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朝鲜三国时期由中国传入，经过数百年，发展到高丽王朝时期，进入一个昌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高丽乃至世界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典籍《高丽藏》，作为古朝鲜半岛出版的一部汉文大藏经，《高丽藏》不仅收集了汉译的印度佛经、中国高僧撰写的佛经论著，而且还集录了许多本土僧人的佛教撰述，反映了高丽民众对汉字以及中国佛教文化的普遍认知。所以，《高丽藏》又不是中国版大藏经的简单翻版，而是经过了朝鲜民族自己的创造、加工和补充。
早在朝鲜三国时期，道教就已有了一定规模的传播。在南北朝时代后期，新罗开始与中国有了较为频繁的接触，中国道教思想传入。576年，花郎教形成。而花郎教精神的“玄妙之道”，就出自《老子》第一章，具有明显的道家色彩。624年，朝鲜已有许多人信奉五斗米道。唐高祖听说此事后，曾送道士和道教经典到朝鲜。第二年，朝鲜的遣唐使前往中国，不但求学佛法，而且学习道教。当时高句丽宰相苏文曾主张三教互补，共扶社稷。后来的高丽王朝，历代君主都非常崇信道教，甚至不惜糜费国家财政，在全国各地建立道观，频繁举行斋醮仪式，从而使道教成为国家宗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1110年，宋徽宗向高丽王朝派遣两名道士教授高丽道士仪式和教理。高丽的福源观建成后，众人散布周围，坐而听道。中国道士亲睹这一盛大场面，发出了“前此国俗，未闻虚静之教，今则人人咸知归仰云”的感叹。明朝建立之初，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朝天宫道士徐师昊到高丽，竖立碑石，祭祀山川。虽然此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宣威示恩，但还是受到了高丽王朝的的高度重视。当然，对于中国道教，高丽并没有全盘移奉，而是有所创造。文宗王时期建造“八圣堂”，其祭祀的“八仙”就已不是中国的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而是高丽的护国白头岳太白仙人、龙围岳六通尊者、月城天仙、驹丽平壤仙人、驹丽木觅仙人、松岳震主居士、甄城岳神人、头岳天女。
三
我们也必须看到，输入日本、朝鲜半岛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经历了不断地吸收、更生、创新的过程，推动了各自文明长足进步的同时，又从各个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给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日本在认真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向中国进行反向输出，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日益显著。除了向中国输出大量的手工器物，日本还保存了许多中国散佚的典籍，其中就有不少非常珍贵的佛教文献。五代十国后期，吴越王钱俶读《永嘉集》不明之处甚多，问疑于天台僧义寂，而义寂则告以散佚海外，于是钱俶遣使赴日，重金求购佚籍。在钱俶之后，宋代的知礼、源清、遵式等天台高僧，也屡屡托求日僧抄录阙经。983年，日本东大寺高僧入宋，向宋太宗奉献中国珍籍《孝经郑氏注》一卷及《越王贞孝经新义》第十五卷，朝野上下为之轰动。欧阳修对日僧此举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朝鲜的高丽王朝更是重视搜集、翻刻中国典籍，在其收藏的书籍中，有许多就是中国早已散佚的古书或异本。高丽有时还把有关书籍作为“礼品”回赠中国。例如，959年，高丽光宗遣使后周，送来《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雄图》三卷。其后，高丽使臣又先后来献《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以及足本《说苑》等珍本。
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唐宋时期，日本、朝鲜不但向中国派出了大量的留学僧，同时有不少的高僧来华讲法。中国佛教在影响日本和朝鲜半岛佛教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佛教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宋代天台高僧托求日僧寻找散佚的佛教经典，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天台宗在宋代一度复兴，而天台宗的复兴，高丽佛教也功不可没，对中国佛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中国经过唐武宗的会昌灭佛运动和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佛教典籍散佚甚多。935年，四明僧人子麟前往高丽和日本等地传授天台宗，尤其是在高丽收获颇丰，搜求了大量典籍。960年，高丽王朝特派谛观携佛典来中国。谛观来中国十年后，卒于天台山。其著作《天台四教仪》，成为中国佛学界的重要著述。与谛观同时的高丽人宝云尊者义通，早年来到中国，拜义寂为师，成为天台教观的集大成者，并成为中国天台宗第16世祖。需要提及的是，不惟天台宗，华严宗在宋代也曾一度繁荣，这也和华严宗经典从高丽王朝的回流是分不开的。
散佚于日本、朝鲜半岛的中国古籍的回流，使得中国思想文化的不少珍贵遗产能够失而复得，具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天台宗、华严宗在宋代曾一度复兴，从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相关佚散典籍从日、朝的大量回归以及中日、中朝高僧间的交往。可见，在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中，本土文化只有对外来文化采取“吸纳——融合——反馈”的模式，才能彰显其魅力。中国如此，日本、朝鲜半岛亦是如此。
四
如果说在上述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东亚其他文化区域保持一种明显优越的话，那也主要是局限在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圈内。而开启于明朝万历年间，以耶稣教士利玛窦来华为标志的又一次中外文化大交汇，则对一向以优容礼遇示人的中国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毋庸讳言，耶稣教士来华是肩负着罗马教廷在东方实行宗教殖民使命的。但利玛窦主张，应该通过谈论儒家之道来传播天主教义，并竭力论证天主教义与儒家之道本是不谋而合的。例如，利玛窦曾对万历皇帝说：上帝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天帝已经启示过孔丘、孟轲和古代的许多君王；他们耶稣教士来华并不是否定中国的圣经贤传，只是为其提供一些补充而已。因此，为了“不使中国人感觉到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来华的耶稣教士确立了学术文化先行的方针，即通过介绍欧洲的哲学、艺术、科学等，来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以期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对此，明代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皈依了天主教，却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传自西方而本土稀缺的科技文化方面。徐光启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多所未闻”，在学习中时时感到“得所未有”的“心乐意满”。即使在面对保守派的驳难、攻讦，他也始终强调“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不仅如此，徐光启等开明人士还积极协助利玛窦等人，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著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文明成果加以“调试”、“会通”，使得当时中国的天文、地理、数学、理化等领域面貌为之一新，较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不能不说，耶稣教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远比宗教意义广泛的欧洲文明成果，客观上促进了中欧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在与欧洲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也不断地迸发出智慧之光，对17至18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华的耶稣教士的使命是双重的。