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毁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斯巴达战后称霸于全希腊，其军队每到一地，就用专制政体取代民主政体，高额税赋和野蛮镇压到处引起叛乱和纷争。雅典人利用了这种情况，曾在公元前4世纪一度重新获得对希腊的领导权，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了。过去，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抗衡是促进各城邦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巨大动力，这种动力曾使整个希腊半岛欣欣向荣，而此时，城邦之间的抗衡则似一把把利剑，到处导致分裂和战争。在连绵不绝的苦难中，希腊半岛的城邦，财力耗尽，人力枯竭。虽然在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取得了军事优势，但到此时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持久地联合或征服希腊各城邦。希腊城邦在政治上的衰败看来是不可阻挡的命运了。
从公元前404年到公元前323年，希腊各城邦仍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然而政治衰败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停滞。也许正是因为左冲右突、你死我活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希腊各城邦的文化交流。由于这种交流，在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仿佛是苏格拉底从自然到心灵的回声，在艺术中产生了新的情趣，过去的拘谨和严肃都消融而成为优雅和自由。雕塑家宁愿雕刻优美的、生机勃勃的人体，而不愿雕刻生硬的、武装了的雅典娜。
公元前387年，苏格拉底的最大弟子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郊建立了阿提摩斯学园，这个学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爱智者”。公元前367年，年仅17岁的亚里士多德进入柏拉图学园，开始了他永垂史册的哲学征途。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一个巨星辉煌的时代。人类的精神也许就是这样，兴于忧患，耽于安乐。
一、色洛芬的经济之论
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在这个时期从苏格拉底时期的朦胧中逐渐现出它的轮廓，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由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弟子——一个退休将军兼庄园主色诺芬（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向人们宣布了它的存在，这就是《经济论》。
色诺芬首先使用了“经济论”这个词，它由两个希腊语词根组成，一是家庭，二是规则。因此在色诺芬那里，这个词是指管理家庭的实际规则与智慧。这本书以苏格拉底与一位雅典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对话，来说明如何训练妻子和奴仆，如何安排家产以及家主的日常事务，其内容非常广泛。然而对一个奴隶主家庭进行分析，相当于对奴隶制经济的分析。色诺芬在对家务琐事的讨论中，对当时的奴隶主家庭经济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并且对经济学的主题作了初步规定：“一种类似家政管理学的东西。”
《经济论》被后人看作苏格拉底学派的“正统”著作，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财富的观念上。色诺芬的基本观念是：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他以笛子为例：
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
如果他把它卖出，换进一些他不会使用的东西，就连这种出卖也不能把它变为财富。
这些论述渗透了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它强调的甚至不是财富的作用，而是财富对人的意义。它强调的不是财富的经济学价值，而是财富的伦理价值。
如何实现财富的伦理价值，色诺芬指出了知识和理性的重要性。不会吹笛子的人要使笛子成为财富，他得知道怎样卖它。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钱，对于钱就要敬而远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财富之内。这似乎是苏格拉底“财富即美德，美德即知识”公式的某种具体运用。
色诺芬将这种滥用财富的“情欲”称之为“暴君”、“骗人的女主人”，并且认为它比公开的武装的敌人还要可怕。“公开的敌人还可能是高尚的人，当他们奴役我们的时候，由于锻炼了我们，可以去掉我们的毛病，使我们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类女主人，在它们支配着人们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人们的身体、精神和财产。” 这大概是色诺芬对伯罗奔尼撒之战中雅典城邦失败的思索与结论。他和老师一样，主张健全城邦的“心灵”根基。
在色诺芬以前，人们一般认为财富和自由是统一的，因为财富导致闲暇，而闲暇则意味着自由。然而，色诺芬通过对“情欲的奴隶”的分析，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财富和自由的对立，并且热切地呼吁，我们一定要争取自由，坚决地反对这些暴君，就好像它们是想奴役我们的武装了的敌人一样。如何赢得这种自由，色诺芬一方面主张增进财富的知识，提高财富运用的伦理，另一方面主张节制，把财富花到必要的用途上，简言之，满足生活必需品的需要。
显然，色诺芬在这里考虑的中心不是把馅饼做得更大，而是合乎伦理地吃馅饼；自由并不与财富的丰裕有关，而是与财富的短缺相连。在色诺芬看来，只有财富处于相对短缺的境地，人们才能谨慎从事，注意自身的道德形象，从而获得自由。当财富丰裕，人们很容易纵情声色，充当情欲的奴隶，而道德的贫困必然导致经济的贫困。
有些人是饕餮的奴隶，有些人是好色的奴隶，有些人是贪杯的奴隶，也有些人是无聊而代价很高的野心的奴隶。这些情欲冷酷地支配着每一个落入它们掌握之中的人，只要它们知道他还强壮，能够工作，它们就迫使他拿出辛苦得来的所有的收入，使他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图花掉它；但是，刚一看到他老弱而不能工作的时候，它们就立刻离开他，使他度那凄凉的晚景，而另去设法把这副枷锁再套到别人的肩头上。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个大陆联邦击败了海洋联邦，一个工商业联邦在一个农业联邦的刀剑下俯首称臣，这一严酷的事实引起了古希腊哲人的深深思索。因此，色诺芬将农业和战争看做最受尊重的职业绝不是偶然的。雅典人素有海上劫掠和殖民掠夺的传统，加之作为一个战败的城邦，重视战争似乎是很自然的。
然而，雅典作为工商业城邦，农业色彩一向淡薄。而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把农业的作用夸张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宣扬农业在一切行业中是最愉快、最有收获和最令人尊重的，同时还是提高武术和竞技的最适当的锻炼，是养成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最好学校，是培养人类同情心和对神的信仰的行业。热烈的赞颂中包含着实际的考虑，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处于垂危的境地了。这正是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因为雅典战败最根本的原因恰恰是物质资源，首先是食品的枯竭。在当时，雅典所需食品的绝大部分，是靠各附属国贡赋。在战争中，雅典的各附属国纷纷投靠斯巴达，加之斯巴达军队的封锁，雅典城被切断了食品供应，不降即死，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而在另一方，斯巴达人的食品自产自用，加之战争后期波斯人的援助，这就决定了战争的结局。战争使雅典人失去了全部海外领地，到了色诺芬发表《经济论》之时，雅典人需要自己养活自己。因此：
