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尊严是什么？尊严是底线，尊严是严肃，尊严是被人尊敬，而且尊严还在于尊重别人。尊严是双向的，你尊重观众，观众也尊重你，电视做到有尊严地生存是不容易的。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电视获得尊严？当他们面对一个重大的事件或者现象，觉得应该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在怎么说，也就是说，在观众的心目中电视应该成为最权威的媒体。
高：但是，今天的中国观众打开电视，发现电视更多的是提供信息或娱乐，很少给观众提供思想。电视跟别人抢新闻已经没有优势，因为别的媒体可能比你电视更快，这个时候电视如何树立尊严？特别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大台，应该传递自己的思想与声音。央视目前开始重视培养新闻评论员，搭建传递自己声音的平台，这样有利于塑造一个国家媒体的尊严。
电视的尊严还体现在节目的质量包括技术含量上，做其他媒体达不到的高品位、高品质的节目。如果拿出一两个频道做这样的尝试，打造成高端的节目平台，或许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尊严，这样，电视将更显光彩。
电视的尊严从何而来？
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
中国电视的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不剥离开来，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竞争
胡：电视怎么能有尊严，尊严从何而来？就电视内容生产而言，现在有一种看法，似乎凡是做公益性内容的或者有品位的节目，好像赚不到钱，大家总觉得低端的、偏娱乐化的节目倒可以赚钱。大家判断的标准在哪儿？很多时候就靠收视率这个唯一的标准，收视率意味着广告，意味着赚钱。
高：我主张在评价体系上进行调整，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去对应不同的节目。将代表电视尊严的节目和其他节目剥离，才不至于陷到收视率这个怪圈里。几千个样本户就左右了中国电视收视率的状况，并影响到电视的内容生产，那么，我们的自信心在哪儿？我们自己的责任感、尊严感以及自我判断力又在哪儿？为此，我们把自己套在里面，不知道是在和谁较劲。重塑电视尊严，并不是说要把娱乐性的节目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让有尊严的更有尊严，让娱乐的更娱乐。
胡：从内容层面看，电视只有提升节目“品质”，才能重塑尊严。何谓电视节目的“品质”？笼统地说，有品质的电视节目，应该包括三个要素，即可视性、创新性、提升性。所谓可视性，简言之就是“好看”。从节目生产的角度看，优质的电视节目首先要求制作技术精湛，制作技巧娴熟，运用视听手段制造出悦人耳目的声像效果，而不是粗制滥造，糊弄观众。所谓创新性，指的是电视节目既不“克隆”他人，也不自我拷贝，而是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推动电视节目样态的完善与发展，绝不一窝蜂地盲目跟风与模仿。而提升性，则是指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应该具有文化内蕴与审美品格，好的电视节目应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思想境界。
高：现在电视荧屏的低俗化问题，是伤害电视尊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一直未能分开，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电视很难保证不去降低文化品位以求得生存，现在某些少儿频道甚至播出许多“少儿不宜”的广告。如果我们有效地区分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就能让这种状况得到改变，打造出绿色、健康的公共频道。这几年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分流的呼声一直比较高，如果能解决好，即使不能重塑电视的尊严，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
因此，我觉得这个政策应尽快出台，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这不会影响电视的市场份额。一个频道品位提高了，广告门槛就高了，一般的广告还不做，根本不用发愁没有广告，何况电视经营手段并没有被我们用够。
胡：大家觉得高品位、高端的节目老百姓不看，赚不了钱，低端的节目老百姓爱看，也容易赚钱，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于丹、易中天的节目赚钱了，很多大片如《故宫》、《大国崛起》等也赚钱了，许多主旋律电视剧也赚钱了。这些节目既保持了尊严，也赚了钱。从某种意义上讲，低端的节目就是快餐。快餐式的赚钱很容易丢掉尊严，在丢掉尊严的前提下去赚钱，是得不偿失的。
低投入、低产出、低端产品吸引大众化的、一般性的广告，现在看来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方式显然是一种自杀，走下去很危险。要重塑尊严，首先要从理念上厘清电视的角色，电视职能的剥离必不可少。国家应该考虑拿出较大的投入做保障，让电视去做一些有尊严、有品位的节目，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且从政府到社会，都对电视形成了一个印象，就是电视能挣很多钱，电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人留下“炫富”的印象，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能赚钱。也许，这反而让政府、社会形成了一个对电视行业的错误判断，就是电视不需要支持。
高：单说出版业就比电视挣的钱多，人员和成本还比电视少得多。《百家讲坛》与相关出版社合作的图书创造的价值应该是很高的。从这一点上说，出版社挣钱要比电视轻松，成本还要低，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就是一两个人，书卖得好还可以重印。社会上总是说央视很有钱，很少有人说某某出版社很有钱，电视是不是该深思？
从电视体制的角度看，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跟地方电视台尽管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线性的关系，但联系特别密切，我认为当时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构关系。如果顺着那时的结构体系发展，很可能中国电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中国电视的利益关系有三个层级：一个是中央电视台自身，第二个是各省的上星卫视，第三个是地面频道，各就其位，没有相互联系，完全割裂而且互相竞争，这种竞争趋于白热化，电视的各种利益关系趋于恶化。
胡：在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主体本身还不明晰，还没有理清内部产权结构的情况下，搞集团化只能变成翻牌公司。在集团化的旗帜下，大家都想作为一个主体去搏击市场，结果并没有形成中国电视的整体合力。大家的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基本相似，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没有剥离开来，中国电视不是健康的竞争。
