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SNG将面临的或者正在面临的难点以及几个问题
第一，监管问题。中国不同于国外，没有管理媒体的专门法律——美国有电信法管理媒体，欧洲国家有专门的传媒法管理媒体——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对中国电视的主要管理手段是宣传监控。在SNG方式下，“电视新闻的把关模式从双重把关变成了一次性把关。传统的电视新闻制作流程中，如同传播学者巴斯在其‘双重行动’理论中所分析的那样，其中第一重把关行动是新闻采集，这里典型的把关人是记者；第二重把关行动是新闻编辑，典型把关人是编辑。在现场直播的情况下，两者合二为一，双重把关变成了一次性把关”。从双重把关变成一次性把关，使新闻监管的力度降低，报道的风险增加。在使用SNG时，我们如何避免宣传监控失控？如何做到宣传监控的平衡？这是我们在运用SNG进行电视实践时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媒介的伦理问题。在电视实践中，我们将会面对很多涉及暴力、色情、凶杀以及死难等主题的报道，对它们的报道可能会在电视屏幕上造成强烈的视听刺激，这可能与观众的伦理价值产生冲突，让大众不能接受或者不能容忍，从而造成一些负面效应。例如中国的法制节目，多年来在中国电视节目中一直有着较高的收视份额，但是法制节目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对色情、暴力、凶杀等内容的处理。这些内容曝光到什么程度合适？如果单纯从收视率出发，让收视率更高一些，这些内容很可能导致节目走向低俗化。在电视实践中，如果我们完全从收视率的角度出发报道一些突发事件，就会出现电视节目和公众伦理的激烈冲突。因此，在媒介的收视率和社会责任方面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
第三，在电视实践中追求时效与追求深度之间的矛盾。现在很多运用SNG进行报道的电视节目有琐碎化的倾向，导致报道平面化，缺乏深度。特别是日播节目，SNG的时效性很强，如果新闻事件一发生就采用SNG，缺乏记者对信息进行综合处理与消化的过程，观众在现场只得到了一些零碎的概念，就会导致新闻价值的大大衰减。正如有人指出的，SNG简直就是Super No Good，“因为一个新闻没有即时让民众知道的价值，就算有再昂贵的通讯设备，电视台充分利用到无以复加，新闻频道上巨细靡遗的现场转播，也是科技害人的一个范例”。考察目前电视实践中SNG的运用，笔者认为，运用SNG进行新闻报道必须在它们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一个平衡，以求得电视媒体比较健康的发展，避免因为运用SNG而“走火入魔”。
第四，主观策划与实际现场之间的矛盾。在电视实践中，面对一个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预先策划，但是，这个策划有时会和发生的实际情况不一致，从而使报道计划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矛盾。因此，预先策划必须有充分的、通盘的考虑。
第五，电视媒介自身议程设置的约束与现场情况发展不可控之间的矛盾。电视播出的时间控制是极其严格的，特别是非新闻频道，有相当多的固定栏目要按时播出，可供插播的时间不多，因此在非新闻频道中利用SNG做节目有一定的难度。
第六，现场控制和演播室控制之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运用SNG进行现场直播时，现场报道失控的可能性会增大，演播室和现场怎么去协调，特别是信息和言论如何协调，现场报道和公众评论如何协调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怎么样看待SNG未来的发展
第一，重大选题策划和日常化节目的关系需要调节。电视新闻报道的日常化是一个趋势，日常化中凸显重大的选题策划也是非常重要的。令笔者担心的是，在日常化的旗帜下，电视媒体可能会把SNG用于大量的日常性报道，导致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做比较重大的选题。如果SNG要有权威性，要受到广泛的关注，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必须想办法在一年当中有重大的选题。如果只是满足于日常化，毫无疑问，SNG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将会被削弱。
第二，运用SNG进行电视实践的规范化和多元化探索。SNG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必须建构符合SNG特点的规范。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对境外媒体运用SNG的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电视传媒的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创新，建构本土化的、符合SNG特点的规范。SNG的直播系统分为两个，一是现场系统，一是演播室系统。现场系统有记者元素、拍摄元素和采访评论元素；演播室系统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背景材料的支持。在具体实践中，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多做探索，例如在SNG设备上，是租用，还是购买？是追求高档化，还是量力而行？是依托通信信息系统，还是电视系统另起炉灶？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解决和完善。
