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针对技术层面的冲突
由于各种数字新媒体都是由技术催生出来的，所以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技术层面的政策调整也最为频繁、深入。通过颁发大量的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等方式，力图给行业一个健全的发展空间。
有线数字电视领域中，影响最广泛的当属“四大平台技术新体系”的建构。在这个体系中明确了台网之间和中央、省、市三级广电机构之间的职责；在地面数字电视领域，配合传输国家标准的实施，广电系统进行了相关测试，为配套标准的制定做准备，同时还在进行频率规划；CMMB领域，发布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标准及一系列配套标准，完全是由广电系统的技术建立了这个新产业。
对新媒体来说，技术问题往往成为决定行业发展的核心关键问题，政策层面通过解决技术问题，为新媒体发展扫除障碍。
3.针对消费市场
针对用户市场对服务能力要求的提高，广电系统也随之通过相关管理政策进行了调整。要求各级广电要重视服务，提供服务水平，把“服务”这一以往被忽视的环节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总体上，政策层面把广电系统目前所提供的所有业务从服务范围的不同角度划分为“义务免费”、“有偿公益”、“个性市场”三个层级，其中包括各个新媒体行业，此规定的提出便于广电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有线数字电视发展最早也最成熟，用户接触也最多，因此广电总局专门针对有线数字电视的服务情况做出规范，明确要求各地在提供有线数字电视服务的同时，必须至少保留3-6套模拟信号，保证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电视，同时在价格方面要求各地运营商要根据本地用户的需求和市场来进行调整。构建用户服务和质量管理的体系还被列为广电总局2008年指定的技术政策重点之一，在今年出台有线数字电视服务方面相关管理规则，提出一些量化的规范性指标，可见，服务问题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重要地位。
4.针对市场行为
政策层面还对产业经营做出了积极回应，提出一些适应新媒体发展的、指导市场运营的方针政策。
整体转换策略的提出集中反映了政策对市场的指导。在此策略提出之前，市场对有线数字电视推广的方式一直采取的是销售机顶盒的方式，在此方式被市场验证为无法推行的时候，政策结合市场行为适时推出了整体转换策略，用机顶盒免费配送的方式解决了用户推广硬件门槛这一瓶颈问题，这才有了今天有线数字电视迅猛发展的局面。
CMMB则在筹备一个跟现有广电行业完全不同的运营结构，即由广电总局牵头组建一个全国运营的股份制总公司，各地方广电参股，并设立地方分公司，由总公司进行统一集成、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统一服务。这种方式将是对现有广电条块分割现状的颠覆。
虽然政策层面仍有不少跟市场行为相抵触的地方，但同时，政策也在根据市场需要提出指导性方针政策，甚至构建全新的战略结构，这都会对促进市场开始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创新的特征
通过新媒体发展过程中政策创新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和特征。具体表现在：新媒体产业在政策创新过程中，一改往日纯粹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始采用市场化思路设置产业政策；同时由于媒体自身的特殊性，政策层面并非完全导向市场化，还是会继续坚持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和公共服务属性；这种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地展开；政策与市场行为之间还具有明显的互动特点。这些都是新媒体产业政策创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特征。以下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论述。
1.用市场意识来实现政策创新
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提出了新的运营模式和管理要求，政策层面逐渐意识到原有的纯粹的行政命令式的政策思路不适合数字新媒体发展，开始以市场思维、经营意识来管理新媒体发展，重视媒介机构的企业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以竞争促发展。
在付费频道发展过程中，一开始集成运营机构只有一家，广电总局通过出台《关于推进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运营产业化的意见》，鼓励有条件的机构成为集成运营商，先后批准了中数传媒、上海文广、鼎视传媒、华城等四家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为行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此举对于促进我国付费频道市场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在IPTV产业，广电总局通过发放牌照来规范市场行为，同时也从内容角度推进IPTV发展，通过引入IPTV的竞争，刺激了有线数字电视加快发展。而CMMB的整个发展过程，本身就是跟电信行业竞争的过程，其中广电并没有纠缠于标准问题，而是积极跟产业界合作，把标准推向市场，推动相关产品的市场化运营，吸引了超过150家相关企业加入到CMMB工作组，迅速建立起了完整的CMMB产业链，在跟电信竞争过程中占据了先机。
以上种种政策都清晰地展示了市场思维在其中的作用，正是这种以竞争促发展的管理思维，给了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2.坚持公共服务属性和宏观监管
政策层面在由单纯行政命令向市场化方面转变的同时，并非一味地向市场妥协，而是坚持了新媒体作为“媒体”所应该具有的公共服务属性，坚持政策宏观调控的能力。
其一，在数字电视的传输通路的选择政策上，尽管在萌芽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发展卫星数字电视先行的意愿，而且随后的政策也推动了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对卫星数字传输技术的应用。但还是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到了国家安全问题，而最终没有卫星数字电视先行，而以在城市发展较好的有线网络的数字化先行。
其二，尽管数字新媒体在发展初期就面临着内容缺口的问题，而且行业外资本有迫切进入的想法，但是我国广电仍然沿用了模拟体制下对频率资源严格管制的思维，控制着内容的生产，没有给业外资源进入数字内容产业一个可行和有效的政策，所以内容缺口仍然是数字新媒体进展中不能绕过的坎。
其三，考虑到最广大民众的收视权利，政策坚持了某些新媒体的公共服务属性。
地面数字电视被定性为面向广大农村提供义务性公益服务，直播星在初始阶段的主要应用范围被界定为“村村通”工程，所提供的服务也是义务性的公益服务，在有线数字电视的服务中，也要保证基本电视节目的信息服务，只有那些个性化的市场服务才会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推动。不管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一定程度的公共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职能。
