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黄会林
采访者：杨乘虎
本次访谈接受采访的电视艺术理论名家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黄会林教授。她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立功授勋；年近花甲方从事影视教育，在她的努力下仅仅三年就跨越了本科教育、硕士点、博士点学科建设三大台阶；与师生一起创办的大学生电影节已过十二届，现已成为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知名品牌。在学术上，她是中国影视民族化研究的倡导者、坚守者和追求者。强调本土艺术传统的生命力和长远价值，始终是黄会林教授的学术立场。
民族化：中国影视本土化的新理念
杨乘虎（以下简称“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电影界就提出了“对电影的民族形式的探讨”，但多停留在实用技巧层面，未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入开掘。到了80年代，中国电影界又一次对“民族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民族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中不仅附加了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还有人把提倡“民族化”与发展现代化对立起来。时过境迁，1995年，您再次提出“民族化”问题，又是基于怎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
黄会林（以下简称“黄”）：电影来到这个世界已有110年，中国电影今年也恰好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诞。电视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传媒中传播最广、最快，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艺术创作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一，它以视听综合、时空综合、艺术与技术综合的独特优势而引人注目。中国电视从1958年创业，不到半个世纪，已经成为有着世界上最广泛的受众、覆盖面达10亿人以上的世界第一电视大国，这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但是就竞争力来说，我们只是电视大国，远不是电视强国，我们的影视艺术还没有在国际上占据应有的地位，这也许要归咎于我国影视理论研究的重大欠缺。在世界影视发展中，理论研究颇具规模，并且直接影响着影视的创作和各种流派风格。而我国的影视理论和评论常常表现出急功近利、盲目迎合，以及各种狂热的西化现象：不管中国文化的特点怎样，也不论民族传统的继承如何，只要是流行的就是合用的，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杨：理论上的西化现象，我认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原因是中西经济上的差距，导致了一种严重的自卑心理和媚俗、功利心态。另一方面，国内电视业界近年来对西方电视制作版式颇为兴盛地搬演和克隆，恰好就与这些熟练操持着学术“西语”的理论新锐形成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一种“假定性”对应关系。这是我们电视本土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瓶颈问题。
黄：这样的结果是造成电视理论脱离社会和观众的需要，使得电视这个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渐渐不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对中国本土的影视创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富有理论高度的研究和总结依然非常薄弱，更缺少以中国影视艺术实践为支点，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影视理论。可以说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影视文化主体精神尚未确立，这一深层的文化困惑，已经造成了目前影视文化面临的某些实践难点。尤其在电视艺术领域，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失落，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形下，1995年，我们获得国家批准设立中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科博士点。这个博士点开步怎么走？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建设起这个新兴的艺术学科？当时思想上的压力很大。通过学科、学理和实践的综合论证，我们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影视艺术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样式，但它同时又以美学特征和文化性格区分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艺术风格。在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影视艺术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核心问题，正是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化问题。
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发展经历了电视纪实、电视栏目化、电视谈话节目、电视直播、电视游戏娱乐五种新观念的流变，这些观念的沿革，不仅体现了中国电视对媒体本质属性的多维认知，对电视传播规律日益科学的把握，更是电视对社会民情、文化民意的逐步满足、调动和协调的过程。在节目生产、传播的一系列环节中，我们看到电视本土化的脉络越来越清晰。
黄：电视虽然属于典型的舶来品，但是中国电视并不是欧美电视的翻译版，内容、形式、功能、价值都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尽管影视理论中的本体论部分有着通行的认知意义，但是功能论部分却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这是因为影视艺术每一种功能的发生，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土壤，影视艺术输入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它逐步本土化的过程。
这个本土化的起点和终点，其文化的意义层面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传统，它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从“有无相生”注重整体功能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等文化观念，到具体的审美方式，都有着大量可供汲取的民族智慧的精华。既然我们有如此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以继承，我们的民族美学与民族文化可以对电影电视艺术产生深刻的、良好的影响，为什么不能得到大力发扬？
杨：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构想。电视媒介是多元化的文化现实。然而，谁也不可否认，在多种文化形态的多元化系统运转中必然蕴藏着一元的内核，这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这个一元的内核，我的理解就是电视艺术的文化属性和民族根性。
