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近年的裁判一方面承认受害的事实，另一方面又以两国协定为理由来不断斥退原告的要求。但是，2008年4月，在中国受害者对三井矿山、三菱原材料要求损害赔偿的强行绑架福冈诉讼第2次控诉审中，福冈高裁表达了“强行绑架是国策，受害者蒙受了很大的痛苦”这一认识，劝告中国受害者与日本国家、企业进行“和解”。在事实上，这种“和解”劝告是日本司法在一边回避受害者的要求，一边督促当事者解决，这是不能无条件地令人信服的，但是作为受害者救济的一环，这种动向可以受到一定的评价。
还有，日本政府对被动员于战争又在战后被遣返的人、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人、已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怠慢了补偿措施。作为其中一例，介绍一下我参与的一个市民运动的成果。2006年4月，市民团体“要求全面公开日韩会谈文书会”，要求外务省公开有关日韩国交正常化交涉的所有公文书，结果，外务省决定到2008年5月为止公开约6万页的外交文书。在要求公开的当初，我曾预想日本政府只会对支付给韩国人的金额、要韩国政府放弃对日请求权的理由等内容拒绝公开。但是，当我实际看到决定公开的文书时，发现日本的在外资产额也在不公开的对象中。这个事实意味着，日本政府对太平洋战争战败后的所有遣返者的财产没有作充分的补偿。可以认为，日本政府除了害怕正在进行中的日韩国交正常化交涉蒙受不利以外，还担心一旦公开在外资产额，在日本国内就会出现主张归还在外资产的个人和企业，所以拒绝公开这些文书。
通过考察以上事实，可以说过去作为侵略者的“遣返者”与被侵略的朝鲜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形成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的。当然，作为统治者或侵略者的日本人与作为被统治或被侵略者的朝鲜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之间，立场上有很大区别。其受害程度不可同等而论。但是在今日的状况下，为了克服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构建东亚的和平秩序，那些被国家权力蹂躏了人权的人们追求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国家、人权、和平到底是什么？为了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为了克服日本的殖民主义和追求东亚人民的新社会，我们现在应该从那些“受害者”的角度来摸索东亚人民的合作了。
（区建英 译）
东学与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史革新
中日两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亚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古代时期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输出相比日本多一些；日本主要通过学习、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到近代，中日两国都曾经共同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开化”较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得不向日本学习。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戏剧性地发生了逆转。
到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把侵略的触角伸向处于闭关状态的中国和日本，促使两国朝野人士反思应对之策。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旨在学习西洋“长技”的改革运动，在中国被称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叫“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搞的是片面性的近代化改革，因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清政府企图通过这样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落了空。而日本明治维新则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比较认真地实行学习西方的近代化改革。经过几十年的“维新”改革，日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日本维新派“使日本成为军力强大、商业昌隆的大国”的梦想得以实现。面对日本发生的深刻变化，多数国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都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其他志士仁人痛定思痛，对中国战败的原因、国家今后的出路进行深刻检讨，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与日本发生的变化。他们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关键在于它实行了比较认真的学习西方的社会改革——明治维新，走上了真正的富国强兵之路，值得中国借鉴。康有为在变法高潮中把自己写成的《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帝，企望统治者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实行真正的变法改革。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维新派学习外国的眼界得到新的开拓，不仅要学习欧美，而且还要效法日本，一个学习、研究日本的热潮在中国知识阶层里开始涌动。
其时，中国学习日本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聘请日本顾问；二是派遣留日学生；三是翻译日本书籍。
1.聘请日本顾问
自1898年起，日本顾问陆续来到中国，先是受聘于两湖、两江，后受聘于直隶、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大多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帮助清政府训练新军。初时，来华的日本顾问为数不多，如1901年仅有26人，但到“新政”开展起来后的1908年，人数骤增为550人，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2.派遣留日学生
