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文学批评，一方面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桥梁，帮助读者认识作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感性的批评上升为理性的认知，形成文学理论，对创作进行适时的调整，引导文学发展动向。文学研究会的批评标准更偏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价值，提倡文学要反映社会人生，将社会思考和人生探索视为文学必备的内容。这反映了文学研究会以文学进行文化思想启蒙的初衷。
社会思想意识就是这样借助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和作家进行着有效的控制和规范，社会功能价值成为衡量作品价值最有力的权力话语。这种社会意识以文学批评介入文学秩序的方法，及社会功能价值至上的批评标准都对日后的文学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三十年代末关于“暴露与讽刺”的评论，四十年代关于话剧《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的评论，都是社会（政治）意识借助文学批评参与设计文学价值，确立文学秩序的典型例子，都超越了纯文学立场，包含着更多的社会政治的动机。这种批评制度的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
二、茅盾与文学批评体制
当我们在讨论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如何参与作品和理论的规范的时候，往往容易流于空泛，因此需要落实在一位批评家身上，具体分析文学批评如何介入文学秩序。茅盾是一个适宜的选择，无论是批评成就还是社会影响，他都是现代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不仅在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偏重社会功利性的批评理路，为社会—历史批评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对文学现象作阶级分析，形成了‘作家论’的批评文体，对左翼批评乃至整个现代文学中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建设都有典型性的意义”。
茅盾的批评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影响了我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形成和文学作家的生长，规范了文学创作，对确立现代文学新秩序有过独特的贡献。
茅盾写过很多作家作品论和文艺思潮论，涉及很多作家。
如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叶圣陶、臧克家、王统照、吴组缃、夏衍、周作人、康白情、田间、罗烽、曹禺、老舍、萧红、赵树理等。
茅盾撰写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意在鼓励、规范创作与把握文学发展的时代潮流。虽然他的文学批评不是全部都对后世文学发展发挥着导向作用，但是，毋庸置疑，他的很多批评方法及批评结果在今天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文学思维，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文学史的结论。
作家论是茅盾文学批评中的独特景观，是其文艺批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意义的完整的作家论有七篇：《鲁迅论》、《王鲁彦论》、《女作家丁玲》、《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落华生论》等，此外的一些类似的作品，因为写作时间关系，这里不再论及。
茅盾在选择批评客体时，有意选择五四以来的作家创作，目的在于对新文学发展进行总结，寻找新文学更切实的发展道路。
选择鲁迅作为第一个考察对象的意图非常明显：对于这位现代文学开山鼻祖的研究无疑可以确立新文学最基本的立足点。当时的茅盾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带来的压抑情绪之中，这种研究不仅可以适当转移他的情绪，而且能够深化对自我和社会的双重思考，使他从文学与政治两个领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进行审视。除鲁迅之外，对其他六位作家的选择也基本服务于这种目的。
作为人生派代表作家，王鲁彦较好地体现了新文学开创期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丁玲虽然起步较晚，但贡献较大，而且能够集中体现出左翼文学发生发展过程。通过她的变化，可以看到蒋光慈、洪灵菲等“革命文学”作家以及“革命＋恋爱”模式的演变。在对徐志摩的评论中，虽然他早年就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但茅盾对他的论述中反复提及的却是“英美自由主义者”，显然，是用他代表了胡适、梁实秋等一类人。作为新文学开创期的代表作家，庐隐的早逝使其创作发展历程带有了象征意义——代表了五四落潮期那些最终未能走出个人情感天地的文学青年。
而冰心则代表着五四落潮期的另一类作家倾向：在爱与美的咏叹中，追求心灵的超然与宁静。与这种超脱相比，落华生的佛教意识则使茅盾看到了人生派作家的另一面，这与他希望多角度探讨人生的目的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他更多的赞誉。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茅盾的作家论基本上围绕于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人生派作家的创作上，他将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总结盘亘于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中，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他心目中，由文学研究会开创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发展的主流，而对于徐志摩创作的总结也正从另一个角度论证着这个观念。
透过这种批评实践，茅盾不仅要梳理、总结新文学的发展，而且试图确立一种方向，以使文学发展更适合于自己理想的状态和样式。当然，这种理想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而且是属于文学研究会群体的。通过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确立，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剖析和总结，最终实现对未来文学发展方向的导引，这是文学研究会群体的文学批评理想，茅盾，正是他们最有力的实践者。他的作家论很长时间内都是非常成功的批评文本，很多结论都成为文学史的定论，由他所确立的一系列文学批评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借助文学批评介入文学秩序的做法也成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种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的创作有一个从注重艺术性到注重政治性的变化过程，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也有相应的体现；从艺术性走向政治性，从宽容走向苛刻，从细腻感受走向理性思维。他的这种批评理念的变化，不仅标志着其个人的逐步成熟，还体现着文学研究会文学批评发展走向，更代表着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
在早期的《鲁迅论》、《王鲁彦论》中，他对作家笔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时期的心理变化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对作家的评价也是印象感想式的，更个人化：
或者有人要不满意于作者之缺乏积极的精神和中心思想。这个缺陷，自然是显然的，但我以为正亦不足为病。文艺本来是多方面的，只要是作者忠实于他的工作，努力要创造些新的，能够放大了他的敏感的感觉，那么即使像如史伯伯那样平凡的悲哀，也是我们所愿意听而且同情的。
到他1933年写作《徐志摩论》和《女作家丁玲》时，他已经开始自觉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作家了：“我以为志摩诗情枯窘和生活有关系，但绝不是因为生活平凡而是因为他对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愿意去了解！……这是一位作家和社会生活不调和的时候常有的现象。”切入点是诗人创作上的困惑，评判的基点却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而且，这种判断所代表的是批评者所尊奉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评价。
