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体层面的变化
与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包括手机）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特征的媒体，个人只需一台计算机、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根电话线，就可以上网检索、浏览、存储信息；互联网所具有的交互式传播的特点，又使网民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可以进行信息的生产、加工与发布，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而个人一旦进入互联网，他的思维、行为方式，包括信息获取方式、通讯方式、言论方式、话语方式、娱乐方式等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拿通讯方式的改变来说。互联网出现之前，个人之间远距离的联络主要靠信件和电话。信件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长途电话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功能开发出来以后，人们不但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频率、相对低廉的价格传递信息，还可以通过视频传递画面，实现即时互动。这些都是传统的通讯手段无法企及的。此外，互联网出现以后，网上个人和群体的言论方式以及话语方式也出现了不同于现实社会的变化。在现实社会中，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人们在言论上大都不会无所顾忌。电子公告板系统（BBS）、网络日志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加之个人身份的隐匿性，为人们百无禁忌地发表意见和表达不同意见提供了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也可以肆意争吵，甚至可以不顾社会规范的约束，使用一些粗俗的、暴力的、充满火药味的语言相互攻击，表现出极大的个性化色彩。同时，受网速、网费的限制，为了提高沟通效率和增加信息含量，一些非正规的、反传统的语言文字信号被创造出来，在网上广为流传。而出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新人类”更是伴随着这些“QQ语言”成长起来的。对于这套不同于传统文字的网络语言符号系统，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使他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整体上呈现出反叛主流和传统的特征。互联网在改变着人们的通讯方式、言论、话语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娱乐休闲方式。而在这方面，网络游戏的力量不可低估。目前在国内流行的多种网络游戏中，最受欢迎也最具争议的是扮演型游戏。从表面上看，此类游戏的内容与程序并无复杂之处，只是打怪升级、升级打怪地循环往复。然而从本质上看，此类游戏营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玩家可以忘却现实社会的中地位、身份的差异，通过扮演某一角色，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达到现实社会中无法达到的目标。而游戏过程中跌宕起伏的内心体验和价值实现后的成就感、愉悦感，正是众多人对电脑游戏不离不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包括青少年沉迷网络，影响学业，走上犯罪道路等等。家庭、学校为此担忧不已，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对政府以及社会相关部门严峻考验。
综上所述，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对我国社会的全面渗透，一些伴随性的问题与矛盾逐渐产生。它们不是潜在的，而是显在的；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性的；不是表面化的，而是深层次的或社会结构性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与新媒体共生的这些问题与矛盾呢？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同生产工具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的传播科技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新媒体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节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以及消费方式，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而由生产力和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对旧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与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传统观念造成冲击与影响。这就要求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然，比之经济基础的发展，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种“滞后性”不能无限延长，否则就会与新的经济基础产生矛盾，以至阻碍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我国的发展，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人们肯定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惊恐于它的离经叛道、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努力将新媒体传播纳入现有的管理框架中予以规范。然而不容回避的一点是，离经叛道也好，负面影响也罢，它们都是在新的经济基础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它们被根除的前提是新媒体的消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新媒体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它的伴生现象也不可能被根除，我们就不能逞堂吉诃德之勇，以传统的方法和手段行管理之道——想方设法控制它的蔓延滋长或试图规范网络时代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这不但不能奏效，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使管理者限于被动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将新媒体发展带来的种种矛盾以和问题以及整体上应对乏力的情形，看做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表现，看做是上层建筑“滞后性”的结果，并且想方设法去调整和改变其中的不适应部分（特别是思想观念和管理制度中的不适应部分），实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它本身应当具有这样的调节机制。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转变观念，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由于传播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当代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体系：一种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另一种是与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征紧密联系着的非主流价值观和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即便是认同传统观念的人，当他触网时，他也会游走于两者之间，实现着角色转换。这就提示我们，不能一味从传统观念出发，去批评、指责、抨击那些与传统形态相悖的思想和行为，并试图用传统的道德规范去框定它们——我们的绝大多数家长、教师、学者、政府官员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反传统的、不为主流社会接纳的东西，恰恰是由生产工具（传播手段）的更新带来的，恰恰是与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相吻合的，并且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互联网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更是代表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反过来要求我们转变观念，适应性地对待它们，在校正认知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办法。
其次，调整思路，更新管理手段。在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管理方面，我们通常采用的是问题管理的思路，即把互联网的一些伴生现象作为社会问题看待，认为它们不合规范，不合情理，应当被限制。而限制的结果往往非但不能如人所愿，反而会出现负面影响增效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也使我们的网络管理如同救火队，带有应急的色彩。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日益普及，网络伴生现象已经不再具有偶发性，而是作为一种常态存在了。与此相应，我们就要变问题管理为常规管理，将这种现象纳入日常议事日程，通过制定标准、建立规则，进行合理化约束，使它们在超越传统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不丢弃其中的合理部分，并且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适应。此外，网络管理不是某一个管理部门的事，需要其他社会管理系统的相互协调、配合，否则就无法实现管理效益的最大化。拿教育部门来说，如果学校以上网对学生有害为由将学生与网络硬性隔离开，而不是将网络教育纳入现行教育体系，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提高信息选择的能力，那么，即使网络管理部门调整了思路，更新了手段，也无法在管理上收整体之功效。
第三，加强相关研究，做好理论准备。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涉及互联网或新媒体引发的问题时，研究者往往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上，包括如何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如何消除BBS以及博客上的有害言论，如何规范网络用语，如何预防“网恋”和“网络婚姻”等等。从根本上说，这类研究是在为“堵”的管理方式（即“筑堤防洪”）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它可以解决问题于一时，却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因为筑堤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洪水泛滥的速度，一旦洪水摧垮堤坝，就会造成巨大的灾害。而“疏”则是一种顺应新媒体的发展，同时有利于缓解压力、避免社会震荡的管理方法。然而“疏”是比“堵”难度更大的事情，如何有效地疏导，需要研究者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提供理论依据。比如上面提到的问题或现象显然与传统观念相悖，但又无法禁绝。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将它们视为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合理存在”，由此出发去探寻建立相关标准或规则的内在根据，为实践部门提供适应性管理的思路与对策。
第四，进行预测分析，具有超前意识。如果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可以预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Web2.0技术的广泛运用，将会有更多新的媒体形态出现，人类社会也将由此进入“超新媒体时代”或“后新媒体时代”。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从容应对更多的新媒体的挑战，固然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但是这还不够。面对新媒体极富变化的特性，国家的发展战略还应当具有前瞻性，并体现出超前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意识。这就要求决策者对新媒体发展的历史轨迹、阶段性特征，其升级、换代的规律性以及发展前景做出预测性的分析、判断，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不但跟上新媒体的脚步，还要领风气之先，引导性地开创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