他们大都能够阅读中国儒家经典，了解中国思想文化，同时又翻译了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中庸》等，并写书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正是由于耶稣教士的翻译和介绍，才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更快、更广泛地传向了近代的欧洲。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以后，萌生于英国、继起于德国的启蒙运动，在法国得到了最为经典的表现，并得以更为迅速、广泛地展开。然而，启蒙运动本身的发展是需要以欧洲的传统思想作为积淀的。既有的欧洲中世纪的思想传统和宗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满足启蒙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所以来自异域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成为一些启蒙思想家汲取精神滋养的一个重要来源。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法国的伏尔泰认为，在清除现存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应该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儒教正是这种“理性宗教”的绝佳范例。而伏尔泰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崇拜，又是同对孔子的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伏尔泰特别推崇孔子的“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思想主张，认为基督只能是禁人作恶，而孔子却劝人行善，因此孔子胜过基督。“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十分明显，伏尔泰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论述有一个预设拔高的基本前提，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评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价值，将其放在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历史和文明的首位。尽管如此，这种对异域文化的态度超越了西方的狭隘眼界和偏见，在当时的欧洲难能可贵。
而且，英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也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可以作为英国自然神论者的思想资料。例如，有的启蒙学者常常直接引用中国的经典来谈论《圣经》。18世纪早期的自然神论者马修·廷德尔，则将耶稣、圣保罗与孔子三者的言行相比较，最终得出了中国孔子的话比耶稣和圣保罗的话更加合理的结论。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欧洲思想所表述的中国文化大都是通过传教士带回的著述和书信了解到的，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
纵观汉唐以来两次中西大交汇的历史，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碰撞中，东亚文化与欧洲文化各自展现了独特的价值。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思想的瑰宝，都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藉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有生命力的思想文化形态，都适应了时代和自身的要求，在保持自我、自信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他文化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从而在交流中汲取充足的滋养，才得以不断的丰富、发展、壮大。
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周易》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这也充分说明，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采取融合、“会通”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辉煌历程，东亚文化、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会通”所表现出来的特殊魅力，就是突出的例证。殊途同归，会通天下，应当成为全人类文化交流所共同信守的基本理念。
步入21世纪，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亚文化，必须不断反省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进一步珍视和维护自身文化的基本价值。东亚文化只有将内部共同体认的思想文化精髓作为亚欧文化交流的重要精神纽带，才能充分借鉴欧洲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复兴和可持续发展。其间，东亚文化也会不可避免地与欧洲文化有所冲突，有所碰撞。但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复兴绝不意味着另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多样性的，其发展方向和模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千秋，不应唯我独尊，固步自封，只有本着《中庸》倡言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包容精神、和谐之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方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东亚文化与欧洲文化的互利双赢。
（作者简介：张涛，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族与中亚、西亚文化的关系
王东平
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伊斯兰教兴起后，中亚和西亚逐渐成为伊斯兰文化区，穆斯林的活动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联系起来。回族是在伊斯兰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对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的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关于回族族源，学术界曾经有过不同的认识，主流的观点认为“回回民族形成是外来成分和国内成分融合发展的结果”。回族族源中的外来民族成分是指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就有穆斯林从海路来到中国。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这句著名的圣训（hadith）鼓励穆斯林们前往遥远的东方。唐宋时期在中国海外贸易发达的城市，如东南沿海的广州、杭州、泉州等地，生活着“蕃商”、“蕃客”的群体，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穆斯林商人。这些穆斯林留居中国，与当地人通婚生子，购置田宅，逐渐土著化。唐宋时期在华定居的穆斯林及其后裔被认为是回族的先民。
回族的主要来源是蒙元时代东来的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献中将他们称为“回回”。随着蒙古人征服中原地区，灭亡南宋，穆斯林开始遍布中国各地，如文献中所言“元时回回遍天下”，“皆以中原为家”。“回教当时为西域文化之盟主”，蒙古人西征后穆斯林被签发东来，“西域人之文化结晶宗教信仰亦随其西征之胜利而携归。”元代出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普遍传布的局面。
入明以后继续有周边地区的穆斯林不断移居中原汉地。由于明政府的积极招徕，大批蒙古、女真、西域回回前来归附。《明实录》中记载了大量边疆少数民族内附的事例，而穆斯林（回回）成为移民潮流中的重要部分。曾有学者认为明代回回人口流动的特点是“由东南向西南”，但也有学者根据明代的文献资料分析指出，明代回回的迁移方向同元代一样，仍然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主要是从西域伊斯兰世界东向中原内地的迁徙，来源地遍布当时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些回族文献显示他们的先祖是明代来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