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这个危险的迹象其实很多年前已经显露。但是老实讲，广电在相当长时间里，非常坚定地认为它们不可替代，也不把网络太当回事。但最近几年情况在变化，广电在做大，电信也在做大，网络、移动通讯等等都在做大。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扬长补短，怎样充分利用政策背景、政策优势和行业的资源优势，抢占先机，事关行业全局发展。如果袖手旁观，或者孤芳自赏、画地为牢，前景则十分凶险。
汪：这个过程可能是这样：第一阶段根本看不起，觉得自己是主流，别的都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第二阶段看不懂，一开始看不起，结果过不了几年人家做成了，它就看不懂了，它怎么能做成呢？第三阶段很害怕，当人家再往前走一点，它发现对自己形成了一个巨大威胁，害怕了，就方寸大乱；到第四阶段，一泻千里。
胡：原来是关起门来谈广播电视，现在是现实逼得广电不得不考虑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
汪：如果将行业利益和公众利益进行比较，一定要尊重公众利益；如果是行业利益与行业利益之间竞争，一定要把本行业做大。所以我们有一个建议，要更多地建立一些非常庞大的、核心的广电内容整合提供商。比如成立几个新媒体公司，这些新媒体公司就是拿着节目做各种分销的：有专门为手机电视提供节目的，也有专门为网络电视提供节目的。
不能小看这些刚出现的新事物。楼宇电视，上海的两家大公司分众传媒和聚众传媒在做，据我所知，分众传媒前年收益只有500万广告收入，去年收益上升到两个多亿。短短的两年时间，增长速度可想而知！聚众传媒打出来的概念是“白天的电视”、“不在家的电视”，就是说它把电视台定位于“在家看”的电视，它就是“不在家看”的电视。它从楼宇开始发展，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候车厅、候诊室、厕所等地方。传统电视通过电视机深入到百姓家里去，现在网络电视通过计算机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这是两个平行的渠道，也就是说它是具有相互替代性的，稍不注意就被对方替代了，而且要注意在未来多媒体终端上这两个是合而为一的。现在还是分开管理，但是未来它是大势所趋。
郑：那在美国，电视台是怎样面对网络电视的竞争呢？
汪：西方跟中国不一样，它们的电信跟网络本来就是合一的，根本不存在界限。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的背景是一家通信公司，而中国的网络电视和电视台是分开的，它不在广电的操控之中，所以我觉得如何加强广电行业对网络电视的操控力度，至少是参与的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八、省级卫视
·省级卫视夹在中央电视台和城市电视台中间，实际上这个中间的状态目前是不成立的
·省级台要走全国性的专业媒体的路子，但实际上现在正缺少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媒体
郑：中国现在还是“四级办电视”的一种格局，省级卫视未来的出路挺麻烦的，现在省级台正在尝试搞特色化的生存方式，都有一个自己的定位，名目还很多，这是一个方向吗？
汪：现在省级卫视夹在中央电视台和城市电视台中间，实际上这个中间的状态目前是不成立的。要么变成全国的，要么变成地方的，中央电视台肯定是走“全球化”的路子，城市电视台肯定是走“地方化”的路子。我觉得有实力的省级卫视，比如像上海可能会走中央台的路子，不能成为中央台第一，争取成为中央台第二，是有一定空间的。中国应该有几个类似中央电视台这样规模的卫视，才能形成一定的竞争格局。然后，其他卫视大量要走专业的路子，所谓的特色定位，中国当前缺少专业频道，而强大的卫视资源、已有的覆盖系统，在此基础上推出专业频道会有非常好的基础。
胡：现在矛盾也在这儿，因为省级卫视的特色化生存是建立在一种环境的压迫下，它们各有自己直接的老板——省级政府。所以省级台普遍存在着宣传使命的负载和全国性的市场占有的矛盾，以及地方性的政府职责和专业化的频道选择的矛盾。
汪：所以，它既有一种所属省区的功能性需求，还有一种它自己生存的应对策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出现所谓“既要显示特色，又要完成政治功能”的复杂面貌，如湖南做娱乐特色，广东做财经特色。省级台要走全国性的专业媒体的路子，但实际上现在正缺少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媒体，多的部分是两极，即全国性综合媒体——CCTV，和其他地方性专业媒体——大量的市级台。
