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否认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我国国际形象
受国家商务部的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于2003年完成了《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报告借鉴国际上通行的评价标准与方法，测算出2001年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为69%，证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并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因此，WTO及某些成员方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不公平的，是站不住脚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不仅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且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面对已经大大市场化的中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不仅不尊重客观事实，还使我国在对美等西方国家经济关系中，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一国过多地被提起反倾销起诉，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很容易给别国造成一种经常不按照国际法行事的印象。“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第三节 我国迄今未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调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应诉反倾销案件中的一块绊脚石。但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际权威标准能核定中国是否完全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52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盟、美国仍然拒绝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和贸易规则的约束，也有各国贸易保护和经济政治的考虑，特别还有对中国产品的“恐惧”心理和歧视性的对华反倾销政策，以及我国自身存在的不足。
一、未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内因
1.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
应当看到，我们的经济模式、现状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市场化程度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在《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我们曾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2001年底已达到69%，突破了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线，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2002年和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分别达到72.8%和73.8%，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稳步提高。
当然，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代表目前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很成熟、很完善，已经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其实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正是由于这些不足，才使得许多西方国家以此为“话柄”来指责我们国家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仔细分析和研究我国的改革实践历程，我们发现目前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
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行使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职能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关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法制还欠缺规范；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合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困难群体的援助机制尚待进一步建设和规范等。
（2）国有大企业改革步履艰难，经营机制仍不科学
企业的“短期行为”大量存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微观竞争秩序；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欠缺规范和合理，尤其是缺乏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会计制度、审计制
度等一套财务管理制度；企业领导者自身素质不太高，影响了企业向更高、更科学的方向发展等。
（3）市场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信用缺失和市场无序问题相当严重，在商品市场上，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以回扣等各种形式的诱骗欺诈经营形式屡禁不止。企业之间资金拖欠、坑蒙拐骗、呆账坏账等层出不穷；在生产资料市场，利用经营合同骗买骗卖现象时有发生。在期货市场，交易误导、欺诈、私自对冲、人为造市等问题不乏其例。在证券市场上，虚假招股书、虚假年报等问题普遍存在，误导投资者。这些不规范的交易行为和失信现象直接影响了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
2.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差悬殊
加入WTO后，国际贸易的扩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外资银行的进入，国际结算业务的增加，都要求我国在会计信息的确认、计量与披露符合国际会计惯例。唯此，才能对会计信息进行合理的比较，为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正确的经营决策、筹资和投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是为了较好地履行权利和义务，在倾销与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等贸易战中，有理有据地为自己辩护提供可靠的信息。然而，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尚存在一定差距。
（1）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距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距，主要就是对成本的确认。张泽平指出：我国在反倾销立法与实践中对确定产品成本的会计标准是模糊不清的，我国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没有采用SG＆A这一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术语。从影响成本的主要因素分析，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表现在：我国会计准则计算无形资产成本是不考虑现值因素；对于开发支出等无形资产支出和后续支出，我国会计准则要求不得资本化，而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可以有条件地资本化；对于折旧方法和摊销方法，如对无形资产摊销，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不长于10年，国际会计准则允许摊销20年。上述的这些差异影响了我国对反倾销的应诉，这些差异可能导致成本计算的不同，从而改变倾销裁定的结果。所以协调和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必要的。
（2）市场经济地位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我国众多反倾销诉讼失利的原因都是因为没能在应诉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周友梅认为，我国企业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准则是在反倾销应诉中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措施之一。在经济全球化中，我国应该接受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会计准则，我国的会计准则既要符合我国的特殊情况，也要以国际会计准则为指导来进行会计实务梳理，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取得突破。
3.企业应诉不力
这个问题在上章已经阐述，在这里将不再详述。
二、未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外因
（一）市场经济问题的政治化
1.欧盟、美国政治的需要
