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英国的挑战
就在纽康保发表他的批评的同时，沃伯（Wober，1978）出版了英国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在他所谓的“电视的奇异效果”的再现中宣告失败。在沃伯的资料数据中明显缺乏涵化的证据，这一点或许反映了美国与英国二者在重要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不同：英国的重度收视者比美国的轻度收视者看的暴力节目还要少（Pingree&；Hawkins，1981），并且英国电视的社会控制保证了更多样化和平衡的媒介信息流动，使之不致整个地为共同利益所驱使（沃伯和刚特Gunter，1988）。如此一来，沃伯的成果确实可能强化了美国文本的涵化案例，因为对于较少受暴力主导的信息系统的传播而言，确实不应培养一个理解和误解增强的观念。
问题涉及有关沃伯非独立测量的效度（Neville，1980），但是在他的研究成果中，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麻烦也一直在起作用。他的由独立广播机构发起的调查，被明显地用于回应有关“对广播的态度”。在问及关于社会真实的观念的回应之前，格伯纳和他的同僚总是极其小心地不去用任何方式来介绍“电视”（格伯纳和格鲁斯，1976；格伯纳等al.，1994）。电视从未被提起过，一直到收视测量在调查中最后行使为止。当他们回答社会真实问题时，任何关于电视的明确的优先的提法都可能微妙地诉诸回答者脑海中的一些媒介形象，这可能使他们对研究的目的变得敏感。上述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形，都可能导致资料数据的混乱不实。
的确，当电视在收视测量实验调查中显示出优先的情形，或当实验调查的主题涉及电视时，实验研究发现了一些因人工操作的麻烦而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的清楚证据（Shrum，Wyer&；O’Guinn，1994）。许多研究犯了这一错误并且因此而使他们的数据资料承担着虚假的风险。例如，Rubin，Perse和Taylor（1988）告诉收视者他们的研究“将电视收视传播和其他的人联系在一起（p.129）。
Weaver和Wakshlag（1986）将他们的调查问卷与收视日记一同发放。波特的许多分析来自一个题为“电视与社会的评估”的调查测量。（e.g.，Potter，1991b）。且不论他们可能就涵化提出什么建议，如此测量得来的数据资料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可能会相应地大打折扣。这是在我们的元分析中探究的、置于涵化结果的可能的调节变量之下的一个尺度。
伪造还是规范？
另外一个主要的批评是都伯（Doob）和麦克当纳德（Macdonald，1979）的关于涵化过程的街区犯罪率的角色研究。这或许是“挑战涵化假说的最广泛的都市研究”（Tamborini&；Choi，1990，p.168）。这项研究的实际的成果至今仍然经常被误传，并且用一种带有讽刺性的方式回溯涵化本身。这一研究成果的误导性报道越经常地被重复，越容易以讹传讹，将虚假的结果误以为真。
都伯和麦克当纳德的假说在概念上颇富感染力。或许，他们推究说，生活在高犯罪率环境中的人们和/或市区的人们倾向于更为害怕，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中看电视。相应的，他们列举了大都市多伦多的4个区：高犯罪率/市区、高犯罪率/郊区、低犯罪率/市区、低犯罪率/郊区。假如电视传播与感知暴力之间的联系是由街区犯罪水平而引起的，那么“在街区范围里……效果将是实质性地降低或削减”（Doob&；Macdonald，1979，p.171）。
受试者们拿到了列有全部电视节目的报纸并被问及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内看过哪些节目（这个问题首先在访谈中出现过，这又一次增加了数据资料污染的可能性）。然后应试者被问及34个封闭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对于犯罪、暴力和危险的感知的多样性。要素分析从这些类目中分解了9项作为测量“对犯罪的恐惧程度”。总的来说，恐惧犯罪指标和电视播出测量是富有意义的关联（r=.18，p<；.01）。然而，这种关联在不同街区中的差异很大。