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
然而，色诺芬认为，在雅典城邦中，还有上帝不喜欢的职业，那就是手工业。据说，这种技艺使工人成天都静坐在房子里，甚至日日夜夜都呆在火炉旁，既伤身体又伤精神。尤其到了战争期间，农民为了保卫土地纷纷参战，而有一技之长的手工艺匠人仍然宁静地呆在工作房里。色诺芬反对手工业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在伯里克利时代，随着经济的繁荣，雅典城邦雇佣了许多手工业匠人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如著名的帕特农神庙。虽然这些建筑对后人来说是无价之宝，但在当时它确实消耗了雅典城邦大量的资源，而这纯属非生产性投资。雅典战败，也使人们迁怒于手工业。在色诺芬的方案中，不允许公民从事手工业，只能让奴隶和外国人从事这项粗俗的技艺。色诺芬的这一观点，是雅典城邦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以前，人们对手工业匠人的评价颇高。
色诺芬虽然鄙视手工业，但对商业尚无憎恶。他认为，只要人民因交易获利，从事商业是件好事。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他讨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可以使雅典不依赖于附属国的贡赋而繁荣？他的建议主要有两项：开采银矿和发展商业。关于后者，他主张给予海外商人以各种优惠，赋予他们特权，保护他们的利益。在公共庆祝典礼上将带来大量货物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这样做，可以给城邦带来大量的利益。而自己只需采用宽厚的法律和谨慎的监督，不必另付其他代价。然而，色诺芬主要欢迎大商业和海外贸易，谈到小商贩，他却说：“小贩带着他们的货物，他们的叫卖声，他们的鄙俗是不容许到城市的其他部分的，以免他们的喧嚣声干扰了文明者的宁静生活。”
色诺芬虽然轻视手工业，但对分工问题却有卓越的见识。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精通一切的专家。他从波斯国王的宴会受到启发，认为菜肴要做得精美可口，就必须实行分工：
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烹调手艺也是这样。谁只有一个人，他要为丰盛的筵席准备地方，铺桌布，揉面，一会儿准备这种作料，一会儿准备另一种作料，谁就只好满足于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在这里，一个人专门煮肉，另一个人烤肉，第三个人煮鱼，第四个人炸鱼，第五个人烤面包，而且不是各种不同的面包，他只要提供一个品种但是质量非常好的面包就行了——显然，这样做出来的每一种食品都是十分精美的。
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足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
通过上述分析，色诺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分工是一种简化，这种简化可以提高物品的使用价值，能把物品做得更好。也许，更有意义的是他揭示了分工和市场（交易）的关系。色诺芬关于分工思想的两个基本点是：市场决定分工的规模；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工场内部的分工和市场的关系，成为了后来的经济思想家们讨论的永恒主题。
二、柏拉图的理想之国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他最忠实、最聪明的学生和最能独立思考的追随者。柏拉图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贵的雅典家庭，最后一个阿提卡王高德鲁、立法家梭伦都属于这一家族。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避祸他乡，先后到麦加拉、埃及、昔勒尼、南意大利、西西里游历。直到公元前387年返回雅典创办学园。
12年的游历生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埃及，绵延千年的古老文化，特别是僧侣们牢固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理智活动和教育，高度发展的官僚体制，世代相传的固定职业和职业中的严格分工，都给柏拉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昔勒尼，柏拉图通过著名的数学家忒俄多儒（公元前460年—？），提高了自己在数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在南意大利，柏拉图结识了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阿启泰，彻夜的长谈加深了柏拉图对政治制度的认识。
三次西西里之行，给柏拉图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第一次西西里之行（公元前387年），他向僭主大谈僭主政体的弊病，结果被卖为奴隶。幸亏友人及时救难，不然人类思想史上会留下遗憾的一笔。第二次西西里之行（公元前367年），他被怀疑参与卖国活动，差点死于非命。第三次西西里之行（公元前361年），他心爱的弟子狄昂被人谋害，近七十岁的柏拉图老泪纵横。挫折和教训使柏拉图意识到，要改革雅典的政治体制，必须要有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于是他开办学园，培养人才，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柏拉图正是在详尽地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教育、宗教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掌握了当时的数学、天文学、力学、音乐等理论以及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在如此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为后来的思想家们提供了一个永不衰竭的思想之源。
在柏拉图的全部著作中，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的分析居于首位，《国家篇》（又译作《理想国》）和《法律篇》是他的两大主要著作，这两大著作也突出地表现了柏拉图的经济观点。
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理念”概念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概念的主要含义是：真正的存在是某种被智慧所能理解的无形的理念，而被感觉到的经验的物体、事物和现象，则不是真的，因为一般说来它们不属于存在，而属于易变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永远是易变的人类世界不变的神圣目标，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虚幻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