在混乱的体制下大家都想做大，盲目地抢夺市场，反映在内容层面就是电视内容的同质化。这些年无论是学习国外还是自己互相模仿，电视本身的形式和内容缺乏活力与创新力。从观众的角度看，不管电视是谁办的，他只看他需要的。他需要什么？我们不妨独辟蹊径，来看传统电视做不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所应该拥有的东西，比如灵魂净化的节目，比如帮助我们把握历史真相的节目，可以激励国民精神的内容等等。
高：电视的尊严还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电视要考虑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现在电视成为商业机器后，反而损害了国家利益。用国家利益的尺度考量，谁的影响力大，谁的公信力高，党和政府就会给它更大的支持。电视在国家利益的保障上，在国家的整体需求上，是不是最值得信任、最重要的媒体，要靠电视自己去作为。
纪录片创作应有战略规划和政策扶持
从纪录片创作倾向上看，娱乐化和技术崇拜正在走向一个极端
中国纪录片应该有“大片”概念，在技术、艺术、思想上达到一定高度，内涵上做到“史诗情思”的统一
胡：接下来，我们一起谈谈近年来的纪录片创作。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纪录片乃是电视内容体系中文化含量很高的节目形态，这几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有可圈可点之处，出了不少叫好叫座的精品力作；二是高台一直是纪录片创作的实践者，新影厂又是纪录片制作的主力军；三是纪录片这一节目形态在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媒体品格上都有重要地位。你觉得从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策略应该有什么样的考虑？
高：我一直非常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纪录片的发展不一定非得建立若干个纪录片频道。为纪录片办三至五个频道，播出的节目是不是都得是纪录片，我估计这可能会出现问题。上海纪实频道播出的并不全是纪录片，仅强调内容的纪实性，其中包括一些新闻节目。我觉得办一个像国家地理频道这样的纪录片频道，的确很难，即使是国家地理频道也不是完全的纪录片频道。让一些好的纪录片进入到更多的频道中去，这其实是一种较好的发展策略。
其次，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应该有战略规划。许多纪录片并不是事先规划的，有些甚至是个人行为。这几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纪录片，比如《大国崛起》，这个片子是经济频道做的，但它的影响却是出乎自己意料的。纪录片在国际交往中对塑造国家形象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应该有一个国家整体规划，来宣传国家形象和文化。但是，有些纪录片一旦政府部门过多介入和干预之后，反而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再次，从纪录片创作倾向上看，娱乐化和技术崇拜正在走向一个极端。《故宫》、《圆明园》、《再说长江》、《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都是很优秀的纪录片，都花了大量的资金在技术上做文章。我觉得，纪录片真正震撼人心的不在影像层面，而在思想层面。
最后，现在民间的纪录片力量在成长，DV的普及使许多人获得了用镜头记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机会，一些作品表现了主流媒体不太关注的题材，用影像见证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很重要也很有价值。民间的这股创作力量很可贵，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政府如何制定规则或者通过行业协会去引导，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胡：技术崇拜和娱乐化倾向就像麻醉药一样，可以暂缓你的痛苦和生存困境，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在内容上下工夫。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内容，如何做到“内容为王”？这段时间我强调中国纪录片应该有“大片”观念，“大片”就是在技术、艺术、思想上达到一定高度的、厚重的纪录片。除了篇幅较长之外，主要是内涵上的深和厚，具体说就是“史诗情思”四个字：“史”就是片子放在历史长河中应该是有分量的，应该是见证历史和揭示历史本质的；“诗”应该是诗意的、超越的，达到一定的审美境界，给人带来充分的审美享受；“情”，以感染力和观众达成情感共鸣，最后要有“思”即思想，应该有思想深度，启迪人的哲理思考。这是所有类型的电视纪录“大片”应该达到的标准，当然，真正创作出这类“大片”需要人员、资金、机制的保障。
高：我同意你说的，现在有些纪录片缺乏思想，走向媚俗和堕落，没有尊严了。但另一方面，有尊严的纪录片，却可能因为收视率而面临生存危机，是不是那几千个样本户不喜欢呢？这说明，现在纪录片的评价标准比较单一、片面、绝对，要求纪录片承担太多的价值和意义，可能遮蔽了纪录片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我们不能够要求一部纪录片同时具备史料价值、市场价值和社会认知价值，只要这三个方面占据其中两个就很有意义了。对纪录片的各种价值要有所分离，打个比方，同样是体育运动，田赛和径赛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不同的纪录片也要有不同的要求，否则我们会一直困惑下去。
当前，我们过多地强化了纪录片的市场价值或史料价值，对社会认知价值强调得不够。第九届四川电视节的纪录片大奖颁发给了一部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纪录片《意大利医生》，这说明观照现实依然是纪录片的重心，国际评委们很公道。但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倾向于对历史题材进行一些故事化的演绎，离现实比较远，类似题材的纪录片比较多，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反而讲得比较少，这是很悲哀的。电视连自己所依靠的基本群众都忘记了，不去传递老百姓自己的声音，这是电视的悲哀，也是电视尊严的问题，是不利于纪录片健康发展的。
胡：现在电视批评几乎没有了，中国连一个电视批评的栏目也没有。建立电视批评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的电视更冷静一些。如果有很好的批评队伍和批评栏目，电视的发展可能会更好一些。
高：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很多国家设有资助纪录片创作的基金，但我们国家没有。目前国家资助文化创作的基金，用在纪录片上的不能说没有，但很少。《森林之歌》是财政部拨款的，但这只是个案。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纪录片发展专项基金，规范基金申请的招投标程序，促进纪录片创作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