（1）欧盟、美国对华政治的需要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似乎是经济问题，只要达到了欧美的上述标准，中国就会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但是，经过思考，我们发现不论是美国的六项标准还是欧盟的五项标准都不存在可以量化的指标，那么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有很大的随意性。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说：“我们援引美国贸易法冠以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名称，这使得我们掌握了对中国施压的有力工具……。”也正如唐纳德·埃文斯于2004年4月28日在美中经济关系演讲中所强调的，“劳资和汇率两项标准将是美国政府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重点考虑的问题……除非由市场主导决定劳资和货币兑换，否则中国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由此可见，美国正是把市场经济地位作为手中的筹码来对中国进行干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将会施加更大的压力，中国劳工权利问题也将会受到美国劳联—产联更多的指责。对于这个政治化了的经济问题，中国与欧盟及美国的谈判不会有明确的时间表。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取决于中国与欧盟及美国能否在战略利益上取得交换。而只有双方在战略利益上达成妥协，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
（2）欧盟、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好之时正是贸易保护盛行之时，一些国家处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压力，频频运用贸易保护措施来取悦国民；进口国政府也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和迫于国内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压力，往往使用反倾销手段限制进口产品。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失业现象突出，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模式从制成品转向服务，导致了制造业部门的相对萎缩。过去美国的舆论认为机器代替了工人；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崛起后，他们又把这种趋势归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际上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很小，即便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美国仍可以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进口相似的产品，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2.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
应该说，世界各国基于本国利益都会采取或轻或重的贸易保护措施，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常态。早期以李斯特为代表的贸易保护理论：是发展中国家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为维护民族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而采取的保护政策和措施。而现在的贸易保护主义指的是：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而采取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国内正在走向衰弱的垄断工业。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则是在此基础上各主要发达国家竞相采取除关税和进口配额以外的其它非关税壁垒手段来实行贸易保护的趋势。
3.欧美冷战思维的延续
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和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也清楚地表明，有关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实际上由政治操盘决定的原则问题。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经常变动。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转向西方国家，则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在欧盟东扩成功以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计划经济国家最近纷纷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脱身；而对经济体制正在或已经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坚决不予认可。很清楚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并强烈地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定上，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美国理所当然地要在经济上为中国设置发展屏障，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除了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之外，在贸易政策上给中国更多的歧视性待遇是实现钳制中国的有效工具。
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的歧视性
在一些国家调整了反倾销政策后，以转型经济国家对待中国的出口产品，对此，美国采取了分别税率政策。分别税率政策（separaterate policy）是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实践中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是在确定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采用替代国数据做法之外的又一项歧视性政策。其核心是假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中所有企业都受政府控制，因此只能适用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税率，除非应诉企业能证明其出口活动在法律和事实上不受政府控制。该政策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未被调查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自动获得受到调查的公司的税率；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而言，必须首先通过单独被调查或“A”卷测试才能获得单独税率或A卷税率。二是那些未能通过此测试的出口企业只能获得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全国性惩罚性税率。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全国性税率要比A卷税率高很多，没有得到A卷税率的出口企业基本上失去了美国市场。
从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反倾销案和对中国虾反倾销案对比可进一步看出这一政策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在加拿大软木案中，美国商务部从数百个申请者中选择了8家强制性应诉企业，在中国的虾案中也从57家企业中选择了9家企业作为强制性应诉企业。但加拿大的其他所有应诉企业无须采取任何措施而自动获得加权平均税率的待遇，而中国企业经过很大努力，仍有近30%的企业未能获得A卷税率。在彩电、结构钢梁等案件中，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获得的平均税率基本上可以维持出口，而针对中国未通过A卷测试企业的税率则完全是禁止性的税率。以上从美国对同一商品采取反倾销而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待遇可更清楚地看出这种做法的不公平性。事实上，WTO协定及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中均没有对分别税率政策进行规定，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在此问题上就该给予中国与其他WTO成员国相同的待遇，而不能以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对中国企业采取不同的待遇。不论是政策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的歧视性，这种做法都有悖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二）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碰撞轨道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主要经济实体——欧盟、美国和日本等的经济形势纷纷呈现衰退迹象，与之形成反差的则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外贸出口增长也较快，国内新兴产业大量涌现。中国产品由于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价格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不断打入世界市场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和消费者的好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国家。
