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文学论争与文学创作有共生关系，它们共同推动着文学的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需要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的介入，才能生成意义，最终完成自己的价值体系。“文学因批评和论争而生成意义，后者也就构成了文学意义的制度因素，文学生产不但生产作家作品，还生产文学的价值体系。”
第一节 文学论争机制
反观现代文学史，充满着文学论争。从五四时期的文言与白话、新文学与学衡派和甲寅派、“问题与主义”论争，到30年代的“左联”与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艺、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再到40年代的“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论”和“真伪现实主义”等文学论争，几乎每一次论争都有着复杂的原因机制，除了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显在冲突外，还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很多论争都不仅仅是出于纯粹的文学创作需要，或基于创作而提出的文学理论，而是还着眼于社会形势对文学的要求。其关注中心也往往会偏离文学，更多指向社会现实中的其他问题。文学论争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包含着政治、美学、权力等多维因素，只是历次论争中各有侧重而已。要想最大限度地还原其真实面貌，必须对上述因素有全面立体的认识。鉴于已有研究对于政治、美学冲突论述颇丰，本书的着重点在于深入探究文学研究会的历次论争中所体现出的话语权力争夺的深层意图。
文学借助论争吸引社会注意力，获得话语领导权，论争重心不仅仅局限于对概念本身的阐发，而是尽可能占领概念外延所能达到的最大“势力范围”。通过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扩大文学影响的方式和手段，论争得到了文学界的承认和推广，并逐渐蔓延开来，传染和渗透进新文学肌体。因此，对于一种文学思潮或一个社团来说，要想确立自己明确的宗旨与立场，最有效的捷径就是论争。
通过论争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能够迅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对于胸怀远大志向，并已经“包罗各派人物”的文学研究会而言，成立之初，也是颇感寂寞。
迅速扩大影响的想法非常明确。尤其是“新文学”社团的“新”到底落实在何处？隐藏在“新”背后的“现代”如何被清晰指认和命名等问题摆在成员面前。因此，通过论争而凸现的自我命名行动，是被期待的结果。
在文学研究会发起的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强烈的人为操控性。论争的发生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有着人为设计的痕迹：依据需要来具体设定论争内容、对象、步骤，方法，并且注重对论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体制保障。论争发生的期待视野既包括新文学自身建设，也包含着扩大自身影响，占据文坛中心，享有理论主导权等多重复杂因素。从上述需要出发，经过谨慎的考虑，确立最基本的思路，然后选择最适合的论争对象，按照预先设定的思路给对象定位，然后进行逻辑严密的系列攻击：用论争对象的不合时宜来陪衬自身的合法性意义，并且注意将论争与国情发展需要、与对当前文坛流弊的分析紧密相连，在大的文化背景中凸显自身的价值，从而进一步确立自己的主流、权威地位，在此基础上，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身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发展的规范（以文化启蒙为宗旨）。文学研究会注重为论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保障，这不仅在文学研究会刊物的编辑方针、栏目设置中有着鲜明体现，而且有着充分的版面支持。
一、与创造社的论争
（一）被动应战
创造社成立之后很快就挑起了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关于这次论争，茅盾曾这样回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战是在一九二二年初夏，我们正与‘礼拜六’派进行激烈的论战，接着又与‘学衡派’进行论战的时候突然发生的，说它‘突然’，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同创造社发生冲突；当时我和郑振铎对创造社诸君，尤其郭沫若君是很敬佩的。”
当时的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新文学的建设，将论争对象锁定于“鸳鸯蝴蝶派”等旧文学阵营。在这种前提下，创造社的炮火虽然也部分地迎合了文学研究会扩大影响的期待视野，但毕竟同属新文学阵营内部，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创造社显然不是文学研究会预期的论战对象，至少不是最当务之急的对象。所以，与创造社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被动应战。
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始终对郭沫若等人盛情相邀。早在发起时，就曾写信给田寿昌（田汉），邀请他与郭沫若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但田汉没有答复。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就请他到半凇园吃饭，再邀加盟，还是被他婉辞谢绝，只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助。“不加入团体，也可以合作，这是郭沫若当时回答郑的话，我们也以为是这样。那时候我们不知道郭沫若他们正在酝酿成立另一个文学团体。六月上旬郭沫若回到日本，七月初就在东京成立了创造社。”
很明显，文学研究会将创造社视为新文学的同路人，当做要努力团结的对象，并没有任何作为论争对象的意愿。以文学研究会对于论争制度的认识和完善，它的论争目的明确，对象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从自身立场出发，创造社在当时并不是发起论争的对象，文学研究会更关键的任务是与旧文学争夺话语领导权，确立新文学的地位和规范。因此，这次的论争，文学研究会是被动应战，而且，最终选择主动放弃。
（二）论争过程
创造社诞生后，迅—速挑起了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表面看去，论争的分歧在于两种文学观的差异，但是，如果联系五四文坛的状况与创造社作家初登文坛时的境遇，细读他们挑起论战的文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除了显在的文学观的差异之外，还包含着争夺文坛话语权力的深层内涵。
当时的文学研究会确实居于新文学核心位置，大部分成员经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直接秉承了文学革命传统，代表着国内新文学的主流。
而创造社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显然缺乏如此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日本的留学生涯，阻断了他们与国内文学革命的亲密接触，相较于国内文坛余波未熄的革命氛围，他们更多注重自身审美理想的创作，显得缺乏社会根基，以这样的作品突入当时的文坛，难免会遭遇一些挫折。