类似的变化在《庐隐论》、《冰心论》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在对庐隐创作停滞原因的判断和对冰心创作三部曲的发现中，批评者所传达的都是群体意识形态的评判。
《女作家丁玲》在对作家生平及创作进行简单介绍之后，就开始进行代表集体意志的理性评价：“《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已经被彻底清算！”与其说这是批评者茅盾对丁玲的评价，不如说是左翼文学阵营藉此发出的声明。
显然，他的作家论逐渐由宽容走向了苛刻，从艺术性走向了阶级性。到1936年推出《谈〈赛金花〉》时，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已经几乎完全从政治角度出发了。但是，茅盾仍然注重对作家的理解，注重于材料分析中寻求对作家创作动机的剖析，不是一味拘泥于阶级分析。如他对徐志摩的分析就非常真诚，也较为客观。司马长风就曾对其予以这样的评价：“茅盾在政治立场上虽是左派作家，但在许多场合颇能表现艺术家的良心。”
综观茅盾的文学批评体系，我们不难发现，该体系的建立并非完全按照自己的个性与感受，而是常常将个人感受与集团整体的感受相融合。在充分重视文学艺术性的同时，更注重它的功利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个性在批评中的作用。这不仅充分说明茅盾对于努力实现群体目标——确立现代文学新秩序——的自觉意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一种文学批评规范的逐步成熟：艺术性让位给功利性，细腻感受让位给理性思维，个人化角度让位给群体立场，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延伸。这种批评模式不仅能够体现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而且代表着左翼文学批评发展的方向，并且对日后中国现代文学（甚至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选择茅盾作为个案来论述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批评体制建设方面的贡献，不仅可以更生动地认知社会意识借助文学批评参与文学建设的过程，而且还能够梳理一种文学批评规范逐渐确立的过程，这种规范对中国现代文学以至当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分析的立足点是批评者茅盾，但是应该看到，这里的茅盾实际代表着文学研究会群体对于文学“现代性”的想象，他通过批评所传递的主要是该群体的新文学建设观念。
因此，与其说是茅盾推动了注重社会文化功利性的文学批评规范的发展，不如说是文学研究会集体努力的结果。也正是因为经过了这样一种集体性的努力与积淀，更加明确了偏重社会功利性的批评理路，为社会—历史批评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左翼批评乃至整个现代文学中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建设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批评建设的发展走向更直接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向与具体面貌。注重社会文化功利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价值标准，直接影响到了文学创作走向。社会功利性批评经过茅盾及文学研究会群体的努力逐步成熟并具备了重要影响，因此，拥有启蒙救亡主题、社会文化批判意识的文学作品也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而这与文学研究会群体的新文学建设观念是符合的。
结语
从文学制度角度重新认识文学研究会，深入探讨它与中国新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许多原本被忽略的文本之外的文学现象都得以被再度发掘。作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非文本现象的探究无疑可以丰富对文学史的认识。通过本书的努力，不仅对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学发展初期所发挥的综合性效应可以有更全面的认知，而且这种尝试还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制度研究的特点和意义。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制度研究为我们的学术探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可以开拓研究思路，发现许多值得深入的话题。
比如，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文学研究会对新文学发展做出的努力得到了更全面的阐释，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找到社团研究与制度研究的某种联结点，重新认识现代文学发展初期广泛存在的其他文学社团，对它们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影响进行新的观照与梳理？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由初期的繁荣到后来的逐渐消歇，其原因是复杂的，文学制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基本格局，是以文人团体和文学社团为单位的，因此，不仅要对文学研究会这样的重要社团给予学术关注，还要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社团与新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文学社团的出现与消亡所体现出的新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在对上述领域的探索尝试中，制度研究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现代文学的制度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社团研究与制度研究的联姻更属尝试之举，本书的探索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广阔的领域有待研究者的深入。
学术研究是一件喜悦与遗憾交织的事情。本书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度与广度的开掘，努力避免理论模式的呆板套用，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立足于对史料的扎实积累，力求使各个问题的探讨都有翔实的材料作为支撑。
但是反观书稿整体写作，还存在着太多未能充分展开的问题，例如，本书更多阐释了文学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未能对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
作为一种约束和规范性的力量，文学制度对文学生产影响的双重性，特别是文学制度的理性化和工具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与制度形式之间的矛盾，都是值得深入探究而尚未充分展开的话题。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提到对文学的体制研究需要具备的条件：一是资料的问题，另外就是研究者知识和研究手段的准备。诚实地讲，这两方面在我都不具备充足条件。在资料的积累上，虽然自觉非常努力，但仍有许多重要资料（比如具体策划活动时的文字记载）无法找到，因此很多问题只能停留在对相关材料分析基础上的猜测，这无疑会使研究的力度受到很大削弱。而知识储备和研究手段的薄弱匮乏更是此书最大的缺憾。
制度研究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毕竟仍很稚嫩，具体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都处于摸索尝试的阶段。制度的构成是复杂的，有些是可见的，有些则是不可见的，比如有的规范并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相应的实施机构，仅靠成员之间的“默契”去施行，所以，对制度的把握与分析往往会有悬空感，这给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带来极大的困扰。
而笔者自身理论基础的薄弱更使这种尝试困难重重，对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也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好在学术研究具备可延续性，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加倍的辛勤和努力，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所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