第三，如何处理好打造独立品牌和加强区域合作的关系。笔者对SNG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在于，通过SNG，强势频道和强势品牌节目以及区域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构建？就这个问题而言，中国电视中的省级卫视、央视和地方台确实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优势互补，也有利益一致的方面，这是一个可以开展合作的良好基础。通过这种合作，各地的强势电视媒体就可能在建造区域品牌、进行区域品牌合作方面开创出一个很好的路子，从而促进媒体的发展和资源的整合。
第四，通过SNG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促进电视媒体和其他媒体合作的问题。这里的合作包括跟广播以及平面媒体的合作，SNG可以使电视媒体在与其他媒体的合作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而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媒介品质。
第五，SNG技术手段日益丰富和技术操作日益简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SNG在技术手段上可能越来越丰富和细腻，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可能越来越简单，设备可能越来越便携。这些因素对于日常节目的制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我们在实际使用中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第六，在SNG的实际使用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笔者经常说的那句话，即“内容为王”。对于SNG来说，什么样的内容可以为王？运用SNG进行报道的内容维持什么样的标准才能为王？在目前我们可以选择的空间里，除了民生的、社会性的内容之外，似乎空间不多。但是，我们将来选择的趋势可能是向硬性、重要性、重大性、突发性方向发展，这样做也许很难，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是如果最终要提升电视的关注度、影响力以及电视对公众的吸引力，就必须在贴近受众和贴近生活的同时，还要想办法使新闻的选题和内容越来越硬化，让更重要、更重大的选题和内容进入我们的视野。如果电视媒体一年没有几次使用SNG系统传播重大内容的记录，使用SNG进行报道可能就会陷入为形式而形式的泥潭之中。
（本文与顾亚奇合作，发表于《今传媒》2005年12月下半月刊）
人文纪录片的“热”和“冷”
2006年七八月间，中央一套和四套分别在黄金时间隆重推出了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引发了不少专业人士和万千电视观众对此类人文纪录片的热烈关注。这部大型电视纪录片连同2005年岁末推出的《故宫》、《新丝绸之路》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股电视荧屏上人文纪录片创作与制作的热潮。这样的热潮似乎已有多年未曾出现，因为人们很久没有在电视荧屏上观赏到如此规模和品质的人文纪录片了。
回首中国电视人文纪录片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曾经涌动过两次大的热潮。一次热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丝绸之路》开启，到《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达到高潮，其中《话说长江》创造了高达40％的收视奇迹。这次人文纪录片创作和播出的热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的《河殇》和《让历史告诉未来》。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望长城》的播出又开启了中国人文纪录片的第二次热潮。《望长城》以其同期声、长镜头等纪实创作手法引发了90年代纪实主义的创作潮流。这股热潮一直蔓延到此后的《毛泽东》、《邓小平》、《香港沧桑》等大片的推出。90年代后期至今十年间，中国社会进入全面的转型期，电视媒体也日益向着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向迈进，电视内容生产的运作载体从节目延伸到栏目，再延伸到频道，特别是节目播出的栏目化和频道制的逐渐确立，使得这类规模宏大、制作周期较长、投入成本较高的人文纪录片在创作、制作上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处境，不论是电视媒体的成本核算，播出平台的安排，还是创作队伍的储备……这些都是人文纪录片的发育和生长所要面临的难题；而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选择和观众对电视日益娱乐化的审美心态，更使得这类大片的生存环境、收视环境不容乐观。在这种大气候背景下，从《故宫》到《再说长江》的隆重推出，可以说掀起了人文纪录片创作的又一次热潮。这次热潮和前两次相比，其意义和价值同样不可低估，因为它为今天和未来人文纪录片的生存发展带来的启示或许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从《再说长江》等的热播，我们似乎需要对一个命题作更深入的探讨，那就是人文纪录片到底拥有怎样的价值？为什么它的生存状态和现实遭遇会忽“热”忽“冷”？在我看来，人文纪录片的价值或功能应当是多方面的。