在郭沫若、郁达夫初登文坛时，确实没有得到多少喝彩与鼓励，当人们翘首以盼的“冲破一切传统手法与思想”的“摩罗诗人”破茧而出时，并没有立即被读者广泛接受。不仅在读者那里遭遇平淡，在出版方面也境遇不畅。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用大量的篇幅写自己在上海泰东书局的类似于“食客”的待遇——虽然管吃管住，但不发聘书、不定职位、不发薪水；尽管当时的他已经发表很多诗作，颇有诗名，但泰东的老板、职员却并不把他看做什么名人。而另一面，他又写到，就是这些轻视自己的人，却为“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的来访喜形于色。笔触虽然充满讽刺不屑，却也流露出一抹辛酸。郁达夫的小说《银灰色的死》，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积压半年之久才得以分六期发表，但作品中刻意展现的主观情绪的传达受到了很大影响。小说集《沉沦》虽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出版的时间却是写作过后的两三年，而在1921年，人们“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书”。
文学批评界也基本上没有接受他们。胡适在1921年对郭沫若的评价是：“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直到1923年，在谈及郭沫若、郁达夫的创作时，他还坦言“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而鲁迅在得知他们在筹备《创造》季刊的消息后表示：“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咖啡（因苦艾酒之类太贵）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
原本自视甚高、急于寻求国内文坛认同的创造社诸君对于如此的际遇当然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决心以激烈的言辞发出存在的声音，立志在文学研究会统领的新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
郭沫若、郁达夫挑起论争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艺文私见》、《海外归鸿·二》等三篇文章就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心理动因。
由郁达夫执笔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刊载于《时事新报》的头版上，文中指出：“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
郭沫若则在刊于《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海外归鸿·二》中直言：“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扬，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见解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
这些犀利的言辞，将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国内文坛，指向新文学的权威阵营——文学研究会，并宣称要以自己的呐喊来打破后者对文坛的统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义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狂妄了……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批评不可以冷却，我们今后一方面创作，一方面批评，当负完全的责任；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
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作个投炸弹的健儿！”
成仿吾则干脆将创造社的使命阐释为：“把他们（指文学研究会——引者注）的大帝国打倒”，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文坛的霸主。
对于他们如此激烈尖刻的文章，文学研究会颇为反感，茅盾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作为回敬，对《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作品阐述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我极表情于《创造》社诸君，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措辞虽然委婉、客观，但也暗含锋芒。在稍后写给周作人的信里，茅盾对自己的出手反击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创造》及郁、郭二君，我本无敌意，唯其语言太逼人，一时不耐，故亦反骂。
新派不应自相争，郁君在发启《女神》出版周年纪念时，似亦有此意，不解其何以一面如此说，而一面又漫骂也。”被动迎战的心态非常鲜明，但创造社显然对他的回击极为兴奋。1922年7月27日和8月11日，郭、郁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分别发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文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分别针对沈雁冰的批评观和文学研究会的文艺观展开批判，嘲笑他们提倡为人生而写作“血与泪”的文学主张，都是“要卖小说，非要趋附着现代的思潮不可。”文学研究会对这样的攻击显然有些气躁了，在给周作人的信里，郑振铎忍不住写到：“我们原无与他们敌对之意，而他们却愈逼愈紧，骂到无所不骂。难道我们竟忍到无可复忍之地步而还要忍受下去吗？乞同北京同人商量一下，应如何对待他们？”虽然周作人及其他北京同人的回复已经无法查证，但接下来文学研究会的确开始了反击：沈雁冰特地撰写《介绍外国作家的目的》和《文学与政治社会》，郑振铎也写了《杂谈》，进行认真辩答。
为了实现自身目的，创造社不仅用最激烈与最尖刻的言辞去攻击文学研究会，甚至专程去挑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籍的错误之处，并写成批评误译的专论。在1922年8月2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2期上，郭沫若就发表了专门罗列《意门湖》（文学研究会出版）的误译之处的专文《批评意门湖译本及其它》，攻击文学研究会不负责任，而成仿吾更是抓住了《小说月报》中佩韦（王统照）误将无神论（Atheism）译为“雅典主义”而极尽嘲讽之能事。这已经完全超越了纯粹的、源于审美观差异的文学论争范畴，而进入到意气之争的领域。
由此可见，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创造社之挑战文学研究会，急切地树文学研究会为敌，纵然有文学观念分歧的显在原因，但是，急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争得在中国文坛的席位，从文学研究会手中争夺话语权，无疑是其挑起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