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
张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回答杨共乐教授的提问：“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在思想内涵方面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在思想内涵方面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中日儒学均以孔子之说为归依，以五经四书为经典，倡导仁义德治，重视礼乐文明，强调和谐精神等，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中的“以和为贵”、“以礼为本”就是突出的例证。当然，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并实现本土化、民族化之后，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显示出自己的思想魅力。例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强烈的包容意识和会通精神，但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是不断展开论辩，争做正统。而日本儒学基本上能做到各种思想流派共存，儒学也能与佛教及日本固有的神祗（神道）和谐共处。又如，中国儒学一般注重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往往鄙视事功，脱离现实，日本儒学则偏重于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提倡“有用之学”，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功效。像涩泽荣一认为“《论语》和算盘是一致的”，强调儒家道德要与企业文化、企业经营结合起来。另外，儒家倡导的和谐与忠诚，也常常被日本企业当作口号或座右铭，而这无疑有助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凡此种种，都是值得中国儒学和儒学研究者认真思考和学习的。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儒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潜流。总体上看，其主流思想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带有很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与近代化相冲突的部分。不过，儒学中还含有一些限制绝对专制主义的东西，含有一些恒常之道，如《尚书》、《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等。对于这些支流、潜流中的思想学说，如果能加以合理的解释和利用，他们与近代化不仅不相冲突，甚至可能还会有助于近代化。比如，孙中山曾经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道德，他解释说，过去人们讲忠，是忠于皇帝，那是愚忠，现在要变为对国家的忠诚。显然，经这样阐释后的儒家道德，与近代化并不相悖。
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回答杨共乐教授的提问：“用几个关键词，将所演讲的内容加以概括和总结。”
关于我所作报告的内容，我想从三个方面，用四个词加以概括和总结。
第一个方面，我用两个关键词：“文化传播者”、“中介者”。我刚才在报告中提到，回族是在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回族是外来的民族成分与中国国内的民族成分在长期的发展中相互融合而成。作为一个穆斯林群体，回族在中华大地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也传播源自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等科技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第二个方面，借用文献中的词汇“守教不替”来概括。伊斯兰教对于回族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回族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虽然散居各地，但都始终坚守伊斯兰的宗教信仰，教义、教法不变，保持着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伊斯兰教对回族有重要的意义，回族学者白寿彝教授曾经指出：“对于回族来说，伊斯兰教是这个民族的一种民族形式。”
第三个方面，我用“以儒诠经”。回族是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它需要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明清时代回族学者汉文译著活动中的“以儒诠经”，体现出伊斯兰与儒家思想文化的交融，也促进了伊斯兰的中国化，使回族文化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自由讨论
越智敏夫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授
我是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越智。这里是研讨会，从研讨会的性质来讲，还是认真地交换一下意见比较好。请允许我提个问题，也许包含着一些批判的评论。首先是对张涛先生和张昭军先生关于儒教报告的意见，想请教一下关于基本上强调“忠孝”、“和”的儒教的政治性。如果儒教精神强调这样一种特性，那么，是否基本上就是拥护权力的呢？比如，像圣德太子那种掌握权力的人讲尊重“和”，或会社社长强调“忠孝”，这一切简单地可以说，就是不要逆上，下面的人要服从上面的人。把这种服从政治命令用“和”的精神来表达是会产生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拥护权力的想法，而不是从权力外部来批判权力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说，这样一种精神历史上在东亚地区已经扩散。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政治社会的形态虽然是非常复杂和富有动态的，但是儒教作为基本上拥护权力的思想，持续2500年在非常广大的范围得到了共有。在以上认识的前提下，我想请教儒教中拥护权力以外的观点。因为我想，在儒教里应该也具有批判权力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得到评价？即使有也在各种方式下被埋没了。但是，批判权力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请问，儒教一直是如何批判权力的？或者粗略地说，儒教能够成为人民思想的契机吗？关于这种可能性，请张涛先生和张昭军先生回答。
（区建英 译）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儒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潜流。总体上看，其主流思想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带有很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与近代化相冲突的部分。不过，儒学中还含有一些限制绝对专制主义的东西，含有一些恒常之道，如《尚书》、《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等。对于这些支流、潜流中的思想学说，如果能加以合理的解释和利用，它们与近代化不仅不相冲突，甚至可能还会有助于近代化。比如，孙中山曾经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道德，他解释说，过去人们讲忠，是忠于皇帝，那是愚忠，现在要变为对国家的忠诚。显然，经这样阐释后的儒家道德，与近代化并不相悖。
平山征夫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校长
与其说我是提问，不如说我是提出一个问题。新文化输入时会产生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过去佛教进入日本，就出现了佛教与日本传统宗教——神道的冲突。而且那时儒教已经进入日本，于是就有了神道的“神”和佛教的“佛”、儒教的“儒”，被称为“神、佛、儒”。圣德太子除了制定《宪法17条》，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这三种文化“习合”（折衷调和）起来，使人们能随意选择宗教。在中国也一样，中国没有神道，但有道教。中国比日本更早就有“道、佛、儒的习合”。佛教输入的时候，也就是一种新的思想进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与既存思想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斗争呢？日本正是学习了中国受容异文化的“习合”方法，进行了“神、佛、儒”在日本的“习合”。
按照刚才越智先生的提问，日本并没有全部模仿中国文化，其中不合适日本、从而没有引进的重要文化之一，就是对权力的思考方法。在中国的传统里，当今的皇帝如果比自己能力低，自己应取而代之，这是可以的。但在日本有天皇制，这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传统中，形成了只有幕府能进行交替的机制。只是幕府作为受命于天皇委任的权力者进行权力交替，而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中的庶民没有变化，这种制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因此，我的问题是，中日两国在宗教的“习合”上，儒教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日本在“神、佛、儒”中，特别产生了冲突的是神道与佛教，而儒教并没有产生什么问题。我想在中国也主要是道教与佛教发生了冲突，而儒教没有成为大的冲突对象。以后过了很久，基督教进入的时候就不同了。佛教传入时因为给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文明，为了进步和发展，圣德太子不得不引进佛教，他做出了必须引进佛教的判断。但是基督教太过激烈，如果引进之，会对日本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对统治者不利，所以要禁止基督教。这与不禁止佛教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
回顾这一历史事实，可见新文化流入之时，与传统文化之间会产生各种课题和各种冲突。我所提问的是，在折衷调和三个不同思想的时候，中国的“习合”与日本的“习合”里，儒教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我对此很感兴趣。如有机会，希望一定请教。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区建英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