黄：我们的出发点也很简单，就是希望证明：向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寻求滋养，坚持民族文化精华和传统美学的熏陶，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影视文化主体，将是中国影视艺术今后的发展轨迹。我们认定以博士点建设为核心的学术目标是：创建中国影视理论的民族化审美研究。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出发，对传统美学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从中国美学的特殊角度，观照中国影视乃至世界影视的历史和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自觉地创造出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风格的影视作品，建立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在影视领域里摸索出一条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中国之路。
民族化：通古约今，横贯中西
杨：任何美学体系结构和艺术思维的生成，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东西方形成了风貌迥然的美学理论及其观照下的艺术创作观念。可能就是这种艺术思维方式的差异，萌生了一些观点，认为零散、感悟型的中国传统美学无法对高科技萌生的电视艺术进行有力的阐释。
黄：我们先来看这两种艺术思维究竟有何不同。中国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认知方式，它不以摹仿自然、酷肖自然为最高境界，而力求实现主客融合、相互贯通的整体性，追求充满感性生命的人生体悟和对宇宙人生的独特真切感受。艺术的目的就在于体悟这种“天人一体”、物我和谐默契的境界。中国艺术虽然也注意到描摹“客观世界”的“形似”重要性，但是比起西方要更早洞察到“形”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所以它的审美中心放置于“神似”，“神似”中包含着“形似”，这是一种主客体水乳交融的状态。你看我们传统艺术中备受推崇的是“得鱼忘筌”，“得意忘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样一些境界，就说明中国艺术更多的是采取了“以虚写实”的思维过程。
电影电视进入中国，标志着一种新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引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术、电影及随后电视的出现，为西方艺术在20世纪初完成一次转化提供了契机。转化是指面临危机的西方写实主义由传统艺术种类如小说、戏剧等转交予新兴的艺术——以摄影（像）为基础的电影和电视。应该说，影视的出现才真正把西方写实主义的传统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也将西方美学的基石——摹仿说发展到了极致，影视成为最理想的模仿现实、记录现实的工具。影视艺术建立起具有强大表现力的语言体系，可以表现复杂的情节和内涵，甚至能够揭示深刻的心理世界和抽象的思维过程，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照相物理本性”之上的。所有的主题、情感、心理、哲理等潜在内涵，都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感官的“影像”体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以实写虚”的过程。
杨：也许正是这种不同，影视理论研究中，我们更容易偏爱西方美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知之甚少，基本精神和理论内核缺乏准确地把握，导致继承与吸收多年来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中国传统美学的个别概念常常成为理论点缀，其深刻、丰富的内涵并没有完整充分地显露。
黄：这将面临诸多的难题：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美学本身体系模糊，基本上处于潜藏散布的状态，对其本体特征的把握有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影视艺术是一种具象的、综合的视听形态，需要由表及里去发现二者的内在联系。
新中国电影领导者、电影剧作家夏衍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指出：“‘民族化’不应该单从形式上去花功夫，最主要的还是要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人物，有中国特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伦理、道德。”这启示我们，民族化最关键的还是展示独特的、鲜活的民族的生活内容、人格特点和精神气质。所以我们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对当前中国影视发展的文化语境作出总结和评判，努力系统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留赠给当代影视的宝贵遗产，这包括了审美心理、叙事母体、艺术风格、价值取向、传播特征等诸多层次。
杨：研究中一个很基础却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实现中国传统美学重要范畴、基本概念与影视艺术理论的对接和转化，实现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的贯通，实现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否则民族化美学研究只能是一个充满民族情感的理论主张，而不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电视本土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黄：所以，这些年我们连续开设了中华传统美学与中国影视的系列课程，像人、气、道与中国影视；情理论与中国影视；形神论与中国影视；虚实论与中国影视；意象论与中国影视；气韵论与中国影视等等，尝试着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挖掘中国伟大文化里蕴含着的影视美学元素。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不断融汇、改造外来艺术形式，逐渐确立了自己独有的美学范畴、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影视艺术之间的天然联系。中国古代就有灯影、皮影、木偶戏等艺术样式，反映了人们对活动影像的追求愿望，而古典戏曲、诗词、绘画等艺术作品所传递的时空关系和形神意蕴，也能为我们今天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提供美学的启示。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还有许多命题与范畴，都可以通过对影视作品的考察给以现代解释。
民族化：现实路径与未来目标
杨：如果从中观、微观的层面来看，经由了节目——栏目——频道观念的沿革，电视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生存压力和危机也越来越大。现在每天都有栏目在收视率中挣扎，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处处都在召开改版策划会，但是最终的出路往往并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在内容的建设上。内容为王，进而到内容产业概念的提出，说明我们已经跨越了技术崇拜这个阶段，进入到品牌建设时期。
黄：其实，民族化的题材资源，可以为中国电视品牌建设提供无限的宝藏。民族特有的题材，直接指向了电视艺术的民族化风格。如果电视艺术创作能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贴近观众审美心理积淀的题材，在凝炼作品的精神内蕴时更注重鲜明的民族化风格，就可以为观众提供真实的或想象性的参与空间。如果这种艺术的真实，又是观众在生活体验范围内能够感受、把握的丰富的生命表现，那么他们就会对这感动有所期待，希望能够安慰、充实自己的生命，电视艺术认知意义的功能向审美主体的转化就可以实现。
我们有理由认为，民族化的艺术品格，正是中国老百姓习惯接受、乐于体味的一种审美需求，理应成为我们电视艺术的现实创作路径及未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