胡：一个台湾岛就有那么多专业频道，中国大陆也有这么庞大的市场，所以现在彻底地走全国化专业化的路子，认识是不是很清楚是一回事，但是从它“特色化生存”的努力上看，显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意识。
汪：走全国性的专业媒体路子，最能实现这一点的不是什么湖南、安徽等实力较强的卫视，而恰恰是处于弱势边缘状态的那些卫视台，一个中部省份，它的卫视台一年才收入八千万，而它的二套——经济生活频道一年收入就达2.4亿，一个是全国的，一个是省里面的，差距就这么大。
胡：包袱越小，哪怕是零起点的，反而它的负担就越轻，这就像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一样。
九、民营电视
·栏目在中国现在没有市场，只有买卖电视剧的市场
·电视台、频道跟制作公司之间一定是有资本作为纽带
胡：还有一块，当前民营电视还很脆弱，现在光线传媒的《娱乐现场》被北京台四套撤下以后，广告收入大幅度地下跌，日子很难过，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汪：对此，我从来就没有看好这一块，因为光线现在做的是栏目，但栏目在中国现在没有市场，只有买卖电视剧的市场。第一，作为栏目，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它不可能依靠高超的市场营销，例如电影《手机》、《天下无贼》、《英雄》炒一把，赚到票房就行。栏目不是，必须要与一个机构保证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什么样的状况下才能保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呢？就是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它们一个是事业单位，一个是企业单位，体制上就不对接，就难以有共同利益；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就没有这个市场。
郑：如果还按照这种模式，那光线传媒的出路就麻烦了。
汪：它肯定要跟某个渠道捆绑，当新的网络电视起来后，跟网络电视捆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它来说，最大愿望就是被某个渠道收购，这是它最好的出路。至于说制播分离，国外的频道确实有制播分离，但是电视台、频道跟制作公司之间一定是有资本作为纽带的，所以电视的整个规模是集中而不是分散的。内容制作跟频道包括传输手段全都在逐渐地合一，更大范围地合一。
十、频道改造与栏目改版
·电视内容的生产，就是一种模式化的生产，所有的创新都要遵循媒介的基本规律
·作为电视媒体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就是一切以屏幕为中心
汪：我觉得如果一个栏目经常改版，只能说明这个栏目的定位有问题。因为现在所有的电视节目已经模式化了，类型化了，而改版正说明节目是在颠覆自己的模式，颠覆自己的类型。那么结果造成栏目本身变了，这不是在改版，等于新创造了一个东西。
胡：现在一个节目没干几个月，就说进入了一种模式，包括春节晚会，我曾经写文章说，春节晚会的问题不在于“模式化”，而在于它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模式，这是我的结论。
汪：或者说，它的模式已经过时了。
胡：电视内容的生产，就是一种模式化的生产，所有的创新都要遵循媒介的基本规律。
汪：现阶段，我觉得，有两种方式可以做：一种是把国外的模式跟中国的内容结合起来，这是第一层次的，这样克隆或者模仿的嫌疑会比较重一些。第二种还是拿国外的东西，但我一定把它的外形给去掉，拿它这个模式里面的精髓的东西，跟我的内容进行多重组合，这才真正高超！这种东西显得原创性很足，我能看出它是克隆的，但是一般观众看不出来。
郑：其实这样成功的例子挺多的，像《开心辞典》、《幸运52》。
胡：这叫本土化改造，这已经很高明了。
汪：但是，我还是赞成这种克隆的，总体来说，克隆是创新的一种原始基础。
胡：可以说本土化的改造或者本土化的探求，不能叫原创，但没有哪个东西是随便能原创出来的。这里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地关起门来打造一种所谓的原创模式；还有一个是根本不考虑受众的收视习惯，然后完完全全地搬用过来，可能就搞得非常好笑，包括“真人秀”的一部分探索。其实这里面非常成功的是《非常6+1》这种模式，相比之下，那种所谓“生存者”的模式拿过来是失败的。
汪：从创新角度来看，中国电视大部分通过“综合”这种方式去创新，还有一种很好的创新方式是“回归”。综合的创新方式是大家都适用的，全球都适用的。中国电视的例外就是回归，因为中国在过去有很多东西被异化了，太多的说教、宣教，所以在拉回电视本质的时候，大家发现这里似乎包含着很多新意。现在的“民生新闻”，包括所谓的“GAMESHOW”，实际上都体现了电视的本质。有时我觉得电视应该是粗糙的，电视不一定全是精心铸造的东西，我们以前大量的直播是要精心准备的，必须要有提前演练，必须要有备播单。现在无论是海啸，还是别斯兰人质事件，这种粗糙的及时的直播，反而体现了电视本原的东西。电视首先是最快速的，通过直播把正在发生的东西告诉观众。而我们精心的所谓铸造的过程中，实际上都把它本原的东西给抛弃了。现在我发现从一些精心准备的直播退回到一些原始事件的直播的时候，就会觉得相当新鲜，以为是创新。