其四，考虑到频率等国家资源的统一调配，政策层面对某些新媒体行业的发展进行了一定限制。在地面数字电视领域，政策层面坚持在频率规划没有完成之前，各地不得擅自进行技术试验，更不得违规使用频率资源。对于那些违规占用频率进行地面数字电视试验的地方，政策层面对此进行整顿。
有时候政策层面的这种坚持会对产业发展起到一定阻碍作用，或者损害部分运营机构的直接利益，但是，从国家宏观战略和民众需求角度来看，必要的保护和宏观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行业的长久健康发展不能只考虑当前利益和部门利益，还需要考虑长远利益和国家利益，对公共服务属性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坚持，更是长远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体现。
3.政策制定的渐近性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类似，我国数字新媒体产业政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带有鲜明的渐进性特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反思并修正，再到逐渐成熟，再到游刃有余地处理问题，每一阶段都随着产业进展而不断调整。数字电视产业政策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从它的发展历程中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政策创新的渐进性特点。
在数字电视的萌芽阶段，政策的特征是模仿和跟风，主要是对国际潮流的模仿，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现实国情，并且产业政策单薄而不成体系，比如在广电内部的有关技术发展的会议中的讨论，都还没有跨越技术的限制，进入广电管理和运营中。
随后我国数字电视产业政策开始反思和回归现实，也已经开始用产业政策引导我国的数字电视试验，在有线、地面、卫星三种通路中，针对我国现实提出了有线先行的战略方针，调整了高清的发展思路。
在确定有线先行之后，政策开始较为成熟地引导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的体系已经基本构架起来，包括技术规范、数字内容建设、业务形式、运营保障政策等等，正是这些基本规范和逐渐系统化的产业政策，推动了有线数字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
至此我国数字电视产业政策已经比较成熟，已经开始应用政策手段游刃有余地处理市场上的问题了。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再强硬地命令式地要求执行机构如何做，而是采取了一定的制衡策略，引入新的竞争，通过压力来促使执行机构对产业政策迅速作出反应；其二是树立榜样，处罚错误做法，更加有节奏感地推进其政策；其三是设定期限来推进政策的实施。
其他行业的发展因为没有数字电视这么长时间，渐进性表现得还不是特别明显。
但可以想见，随着这些新媒体行业的逐渐深入，其产业政策也将不断深入，推动市场发展。
4.市场与政策的互动性
我国数字新媒体产业政策的形成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不仅仅是政策内部的反思、修正和调整，而是在与外部市场行为的互动中不断成熟和发展而来。
在我国数字新媒体的发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与产业互动的真实案例，机顶盒推广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机顶盒推广是市场先行的，但当销售机顶盒的方式遭遇瓶颈、青岛推出整体转换模式之后，政策层面迅速领悟了这一模式的内涵，据此正式提出整体转换政策，并向全国推广。推广之初市场并不认可，政策层面又通过努力推出配套辅助措施，如争取物价部门、税务部门、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支持，给产业界更大帮助；产业界在获得这些支持之后，一部分先行者开始按照整体转换策略进行市场推广，这些先行者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刺激了后来者的热情，由此使得整体转换这一政策成为当前我国数字电视推进过程中的核心方式，在全国普遍推广开去，政策和市场获得了双赢。
CMMB的系统构建也是一个政策与市场互动的典型。针对电信行业采用通信方式发展手机电视的行为，广电开始研发采用广播方式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的技术，研发成功后发布了行业标准，在行业标准发布之后，重点转向市场层面。随即市场层面开发出来符合标准的芯片以及一系列配套设备，产业链上各环节所需技术设备已经基本准备完善。此时又需要政策层面继续深入，于是我们又看到政策层面争取到了CMMB发展所需频率，随即提出了CMMB业务规划。此后市场层面开始行动起来，各地方广电积极搭建CMMB覆盖网，争取成为当地CMMB运营商，市场开始活跃起来，而政策层面又开始反思。为了防止出现各地分散经营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政策层面又开始在各地方广电之上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运营主体。
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此类事件还有很多，可以说，政策和市场互相促动的结果，政策从市场中来，随后又会指导市场运行，并随着市场推进而进行调整和修正，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生生不息，永无止境。
结语
21世纪是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对于媒体行业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还是IPTV、手机电视、CMMB等数字新媒体，都是未来的媒体行业的必然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数字化带给媒体的绝不仅仅是技术变革，更是一次全面的产业升级。除了本行业的发展之外，更会带来整个传媒产业的管理制度、产业政策的变革，最终还会影响到其他行业，带动国家信息化进程。可以说，这场数字化的变革带给传媒行业的，将是一次彻底大换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数字新媒体是媒体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当前环境下，我国媒体的数字化才刚刚开始起步，很多数字新媒体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链条，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运营模式，没有跟用户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新媒体行业仍然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政策监管层面、产业运营层面甚至理论探讨层面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