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学界通常把此举视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学子成群结队，赴海外留学。留学生的走向，以东邻日本为最多，到1905年前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形成赴日留学高潮。
3.翻译日本书籍
翻译日文书籍是近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介绍，也是西学东渐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国人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几乎全部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涌现出的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类的出版物，意在借鉴日本学西方成功的经验。广大爱国的留日学生首先成为从东洋转贩西学、向国人输入东学的中坚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组织了许多翻译出版团体，国内的官办、民营出版机构，数量多达95家。当时的中国人学习日本的热情高涨，日文译作数量激增，后来居上，以至超过译自欧美各国的书籍。据《译书经眼录》统计，在533种译书中，译自日本的竟达321种之多，占总数的60％强，比译自英、美、法、德、俄等国的译书总和还要多，包括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部分科目，极大地丰富了西学东渐的内容。
在晚清，西学东渐经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中日甲午战前的西方自然科学传播阶段和甲午战后西学全面传播的阶段。汉译日籍的大规模出版、流行，正是西学在华传播第二阶段中的精彩一幕。由于大量汉译日籍的输入，使此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形势和特点。归纳起来，甲午战后西学在华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传播的西学内容丰富、学科齐全、数量庞大。
其二，日本成为西学引进的又一重要来源。
其三，经过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政治斗争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
在中日甲午战后数年间，因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激励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畏艰辛，勇敢探索，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文化，以较短的时间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引进的片面性、被动性，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积极而全面的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当然，引进的外来文化并非全是佳禾，其中不乏莠苗。国人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其精华，往往是兼收并蓄，利弊相形。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交往中，才能取长补短，获得继续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提高对外来文化的识别能力。甲午战后国人对于东学的关注与输入证明了这一点。
评议
孙燕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前面两个小时里，我们听了越智敏夫教授的“殖民主义思想与近代东亚”、吉泽文寿教授的“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台湾·朝鲜·中国大陆”、王开玺教授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中国外交体制的嬗变”、史革新教授的“东学与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4个报告，给我的总体印象有以下几点：
1.中日两国学者的治学态度是学术的、严谨的。
越智教授这样客观地评价日本的近代化：“其不幸在于自认为是模仿西欧的优等生，日本政府认为，获得殖民地正是本国近代化的重要指标。侵略亚洲是近代化的同义词。”吉泽教授讨论了日本在殖民统治中的“暴力装置”，客观讨论了日本政府对战争赔款和对日军及家属抚恤金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等。史革新教授则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经验对中国的重大影响。王开玺教授分析了中西文化冲突之下的中国外交体制的变化。这些都反映了两校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学术的良好学风。
2.日本学者发言反映出来的视野是“世界的”或者说是“全球化的”，而中国学者更关注于中日两国之间，或者是自我变化方面。
越智教授报告中从欧洲民族国家（他称作“国民国家”）的形成、对日本的影响，讨论日本近代殖民主义思想对东亚的侵略作用；描述的是世界→亚洲的日本→东亚；吉泽教授也是从日本殖民统治对东亚三个地区的影响来提出问题的。王开玺教授报告的角度是中国外交体制在中西文化冲突下的变化，重点考察的是中国内部制度性变化；而史革新教授是从中日文化交流“流向的变化”来考察中日关系的。从报告的视点看，日方学者显得更宏观。
3.中国教授的学术视角是“史学的”，日本教授的学术背景多偏重于“国际关系学”、“哲学”与“政治学”。
日方学者在发言中涉及了近代化类型、殖民主义、国民国家（中国学者习惯称之为“民族国家”）、国民意识、西方冲击以及东亚关系等话题；中方学者多侧重于中日关系和中西文化冲突下中国体制性变化。不过，吉泽教授特别重视“以史料说话”，不仅表现了史学视野，而且对史料文献投以相当多的关注，这与中国学者的治学态度一致。
4.日本近代化源自西方，因而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主要依据西方；而中国近代化有很大程度学自日本，因而，现代化经验也多依据日本。
越智教授的报告和史革新教授的报告各自表现了这样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