都伯和麦克当纳德强调这4种关联的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9，并且推断“当街区的影响被去掉之后，在媒介使用和犯罪恐惧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联系”（p.173）。然而，这4种关联的平均值也没有标志一种收视的量及犯罪恐惧与“去除”街区影响之间的部分相关性。这些数据不显示一种“伪造的联系”；如果他们去做的话，在所有4个区域中，关联将会是必然性的零。取而代之，他们显示了一个规范的说明。在高犯罪率/市区，这种相关性被夸大；同样，在高犯罪率/郊区本质上与整个样本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样本范围的大量缩减使之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结果。
格伯纳、格鲁斯、摩根以及森格瑞利（1980a）将这种结果解释为“共鸣”。他们提出这样一个命题：电视上有关暴力的信息可能是高度叠合的，并且与那些生活在高犯罪率地区的每天的真实情形如此“共鸣”。他们认为，这种信息的“双重作用”可以增强涵化。或许还存在其他的解释（就像我们将在下文中所看到的那样），但是用街区犯罪率来解释收视总量和犯罪恐惧之间的关联，这一点是都伯和麦克当纳德不曾发现的。代替这一点，后者认为街区犯罪可能减弱了这种关联。
同样的，都伯和麦克当纳德的犯罪恐惧指数仅仅包括被问及的34个问题中的9个。他们也发现在其余的25项中有14项在量值上存在有意义或可比较的相关性，甚至当平均数跨越4个地区时都是如此。这些其他项涉及对犯罪盛行的感知更甚于对个人安全的恐惧感。于是，这些其他项的结果开始尖锐地反对这项研究结果的通常解释，其中甚至引用了作者自己的关于平均关联的准则。这项在多伦多实施的研究也应当载入史册，如此看来，它与美国的研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还很难说。总而言之，无论这项有意味的并且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显示了什么，有一点都很清楚，街区犯罪率研究不能为涵化模式的虚假提供证明。
过于人为的测量法
值得一提的是始于1970年代的另外一项研究，因为它是针对一些逻辑方面问题的，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更多新近的成果。福克斯（Fox）和菲利伯（Philliber）（1978）通过595个成人样本测验电视收视怎样影响观众的感知。基本原则是，电视所反映的更多代表着财富和社会地位高的职业，重度收视者倾向于过高估计社会富裕程度。
要求受访者回答的开放式问题是，“每100名美国人中有多少人”拥有豪华轿车、乡村别墅、有能力建造私人游泳池，等等。重度收视者给出一个较高的估计，但在对社会地位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进行控制后，这一关联消失了。他们由此推论，如果引入社会阶层这一变量来解释，则看电视不影响人们对富裕程度的感知。
上述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他们在测量收视量时的提问：“平均而言，一个星期中你有几个晚上看电视超过1小时？”（p.107）这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测量，因为它无助于区分“一般”收视者和“重度”收视者。那些一星期看6天电视、每晚看电视超过4小时者被归类为一般受众，而一周中每晚都看1个小时的人却被归为重度收视者。
更麻烦的是他们的基于开放式回答的百分比的因变量的性质。项目是清晰明确的——他们提出一个克朗巴哈（Cronbach）的alpha值为.85的信度指数——但其有效性值得怀疑。未发表的文化指标研究文献描述了1978年对355个成年人的电话访问，认为这种开放式百分比的提问是在制造麻烦。受测者被要求估计整个人群中儿童、老年人、非白人、教师、警察等等所占百分比，这和关于符合4个收入阶层的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的测试是一样的（总计由12个项目组成）。66个关联的结果值列表显示了一个显著的模式：所有的系数都是正的并且相当大的（50个以上的数值大于.30），只有3个是无意义的。如果人们正在用正确有效的方式回答这些项目所标明的内容，那么就几乎没什么关联。但是测试的总人口中教师和警察所占百分比的关联值为.71，儿童与法官所占百分比的关联值为.42。即便在最低和最高收入层面的测量，关联也达到了.36。
这些清楚明白的测量或许只是流露出一种倾向，即开放式的百分比项目会稳定地得到高（或者低）的回答。（而且他们的确如此可信。这12项的alpha值是.87——甚至高于福克斯和菲利伯的测量结果。）那就是说，这类测量可能反映的只是受访者有关开放式提问引出的夸大的系统性倾向。教育程度低的受访者提供了跨越整体的较高的百分比的答案；重度收视者也是如此。因此，教育变量的控制减低了这一类变量与收视量之间的关联，这是十分合理（并且寻常）的。
