵从。
因此，在总体上遵循民主化制度的前提下，俄罗斯媒体结构和内容均发生显著变化，各种传媒（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构织成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多类型、多层次传媒网络，传播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国家、私人、团体所有的传媒所有制多形式化；政府控制、法律、经济、市场调控等传媒管理多层次化；信息传播、社会协调、娱乐传播等功能多元化。受众获得了更为自由的信息空间，新闻传播者有了广泛的信息选择和传播权力，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从新闻法治上看，除了宪法等对新闻自由进行规定外，颁布了苏联/俄罗斯第一部《大众传媒法》以及《广告法》等，并多次修订，使得俄罗斯媒体发展有法可依，在俄罗斯传媒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性质的传媒体制，和西方所谓的相应传媒体制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传媒体制，其根本上还是推崇绝对的新闻自由，尊重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把媒体作为监督国家和政府的主要力量。但从俄罗斯实行自由主义体制的历程来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俄罗斯自由主义传媒体制很快就伴随着新的新闻审查出现，基本与新闻审查并行，期间还经历了寡头控制时期。早在1993年炮轰白宫事件后，俄罗斯出版与信息部就以加剧莫斯科社会不稳定为由，官方宣布关停了多家报纸，对待这些报纸就像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一样，同时还关闭了圣彼得堡电视台500秒新闻节目。《独立报》则被迫重新登记注册，编辑部被迫接受两位由政府派遣的管理者也使得注册变得很是艰难。属于议会控制的《俄罗斯报》、俄罗斯电视台回到了政府手中，一系列报纸，包括塔斯社和一些电视台被派驻了新闻检查员。就新闻检查员不允许报道的信息，《独立报》、《今天》、《莫斯科真理报》、《文学报》等以开天窗的形式予以出版。
此后，由于经济原因，俄罗斯传媒逐渐为寡头控制，成为其与政府合谋，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如前所述，这在寡头之间的信息战、1996年、2000年总统选举中，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普京总统倡导在尊重新闻自由的同时，媒体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这种社会责任是超越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是对政府不进行任何挑战的责任，是不影响他治国方略的责任，如与此相悖，则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这和资本主义只是对自由主义进行道德上修补的社会责任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普京及亲政府的财团控制了大多数媒体，采用各种手段影响舆论，引起了有关对俄罗斯新闻自由程度的广泛争议。有人评论普京时期的新闻自由时说，如果从新闻自由的标准来看，我们能够预见到一种回到苏联的迅速倒退，不止是倒退到20世纪70年代，而且是倒退到斯大林统治的40年代。2006年6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第59届世界报业大会上，世界报业协会主席加文·欧莱利当着普京总统的面批评俄罗斯政府对媒体干预过多，新闻不自由。
他指出，寡头对俄罗斯媒体的控制换成了国家控制。俄罗斯新闻学者扎苏尔斯基也把普京时期的传媒模式称为国家控制下的媒体模式。在这种传媒体制下，俄罗斯媒体与官方保持一致，或者多传播娱乐性、社会性的节目，媒体多种声音的现象逐渐减少，特别是政治参与的热情急剧下降，但同时，叶利钦时代那种混乱的信息战所导致舆论分散、政令不通、民怨沸腾的现象也终于销声匿迹，对媒体的控制反而使其获得了转型期少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改革环境。
（三）中俄传媒民主化转型比较的启示
中俄传媒民主化转型尽管最终的目标一致，但却给我们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探索传媒民主化发展的道路。在对两国传媒民主化进程的宏观叙述中，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两国不同传媒民主化路径在媒体的政治参与、经济发展、舆论监督、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的不同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是我们通过两国传媒民主化转型比较，使大家能够借助两个活的案例，去深入思考传媒与民主的本质关系，并以此树立传媒民主化转型的正确认识。
关于传媒与民主的本质关系，通常理解为探索媒体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尼莫和库姆斯认为：就历史而言，大众传媒一直被拥护为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工具…… （它们）被指定团结民众、教育民众，并最终改善政治决策和行为。谈到广播，斯坎内尔和卡迪夫认为自BBC建立伊始，它就旨在创造一个知情与思辨的公共舆论，作为大型民主社会中政治过程的核心部分。希尔斯曼在谈到新闻自由时认为，有一种自由是必不可少，而且必须格外加以保障的，就是新闻自由。这是因为只有新闻自由才能使各种对立的看法进行辩论。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诸如此类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媒体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说明媒体的民主角色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