第一，它可以记录一个时代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最有概括力的真实影像。今天的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常常会在人文纪录片的影像记录中获得最真实、最有价值的影像阐释，这显然是它最基本的功能。
第二，在知识传播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人文纪录片本身追求丰富和密集的知识含量、科学和充足的学术含量。在影像传播知识、传播文化、传播科学的能力上，此类人文纪录片显然高出一般的专题、纪录节目。
第三，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人文纪录片由于规模宏大，因此常常需要担当宣传、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职责。与一般的娱乐节目不同，人文纪录片在主流价值的推广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因此，它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做好引导主流价值的工作。
第四，与社会精英结合。电视作为大众传媒，更多地趋向于追求大众文化价值的呈现。而社会精英与电视的结合常常会欠缺一个合适的平台，电视媒体精英文化价值的提升也同样需要一个特殊的渠道和途径，因此这种有较高文化含量、知识含量、学术含量的人文纪录片就常常可以成为社会精英与电视媒体结合的最好平台和途径。
第五，有利于承载电视艺术和技术的创新。每次人文纪录片的大规模投入、生产与热播都常常意味着电视艺术与技术的一次创新。当年的《话说长江》第一次引入了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叙述方式；第一次推出专题片节目中的主持人（陈铎、虹云）；第一次边拍摄边制作，边征集该节目的主题词和主题曲，推出了流传至今的《长江之歌》。《望长城》的创作与播出使得同期声、长镜头的纪实手法迅速普及，这种从主题先行变化到主题后行，从记录结果到记录过程，从情节关注到细节关注，从封闭式叙事到开放式叙事的纪实主义原则和思想，对中国电视的创作影响巨大。而去年的《故宫》对于封闭式空间对象的创造性记录，如动画、真实再现的引入，《再说长江》使用大规模、高清晰的设备进行航拍等，都是目前中国电视艺术和技术结合的最新探索与尝试。人文纪录片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对于提高电视艺术的创作、制作能力，培养高水准的电视创作、制作团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六，创造具有时代审美价值的标本。人文纪录片正是由于其规模宏大、创新迭出，并吸纳和积淀了较为丰富的知识、思想、文化和科学的成果，常常成为一个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审美文本。这些对提高电视内容的审美价值，引领电视观众的审美取向都有着标本性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文纪录片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种种难题。一方面，电视主流媒体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对于此类社会效益较高、市场效益却有高风险的节目在投入上会是相当谨慎而保守的；另一方面，电视观众日益娱乐化的收视心态使此类需要相对凝神关注、静思默想的电视节目很难得到收视聚焦；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创作团队的组织、培育和管理，创作和制作此类人文纪录片对参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既需要他们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人文素质，又需要他们有掌握最前沿的电视艺术与技术的能力，而符合这种要求的人员和团队是相当稀缺的；还有，人文纪录片的创作目前普遍偏重于“高、大、新、深”，也就是定位高、规模大、语言新、思想深，这与普通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低、小、热、浅”的日常化要求是有明显反差的，如何能够做到既保证人文纪录片的大规模、高质量、创新力和深度，同时又能够使普通观众喜闻乐见，便于接受，这同样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正因为如此，主流电视媒体、观众在投入和收视期待上对人文纪录片也多少抱有“冷”的态度。
比较精英的知识界、文化界以及有追求的电视人，常常对人文纪录片带有足够的热情和热衷；而客观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收视状态又使得人文纪录片常常遭到冷遇。如何在这个“热”与“冷”的局面下寻求一个平衡，这是中国的人文电视纪录片在将来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命题。
（本文发表于《广告大观》（娱介版）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