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跃捷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年，媒介批评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作为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一样，可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1956年）；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1966年4月）；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今）。”
一、健康繁荣期（1949—1956）
这一阶段的媒介批评，与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的形势相适应，主要是学习苏联新闻宣传经验和理论。另外，中国共产党从开展武装斗争转为执政党，以虚怀若谷的心胸迎接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历史任命。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媒介批评是积极健康的，发扬了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人民日报》为例，从1950年1月开始，在文教栏（第5版和第6版）开设了“新闻工作”、“人民园地”、“人民文艺”、“图书评论”等专栏，开展新闻学和大众文化研究，开展积极的媒介批评。在1950年1月4日第5版“新闻工作”专栏开栏时，附有《人民日报》编者的话：“中国人民新闻事业正在创造的过程中。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虽然有许多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情况下做过不少时间的新闻工作，积累过一些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并没有好好地总结起来。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也不断产生新的经验，提出新的问题。总结这些经验，研究和答复这些问题，这就是本刊的基本任务。”
195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利用新闻传媒开展批评的高潮。报纸的自我批评也蓬勃地开展起来。1950年6月7日，《人民日报》在《新闻工作》专栏发表报纸述评《贯彻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文章说：“在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表以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对于执行这两个决定都作了很大的努力。仅从报纸上读到的便已经有上海、南京、浙江、辽宁等省市的党委会或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这些决定的指示。在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重要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已经开始加强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来登载批评性的稿件。《长江日报》、《河北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新湖南报》、《浙江日报》、《绥远日报》、《云南日报》、《松江日报》等已改组了他们的副刊，以主要篇幅刊载读者的批评和建议的来信，或把副刊整个改称《读者来信》，如《河北日报》，读者来信在报纸上所占版面的扩大，也证明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业已提高了读者的政治积极性。”文章在总结上述成绩后，对报纸开展批评存在的不足做了检讨和批评。文章认为：“许多报纸的批评还没有充分展开；还没有注意更经常地针对当前最重要问题做集中的突出的批评，有零碎琐细而又不敢放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我们的报纸工作者对于贯彻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努力不足。”文章将不足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报纸工作者和通讯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他们因为怕得罪人，怕“影响工作”，不敢进行批评；二是有的报纸工作者和通讯员还缺少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敢对批评的稿件自己担负完全的责任；三是有些工作人员还缺少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报纸的批评采取了压制、抗拒，甚至报复的态度。
一些报纸开始检查自身的业务问题，提出改革的设想和措施。《新湖南报》于1950年5月30日刊登了《〈新湖南报〉关于会议新闻报道的检讨》一文，认为自己在会议新闻报道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其表现一是“报纸上的会议新闻数量很多，所占的篇幅很大”；二是“会议新闻报道往往忽视了那些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会议内容，而用最大的力量去报道会议过程的本身”，文章还检讨了造成会议新闻多的原因，提出了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和措施。
此外，新华社也就各分社的活动方法和组织形式不尽合理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电影界也就“新闻纪录片不受社会重视，发行放映等方面都有严重缺点”进行检查和批评。
1956年，《人民日报》根据中央的决定，首先进行了改版，以便更进一步地探索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规律（为了搞好改版工作，《人民日报》首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报社各部门和各记者站纷纷专访各省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在各省市召开有新闻、宣传、文艺、文教界人士和一般读者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许多读者纷纷响应报社的号召，投书陈述自己改进《人民日报》的意见。仅从1956年4月到6月，一些省市委领导人、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单位、作家、教授及一般职工给《人民日报》写信357件。报社本身也总结了《人民日报》进城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的历史经验教训，研究了国内外重要报纸的历史和现状。
这一时期，三次文化领域内批判运动的失误，也给媒介批评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三次批判运动是：（1）1951年初至1952年下半年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2）1954年开始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3）1955年2月至1955年7月对胡风的批判（这三次运动都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以报刊、广播、电影作为阵地，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波及全国政治生活领域）。这三次失误的文化批判运动，对我国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后，一条“左”的思想路线在媒介批评领域里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从总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时期所开展的媒介批评，是蓬勃向上的。它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相配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实行民主制度、党外实行协商制度；政治清明，国家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得以恢复，并迅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民心情舒畅，以主人翁的态度参政议政，畅所欲言的政治局面在新闻事业中的表现。这一时期以报纸为主开展的媒介批评活动，有许多经验值得发掘，有许多成绩值得总结，也有许多失误和教训值得检讨和反思。
二、繁荣——失误期（1957—1966）
从1957年到196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十年，我国的新闻事业建设有很大的发展，但也有严重的挫折和失误。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已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从所有制上新闻事业已经全部归国家来办，都属国有。毛泽东同志于1957年6月14日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这是对我国新闻事业性质的经典式概括。十年期间，新闻事业和各行各业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媒介批评和思想战线与其他领域一道，经历了繁荣——失误的发展过程。
1956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