但是，什么样的媒体民主，通俗地说，什么样的新闻自由，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却是一个必定永远都存在争议的主题。就像人们对于民主一词的认识一样，这个远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概念，经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构建的锤炼，到今天却变得不能确有所指。正如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在经典著作《民主新论》中所说：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理论提出。在谴责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时，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民主之类的词语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甚至建立这种定义的努力也遭到各方的抵抗……任何政体的捍卫者都声称他所捍卫的是民主政体，深恐一旦民主跟任何一种意义挂钩，便有可能使他们无法再去利用它。民主可以分为古代民主和近代民主，可以分为自由主义民主和非自由主义民主，到底孰是孰非，众说纷纭的混乱让人们再次回归到对民主核心内涵的追逐中。
和对民主的争议一样，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媒体民主，同样似乎不能确有所指。在西方理想化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媒体功能被概括为五种：一是媒体必须告知民众在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即媒体的监控功能；二是媒体必须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带偏见地对事件做出评述，以保护新闻的客观性；第三，媒体必须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并把舆论回馈给公众，而且这个平台必须为反对意见预留空间；第四，媒体应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充分施行‘看家狗’的职能；最后，在民主社会里，媒体同时也作为鼓吹政治观点的一个渠道。但是，媒体这些功能的发挥，是在假定了一个开放的社会，所有人民都可以参加决策，并能够接近媒体和其他存在政治辩论的信息网络；假定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足够知识的受众，并且他们能够理性且有效地利用流通在公共领域的信息。这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还是当前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都具有理想化和乌托邦的性质。
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约翰·基恩在其专著《媒体与民主》中，详细地回顾了民主和新闻自由在欧美的起源，介绍了包括神学的观点、自然权利说、功利主义、追求真理等诸多民主自由斗士关于新闻自由具有哲学意义的理论，对人民斗争获取新闻自由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了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新闻自由观所带有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现实中，新闻畅通常常会受到阻碍、受到困扰、受到深深的腐蚀。基恩认为，就新闻自由斗争最早、最持久、最猛烈的英国而言，要想要所有公民不分性别自由地发行书籍、报纸和小册子是不可能实现的。表达民意并不是报纸新闻的主要目的，广告占据了大部分版面；大量文盲和工人不能阅读报纸，只是哪些支付得起费用，有欲望、闲情、有文化的中产阶级、贵族、政府官僚和手工业者才是主要的读者；出版物承担着过重的邮费和税负；政府对反对派的媒体及其人员从来都没放弃过打击，新闻记者只有在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进入议会；新闻自由只能是党派的自由等，难怪当时的记者科贝特评价说：新闻自由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幻想，英国的新闻，不但没有起到启蒙作用，而是一旦他拥有权力，就让人民处于蒙昧之中。它没有珍惜自由的意念，却反而奴役人民；它没有做人民的监护人，反而成为那些压迫或妄图压迫人民的人手中最有效的工具。
由此，他详细指出并分析了早期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的几个新闻自由盲点，包括，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们未能向自我审查做出让步，没有认识到‘个人只是处于某种境地的解释者，并不是知识的主体。他们经常是无处不在，并被信息沟通所塑造’；倡导者们低估了书籍、期刊、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在生产和流通中遇到的困难；意识不到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原因，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同时交流他们的观点或能得到同样的信息；意识不到新闻作为一种代表意见传播的中介，永远都会受到不负责任的失实信息的威胁；意识不到新闻自由和私有财产剪不断的密切关系等，充分说明了古典自由主义时期新闻自由的乌托邦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