如果福克斯和菲利伯也提出有关100个美国人中有多少人接受福利、食物救济、无力付房租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这一人为事物可能就会显现出来。的确，施勒姆（Shrum）、奥吉恩（O’Guinn）、塞姆尼克（Semenik）和费伯（Faber）（1991）发现，收视状况与对美国人中百万富翁和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者所占百分比的估计之间确实存在关联。
分离的、各自独立的开放式百分比的各项是如此高地相互关联着，这一事实表明如此测量的效度很低甚至没有效度，但依然有很多研究在引用这些数据（例如，Carveth和Alexander，1985；Potter，1986，1988，1991c；Potter和Chang，1990）。波特（1994）明确赞同这些数据，并且将福克斯和菲利伯的项目作为“好的测量”的例子；而忽略了他们在信度上的薄弱，他假设7个题目的内部的同质性意味着它们是“一个关于影响感知的潜在因素的稳定可靠的测量”（第14页）。最近，卡尔森（Carlson）（1993）直接采用福克斯和菲利伯的测量，得出可预言的结果：一个高度可信的数值（alpha=.87）和对涵化影响假说的反证。然而，使用一个被迫选择的标准去测量有关“富人价值”的赞成率，卡尔森自然无法发现支持涵化的证据。
此类（和其他）批评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并进入1990年代，经常被当作提供关于涵化假说的明确反证而加以引用。作为对以上总结讨论的表述，这些努力仍然拥有与那些主张反对意见的研究同样多的（或者更多的）概念上、方法逻辑上以及分析上的缺陷。
在此，我们并非用双重的否定来玩弄概念、反复无常；通过这种含蓄的方法指出这些批评的局限与缺陷，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信赖那些得出支持涵化证据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我们的要点只是强调，通过这些研究得出的反对涵化假说的案例不是令人信服的。
1980年代初的研究
在“暴力素描”作为涵化成果年复一年公开出版的同时，伴随着批评性的讨论，许多回音、抨击和辩解都接踵而来。其中有一些堪称对涵化理论的内在认可与拓展（Bryant，Carveth&；Brown，1981；Buerkel-Rothfuss&；Mayes，1981；Haney&；Manzolati，1981；Volgy&；Schwartz，1980）；也有一些是“友好地”批评。这些学者逐渐认同涵化研究，认为从其理论以及方法逻辑的界定等方面可以获益（Hawkins&；Pingree，1980，1981；Slater&；Elliott，1982）。
之后，休斯（Hughes）（1980）和赫希尔（Hirsch）（1980，1981）开始了众所周知的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数据资料的次级分析，上述资料曾经被格伯纳等在其“暴力素描”第8号和第9号中分析并报道过（Gerbneretal.，1977，1978）。休斯的次级分析招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连篇累牍地在学刊上登载。其反响之大已超过专业期刊，甚至出现在像《时代》杂志这样的受大众欢迎的媒体上。辩论促生了有意义的涵化分析的新课题，其中许多问题至今都为大家延伸着、追随着（参见Tapper，1995）。
争议的核心是围绕假设和控制问题展开的。涵化分析主要检验收视量与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之间的关联。批评者认为，形成人们的社会现实态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格伯纳的大多数研究结果却只是一次性地控制了第三变量，并简单地用图表形式表示。
多因素控制的缺乏的确是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试图错误地描述资料。
强调对收视人群资料的陈述，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简明扼要地描述出关联的基线和跨越不同收视人群的“效果大小”（譬如，涵化差异）。正如波特（1991c）所指出的那样，简单的百分比可以解释那些多个变量系数被遮蔽的样本。当然，他们没有告诉所有的故事，但是他们在勾勒出整个事物内部整体关联的轮廓方面却是非常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