胡：其实“回归”无非是回到了本原的状态，它应该有的状态。
郑：现在有很多电视从业者对电视属性的发现，实际上不是一种真正的发现，而是电视本来就有的，其实就是回归。我觉得“回归”很准确，是对一种本质的再发现。我记得一位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南京零距离》的，她提到的就是一种回归，一种对新闻属性的回归，所谓“民生新闻”，实际上是回到了新闻一些最核心的要素上了，只不过用一些新的方式张扬出来，而且做得比较极致。
胡：对于电视的评价还有几条，一个是改版与创新的关系，还有形式与模式的关系。一种模式的锻造一定有它稳定的市场依据和社会依据，现在更多人是在盲目地克隆最表象的形式，而抓不住那种模式的核心的东西。所以“东施效颦”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要注意表面的形式改造和核心的模式打造是两回事，关键在于能不能形成自己一种稳定的模式，并靠这种模式的力量来形成生产力。
汪：我觉得作为电视媒体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就是一切以屏幕为中心。现在业界、学界都在争论太多的新概念，如盈利模式、分众、窄播、付费、移动电视等等，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大家一定要回到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并充分认识到这个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结束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从2004年的《会诊中国电视》到今天的《2004：中国电视关键词》，两篇对话的共同对象都是中国电视，探求的核心都是中国电视的“问题”与“主义”。“问题”是永远存在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对于中国电视每个年度、每个阶段所面临的每个问题，我们都不必惊慌失措，大惊小怪，而应当坦然地、诚实地、勇敢地面对；而“主义”或者是在解决处理各种问题基础上的经验的理性提升，或者是人们对于对象的高屋建瓴的认识与把握，“主义”尽管在形式上是理性的乃至抽象的，但它与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的，“主义”可以高度概括，但不可以故步自封、一成不变。对于中国电视的“问题”与“主义”，道理也应该一样，脱离中国电视具体实际“问题”的各种“主义”是不被接受的，只见“问题”，不考虑“主义”的盲目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于人们的岗位、角色、立场各有不同，所以对“问题”和“主义”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会各自不同，但只要是站在中国电视健康发展的立场上，站在不断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的立场上，站在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走向和谐的立场上，就应当对中国电视的“问题”与“主义”有一清醒与积极的判断。在我看来，对于“主义”，不妨取胡适老先生的“大胆假设”的态度，而对于“问题”，则不妨取“小心求证”的态度。也就是说，对于各种新的“主义”的出现，不妨在认识和把握上采取较为积极、大胆、勇敢的姿态，允许各种假设——如各种学术性的探讨，相对超前地前行一步，而面对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则最好采用谨慎、慎重、周密的姿态，根据实际情况、实际环境，一点一滴地向前推进改革。把“主义”应用于“问题”，我们是持这样的态度，从“问题”抽取出“主义”，我们也同样持这种态度。
总之，面对未来，如果我们在理念、认识和把握上能够以更加前瞻性地、积极地、勇敢地乃至充满想象力地去推行，在学术层面展开宽容的、多元的对话，即所谓的“大胆假设”，而在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稳扎稳打，慎重周密地执行，即所谓的“小心求证”，那么中国电视的战略目标与战术对策也会得到较为有机的结合与执行，这是中国电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