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组建报业集团的5个条件虽然不低，但当时能达到条件的报社仍有好几个。于是有关领导又决定以党报为龙头，先在省以下党委机关报搞一个试点，待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作为地市党报实力最强的广州日报成为首选。
1995年，广州日报已经具备了组建报业集团的5个条件。同年12月6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向新闻出版署上报《关于建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试点的请示》，新闻出版署专门派员到广州日报进行实地考察，回京后又召集16家报社老总座谈、论证，才于1996年1月15日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而目前，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已有报业集团达26个。可见，为了组建报业集团，政府为此作了大量很细致很具体的工作。
同样，前面提到的关于传媒产业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推进，都体现出循序渐进的过程。2003年，我国正式启动文化体制改革，其两个文件都被定位为试点文件，确定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九个省市为综合性试点地区，35家新闻出版、公益性文化事业、文艺创作演出、文化企业单位具体承担试点任务，文化体制试点改革工作一直延续到2006年，才开始全面铺开。
二、俄罗斯激进式传媒转型的特征
俄罗斯传媒转型，同样体现为由转型前社会主义传媒体制，向传媒市场化、产业化的制度变迁的历程，同样是以推动传媒功能多元化、现代化变迁为目标，但却选择了激进式的转型模式。这种转型模式的选择，是俄罗斯社会长期僵化发展，集权压制导致社会问题累积，人们对社会失去信心，盼望发生重大变革的结果，也与俄罗斯民族容易走极端的特性相关，在传媒领域就体现为绝对的民主、自由的推行，传媒快速、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等特征，其所带来的转型后果以及之后俄罗斯传媒系统的纠偏策略，对于反思传媒转型的本质规律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一）俄罗斯传媒转型，是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体制，重新建立起西方自由、民主式的传媒体制为目的，其改革也是先从传媒意识形态属性入手，在传媒领域倡导绝对的新闻自由，放弃党和政府对传媒的控制
这一特征在俄罗斯传媒转型的前十年尤为明显，主要体现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施行的传媒政策方面。正如第三章所述，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不能取得成效时，很快就把改革转入政治领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传媒系统改革首当其冲。戈尔巴乔夫以历史无空白，言论无禁区的民主化、多元化为特征的公开性原则，使苏联传媒从改革伊始，便直接针对媒体是党和政府喉舌的传统属性，与苏联媒体作为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必须忠实地为党的路线方针服务，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服务的职责相悖。1990年6月《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的通过，更是被称为革命性的法律，新闻审查被取消，倡导绝对的言论自由，给予各类主体创办媒体的权利，媒体成为社会机构，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彻底颠覆了苏联传统的新闻体制和运作模式。苏联解体后，作为倡导西方民主理念代表的叶利钦总统，通过《俄罗斯大众传媒法》，俄罗斯新宪法等法案，进一步推行绝对的新闻自由，允许传媒私有化，确立了资本主义式的自由主义传媒体制，苏联新闻体制从此成为历史。
（二）在对传统新闻体制进行颠覆，以建立新的体制为目的，也使得俄罗斯传媒转型首先体现为以存量改革为目的，寻求增量变化，体现为政府主导，从体制核心部分自上到下、从宏观到微观的改革特征
由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很快由经济改革过渡到以争取政治权力为出发点，并最终导致了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最佳选择。怎样迅速地转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创造制度转轨的不可逆转成为其改革的根本目标。由此，在传媒领域，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商业媒体发展成为俄罗斯改革者的首选，通过苏联新闻法和俄罗斯新闻法、宪法等法案，直接针对俄罗斯传统的新闻体制，包括所有制、媒体结构与类型、管理模式等核心内容，把一切推倒重来。整个转型过程体现为一种宏观、整体、快速的推进式改革，先对存量进行彻底颠覆，再寻求增量的发展就成为其主要的特征反映。从随后进行的经济改革的角度看，传媒领域的休克疗法也不例外，全面迅速地推行媒体市场化、产业化和私有化改革，取消国家对传媒的预算，把媒体全部推向市场，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不复存在，同样体现为一种首先消除传媒经济存量对增量的限制，再发展传媒产业的属性。
总之，由于俄罗斯传媒变迁选择的是推翻原有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建立资本主义式的新闻制度，其转型只能是冒意识形态紊乱和舆论导向分散的风险，采取全面、迅速、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政治为先、抢班夺权式的改革，使得俄罗斯所有传媒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理念、策略，都无法考虑俄罗斯的国情和社会现实，疾风骤雨，具有突发性、全面性和彻底性，其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是不难想象的。
第三节中俄传媒转型模式评析
中俄传媒转型模式选择，受制于两国社会转型模式的选择和变化，因此，两国传媒转型模式的评析，与其社会转型模式的评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有关两国社会转型模式的比较分析就成为本节研究的起点。
一、中俄渐进与激进社会转型模式的评价
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分别选择了渐进和激进的不同模式，但不同的转型国家所选择的模式和转型绩效却截然不同，有的国家创造发展奇迹，有的国家却四分五裂，社会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由此，对于渐进和激进两种社会转型模式的评价，也显得十分的复杂而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作为世界上渐进和激进转型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中俄转型模式的评价也是如此。尽管由于激进的转型导致了俄罗斯10多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俄罗斯开始重视中国的转型经验，2/3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优于俄罗斯，俄罗斯有很多学者撰文赞赏中国社会转型，但中国的转型道路并没有被俄罗斯完全重视和认可，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表示怀疑等等。这些多元的评价，虽然有意识形态差异主导的原因，但同样表明，我们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地对待两种模式的特点。
这种辩证的态度，既有利于我们找出理性的要素，对我国转型模式选择的理由予以阐释，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发现两种不同模式的优缺点，互为补充，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转型政策。这种辩证的态度，就是不要机械地评价渐进和激进的社会转型模式的优劣，而主要是要根据不同国家社会发展和国情需要进行正确选择；就是要从不同模式的选择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效率公平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去评析，从不同模式选择所可能引起改革成本的大小去取舍；就是要认识到，渐进与激进模式选择，是一种总体的特征，针对社会发展不同领域、不同问题和不同历史阶段，渐进和激进的转型模式选择不是绝对的，甚至可以互为补充和转换。由此，就中俄而言，我们之所以总体上高度评价渐进模式，是因为它能适合大国具有社会发展不平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对制度选择产生深刻影响、治理国家的成本高、发展需要制度的连续性、社会统一的价值观和稳定的环境等具体国情。中国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势而为，选择渐进模式，以较小的代价初步取得了社会转型的成功。俄罗斯反其道而行之，选择激进的模式，其所导致的改革成本巨大，转型初期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阵痛也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