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媒体投入，网络报道渐成媒体主流
多种媒体全面投入了这次地震报道，包括各地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报道、广播黄金时段的内容播报、电视特别栏目的增设、主持人的重新调配。如凤凰卫视将三位主持人曾子墨、陈鲁豫和窦文涛重新安排至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岗位，参与地震最新情况的传媒报道工作。而在众多媒体中，第一个发布地震消息的是百度贴吧。一名网友在地震吧发了一篇题为“地震了”的帖子，内容简明扼要：“四川地区发生地震。”发帖时间是14时35分，距地震发生时间仅间隔6分钟。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网络媒体的表现相当出色。各大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及商业网站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及时报道。网民通过MSN、QQ、Twitter、贴吧和论坛等途径，把地震的消息瞬间传给对方，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快捷和影响力。此外，由于事件的突发性致使通信交通受阻，相比远在外地的权威媒体网站，区域性新闻网站价值凸显。在地震发生后，四川新闻网、新华网四川频道等地方网站第一时间进行了独家现场报道，为突发性事件报道争取了时间。通过网络新闻、博客、论坛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参与，人们对灾情的最新情况展开广泛热烈的讨论，并积极地进行与事件相关的筹款活动，支援灾后重建工作。
3.传媒的舆论导向效应突出
民众有法律规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面对这次突发事件中不同的声音，中国的传媒基本上实现了主导性的社会群体的行为合法性。在高效、及时、全面地报道“更接近事实”的信息的基础上，央视发挥了国内媒体“领头羊”的作用，这一导向效应最直接的获益者便是灾区的老百姓。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报道中，国内的传媒获得了显著的舆论主导权，境外媒体绝大部分都是转载内地的报道。
由于传媒准确及时的报道，受灾民众可以得到及时救助，国内媒体的公信力、中央政府的凝聚力以及在国际上的中国形象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和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践功不可没。
（二）国外媒体报道的表现
梳理国外媒体的地震新闻采访报道，对国内媒体及记者不无借鉴意义。采访只是新闻报道的前期准备，记者的最终使命在于报道新闻。在地震灾区采访的境外媒体的记者，报道和评述震灾，才是他们工作的目的。国别的不同，使得他们的报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也有明显不同。这是因为新闻事实是客观的，记者的思维是主观的。同为地震报道，境外媒体的记者对汶川地震及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同，决定了他们报道时的立场也不一样。境外媒体的记者们，以他们特有的视角，关注着这场牵动全人类的特大灾难。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各境外媒体对中国关注的角度也不同。因此，在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境外媒体各自的切入点也不尽相同。
1.政治视角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在西方记者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上。有的媒体从政府对震灾新闻开放的角度来报道，与政治因素相联系。譬如，法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有文章认为：“与以往严密控制信息的做法相反，四川地震的报道不受限制。数十名中国记者在地震区提供现场报道，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外国记者的进入不受限制。”而有的记者在灾区采访时，看到了中国的城乡差距。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则报道写道：“如果对比一下四川省会成都市里簇新闪亮的商务大楼和豪华酒店，中国的城乡差距就变得一目了然了。虽然这座有近100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震中仅有90公里，但它在周一的地震中受到的损坏相对要小得多。”这篇报道接着分析说：“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000人的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它凸显了一个已被中国政府定为工作重点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在西方记者眼中，他们看到的不止是震灾，还包括震灾之外的其他东西。
2.军事视角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抢险救灾的主力。国外媒体报道的震灾新闻，自然会从军事视角报道新闻。不少报道肯定了解放军空降部队的行动，称其具备“应对未来突发战争”的能力。此外，由于四川是我国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不少媒体对中国的核设施是否在地震中受损表现得极为关切。“连日来，震中核设施是否受损而导致辐射外泄问题备受关注，外国新闻通讯社纷纷引述法国辐射防护与核能安全研究所（IRSN）专家的话说，由于震级强大，无法排除核设施受损的可能性。”
3.经济视角
汶川地震使四川大部分地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房屋倒塌或损坏，耕地被破坏，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地震第二天，当国内抗震救灾还处于非常紧张之际，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地震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日本Record China网站2008年5月13日报道说，随着地震灾害程度的逐渐扩大，通信、媒体行业以及需要支付大量保险金的保险业的股票价格预计将会下降，银行股票也会下降。另外，因为地震需要灾后建设，预计钢材、建筑机械等股票将上涨，医药品行业也被看好。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说，四川是产粮大省，地震造成耕地重大破坏，将给粮食供应造成困难，粮价恐怕会上涨。尽管地震不会造成中国经济瘫痪，而灾后重建项目几乎肯定会刺激消费，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内生产总值很可能会遭到削弱。
4.安全视角
地震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地震中，倒塌的学校和死亡的学生一度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国外媒体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话题。美国的《基督教箴言报》5月14日以《地震中为何那么多学校倒塌》为题进行了报道，“中国四川12日发生7.9级的地震，一些国际专家质疑该地区的建筑法例和施工实践是否足够”；“地震工程师表示，建造一座可以抵御七到八级地震的建筑是有可能的，但常常被认为是成本过高———成本会增加7％到8％”；“纽约亚洲社会美中中心（Asia Society‘s US-China Center）的研究员斯米尔（Andrew Smeall）认为，中国有相当严格的建筑条例，问题是条例的贯彻”；“珀斯西澳大学的一位土木工程师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上表示，四川的建筑无法承受这次的地震”。此外，地震还可能对震区的生态造成破坏，危及当地的生态安全。地震灾区是中国大熊猫的故乡，大熊猫能否经受得住地震的考验，也是国际关注的对象之一。在报道中国政府救援情况的同时，美联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13日还将目光对准了处在地震灾区的大熊猫身上。报道称，在大地震后，大熊猫安然无恙，不过食物来源令人担心。美国《华尔街日报》建议，中国在防震抗灾中，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5.奥运视角
地震对2008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将产生哪些影响，也成为国外媒体议论的话题。BBC13日报道，“本次地震中国媒体迅速报道可能与今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有关。中国官员似乎意识到对重大自然灾害反应迟缓或掩盖真相将会带来真正的危险。”几个星期之前，很多国家都在指责中国在体育项目上的统治地位，批评北京空气质量和对苏丹事件干预不够等等。但四川地震压倒了所有那些声音，赢得全球同情。“更重要的是，这强化了中国融入世界，与众多国家结成友好关系的认识。这本来也是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的主题，但是却被此前的西藏局势和抗议圣火传递事件罩上了阴影。此时，阴影好像开始消散了。”
二、政府应对策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这意味着报刊、广播、电视的政府报道和信息披露将有法可依。同时，作为重要内容的稿件的信息来源也有了足够的保障。在传媒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日趋迫切的社会背景下，“5.12”地震的发生，对政府的新闻信息公开无疑是一种检验，也是传媒业界的一次机遇。信息公开呼吁政府行政指令与政策规定的连续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在一个法制化的信息社会中，传媒与政府之间理应保持一种有距离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彼此监督。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这种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几次公共危机事件，如“非典”、禽流感、松花江污染，以及2008年初中国南方的冰冻灾害，都属于集合行为。郭庆光在其著述中详细阐述了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集合行为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例如火灾、地震后的群众骚乱，出于某种原因的自发集会、游行、种族冲突、物价上涨的流言引起的抢购风潮等等。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在历次的危机公关和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从“5.12”地震事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应对策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